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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曙光确实有心思。而且是大心思。
工业区土地要征用当然是心思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大的心思，比这大的还有，比如城中村改造，比如儿子戚贺鹏不学好，比如当年逃港的那些人现在要争取村民的权利等等，哪一件都不比工业区土地征用更省心。
贺曙光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却越来越惑。他甚至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产生了怀疑。他常常想，如果人生允许重新选择，或许他并不选择现在的这条道路，最好能走弟弟贺子强这条道，塌实，受尊敬，没那么多的烦恼，还不会得罪人。如果这条道走不了，那么就应该走郭辉的道，自己做企业，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也不需要看下面的脸色，只需要看市场的脸色就行了，不像现在，表面上很威风，被大家举得那么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羡慕他的人常常是想从他这里得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那么就由羡慕边嫉妒了。嫉妒他的人一天到晚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幸灾乐祸，如果等不到，他们就暗中使绊子，即使放不倒你，也让你难受一下。比如当年他翻建房子的时候，提前收了麦建新的租金，结果不知道被什么人写了匿名信，告到管理区，说他受贿，要不是管理区主任王寿桃对他还算了解，一封匿名信把他送进大牢也有可能的。还比如前年带娣姐姐的丈夫出车祸死了，二叔婆出面找他，说带娣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安，实在可怜，想迁回村里来，因为迁回来就有保障了，求贺曙光高抬贵手，接受他们，你说贺曙光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这样的情况村里不是一个两个，口子一开，还得了？不接受，不仅情感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让人误解他小肚鸡肠，还在为他母亲的死记恨贺老二，结果可想而知，搞得贺曙光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落好，一肚子委屈和内疚还没地方说。如果他不是村里当家的，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当然，这还都是过去的事情，眼下还有更烦恼的。
眼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征用工业区土地的事情。其实这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当初建设这个皇凤岗工业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块土地早晚要被政府征用，他们还曾经算过一笔账，只要这个工业区能存在五年，他们就不亏了，如果存在十年，他们就赚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业区已经存在十五年以上了，他们赚大了，但是，人心不足，既然赚大了，那么就还想更大，就更舍不得被征用，谁愿意自己家的摇钱树被征用呢？谁也不愿意，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意。所以，难度反而加大了。
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是必然的，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当时的罗沙村先斩后奏擅自开发的，当时这里距市中心还比较远，所以他们开发也就开发了，开发成工业区总比保留一个乱坟岗要好，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变成市中心了，难道真的在市中心的心脏地带保留一个工业区？所以，征用是必然的，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征用，征用过来做市民广场。
原著居民虽然心知肚明，知道工业区被征用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找出很多拒绝征用的理由。说这块土地虽然当时是村里先斩后奏建设的，但是，建成之后，他们补办了手续，使本来不合法的开发变成合法的了，既然合法了，那么凭什么想征用就征用？
原著居民这样说并不是无知，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征用，他们都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当然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无论他们当年补办了什么手续，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还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他们仍然要这么闹，目的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政府的出价已经达到两亿元人民币，一听就是天文数字了，但原著居民仍然不同意，说皇凤岗工业区确实是块风水宝地，现在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三千多万，如果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赔偿十年的租金，远远不止两亿。而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按上限中的上限再加一个系数，怎么算也只能支付两个亿的征地费，再高了没有依据，也坏了规矩，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步。这就让贺曙光很为难，他不能太向着村民，因为他不仅是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党和政府最基层一级的领导干部，按照组织原则，他必须与上面保持一致，况且，他认为两个亿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就这个工业区本身产生的效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当初开发时的期望了，人不能贪得无厌。所以，他希望村民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村民不卖他的账，并且警告他不要吃里扒外，不要出卖乡亲们的利益等等。现在的原著居民对城市人识大体、讲道理的东西没有学会，能说会道却学得很快，不明着骂他，但说出的话让他比挨了骂还难受。无奈之下，贺曙光还讨教过自己的岳父七叔公。七叔公退位之后老得快，现在看上去比贺三都老，或者是故意装老，说现在的原著居民不是当年的村民了，更不是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他的话不好使了，还是你自己找王市长商量去吧。
王市长就是王寿桃，现在当市长了，副市长，正好分管城市建设，工业区征用的事情就是他亲自抓的。
不用贺曙光找，王寿桃自己就找过贺曙光了，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开现场办公会，王寿桃在会上直接向贺曙光打了招呼，要他首先自己思想上要通，不要做少数群众的尾巴，要服从大局，要有全局观念，要跟上面保持一致等等。还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王市长在开人代会，还专门抽时间召见了贺曙光，说这件事情要抓紧，人代会上已经有代表质询这个问题，闹得他都很被动。
王寿桃的话让贺曙光很内疚，这么大的领导还在他这么小的干部面前说好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一边点头，一边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
贺曙光不是应付领导，他是真心点头，真下决心，但是，一回到村里后，准确地说还没有回到村里，只是远远看见那个大牌坊，立刻就腿软了，仿佛那大牌坊真的像当年村民们议论的那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口，随时要把他吃下去一样。
贺曙光第一次对牌坊产生了恐惧，或者是对自己领导的村子产生了恐惧，竟然有些害怕回去了。
贺曙光没有回罗沙村，让司机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个茶楼，要司机把车子开走，等他的电话。
打发走司机，贺曙光进了茶楼，要了一个小包间，坐稳后，足足愣了十分钟，才分别给大佬张和郭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
这时候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商量，只有他们两个既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又与村里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佬张虽然算村里人，按说与村里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为人正直，比较公正，而且是外来户，与村里其他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贺曙光相信他能比较客观地为他出主意，不会搀杂个人利益和情感。要是以前，贺曙光或许还会叫上麦建新，但是现在不行了，麦建新的工厂早已经搬迁到东莞，找起来不方便，而且，他对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找他来也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
大佬张比郭辉先到一步。进来之后，对贺曙光笑一下，算是打招呼，贺曙光则表情严肃，做了个手势，请大佬张坐，但并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地抽烟。
贺曙光抽烟，但是从来不主动抽烟，或者说，很少单独抽烟。主要是没有烟瘾，遇上跟抽烟的人在一起，别人抽他也抽，别人不抽他自己想不起来抽。所以，大佬张进来后，看到贺曙光一个人单独在这里自己抽烟，就有一点紧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大佬张首先想到的是戚贺鹏的事情，因为只有戚贺鹏的事情才与他有关，才会单独把他约到村外来。
大佬张更加紧张，感觉自己额头上的皮肤在跳动。
大佬张跟贺曙光是老朋友了。要不是这层关系，大佬张还进不了罗沙村。当初大佬张来罗沙村的时候，贺曙光还不是村干部，甚至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重要性的运输公司负责人，贺曙光还是在大佬张的积极张罗下入党的，并且他还是贺曙光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两个人算是铁哥们了吧。刚开始，大佬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贺曙光面前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称兄道弟，没大没小，特别是村委会那年月，七叔公是村支书兼主任，大佬张和贺曙光是委员，但大佬张是治保委员兼村治安办主任，比贺曙光还威。那年月，村治安办主任相当于村里的二把手。那时候深圳人去香港控制得非常严格，村里人要去香港，要过很多关，其中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关，就是村里这一关，而村里这一关就掌握在大佬张手里。那时候，外来人口还要办理暂住证，给谁办理暂住证，不给谁办理暂住证，甚至你走在大街上，治安办的治安员看你不顺眼，喊你站住，让你掏出暂住证，接受他们检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刚来深圳，还没有办理暂住证，或者办理了，但是已经过期，没有及时补办，甚至是你的暂住证并没有过期，但是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了，治安员立刻就有权力把你带走，让你罚款或者把你送到樟木头做苦力。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治安员甚至故意找茬，明明知道你有暂住证，并且暂住证也没有过期，但是他接到手后，看也不看，立刻就把它撕了，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把你带走，也是有可能的。可见，那时候作为村里的一个治安员是够威风的。一个小小的治安员尚且如此，何况他们的司令呢。所以，那时候的大佬张是够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孙志刚事件之后，先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后是办理暂住证非常容易且收费低廉，最后干脆不要暂住证了，再后来，深圳各城中村的治安办改为警务室，直接归派出所管了，明确重申治安员没有执法权，加上居民往返香港直接凭身份证去各区的办证大厅公开办理，非常方便，不需要求爹爹拜奶奶说好话陪笑脸，大佬张的权力一下子失去一大半，人也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威风。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起，他和贺曙光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拘谨了，不那么放肆了。比如现在，他见贺曙光的烟吸完了，立刻就敬上去一根，而且把打火机打着了火，凑上前，替他点火。而贺曙光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已经习惯他这样，竟然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下，坦然接受了。
贺曙光虽然并没有特意看大佬张，但大佬张的眼睛还是本能地躲闪，他不敢看贺曙光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不敢让贺曙光注视他的眼睛。本来贺曙光在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大佬张的反应，但是，大佬张这样刻意地躲闪，反而引起了贺曙光的注意。于是，贺曙光就看着大佬张，或者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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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曙光确实有心思。而且是大心思。
工业区土地要征用当然是心思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大的心思，比这大的还有，比如城中村改造，比如儿子戚贺鹏不学好，比如当年逃港的那些人现在要争取村民的权利等等，哪一件都不比工业区土地征用更省心。
贺曙光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却越来越惑。他甚至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产生了怀疑。他常常想，如果人生允许重新选择，或许他并不选择现在的这条道路，最好能走弟弟贺子强这条道，塌实，受尊敬，没那么多的烦恼，还不会得罪人。如果这条道走不了，那么就应该走郭辉的道，自己做企业，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也不需要看下面的脸色，只需要看市场的脸色就行了，不像现在，表面上很威风，被大家举得那么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羡慕他的人常常是想从他这里得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那么就由羡慕边嫉妒了。嫉妒他的人一天到晚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幸灾乐祸，如果等不到，他们就暗中使绊子，即使放不倒你，也让你难受一下。比如当年他翻建房子的时候，提前收了麦建新的租金，结果不知道被什么人写了匿名信，告到管理区，说他受贿，要不是管理区主任王寿桃对他还算了解，一封匿名信把他送进大牢也有可能的。还比如前年带娣姐姐的丈夫出车祸死了，二叔婆出面找他，说带娣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安，实在可怜，想迁回村里来，因为迁回来就有保障了，求贺曙光高抬贵手，接受他们，你说贺曙光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这样的情况村里不是一个两个，口子一开，还得了？不接受，不仅情感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让人误解他小肚鸡肠，还在为他母亲的死记恨贺老二，结果可想而知，搞得贺曙光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落好，一肚子委屈和内疚还没地方说。如果他不是村里当家的，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当然，这还都是过去的事情，眼下还有更烦恼的。
眼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征用工业区土地的事情。其实这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当初建设这个皇凤岗工业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块土地早晚要被政府征用，他们还曾经算过一笔账，只要这个工业区能存在五年，他们就不亏了，如果存在十年，他们就赚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业区已经存在十五年以上了，他们赚大了，但是，人心不足，既然赚大了，那么就还想更大，就更舍不得被征用，谁愿意自己家的摇钱树被征用呢？谁也不愿意，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意。所以，难度反而加大了。
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是必然的，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当时的罗沙村先斩后奏擅自开发的，当时这里距市中心还比较远，所以他们开发也就开发了，开发成工业区总比保留一个乱坟岗要好，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变成市中心了，难道真的在市中心的心脏地带保留一个工业区？所以，征用是必然的，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征用，征用过来做市民广场。
原著居民虽然心知肚明，知道工业区被征用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找出很多拒绝征用的理由。说这块土地虽然当时是村里先斩后奏建设的，但是，建成之后，他们补办了手续，使本来不合法的开发变成合法的了，既然合法了，那么凭什么想征用就征用？
原著居民这样说并不是无知，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征用，他们都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当然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无论他们当年补办了什么手续，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还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他们仍然要这么闹，目的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政府的出价已经达到两亿元人民币，一听就是天文数字了，但原著居民仍然不同意，说皇凤岗工业区确实是块风水宝地，现在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三千多万，如果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赔偿十年的租金，远远不止两亿。而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按上限中的上限再加一个系数，怎么算也只能支付两个亿的征地费，再高了没有依据，也坏了规矩，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步。这就让贺曙光很为难，他不能太向着村民，因为他不仅是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党和政府最基层一级的领导干部，按照组织原则，他必须与上面保持一致，况且，他认为两个亿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就这个工业区本身产生的效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当初开发时的期望了，人不能贪得无厌。所以，他希望村民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村民不卖他的账，并且警告他不要吃里扒外，不要出卖乡亲们的利益等等。现在的原著居民对城市人识大体、讲道理的东西没有学会，能说会道却学得很快，不明着骂他，但说出的话让他比挨了骂还难受。无奈之下，贺曙光还讨教过自己的岳父七叔公。七叔公退位之后老得快，现在看上去比贺三都老，或者是故意装老，说现在的原著居民不是当年的村民了，更不是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他的话不好使了，还是你自己找王市长商量去吧。
王市长就是王寿桃，现在当市长了，副市长，正好分管城市建设，工业区征用的事情就是他亲自抓的。
不用贺曙光找，王寿桃自己就找过贺曙光了，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开现场办公会，王寿桃在会上直接向贺曙光打了招呼，要他首先自己思想上要通，不要做少数群众的尾巴，要服从大局，要有全局观念，要跟上面保持一致等等。还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王市长在开人代会，还专门抽时间召见了贺曙光，说这件事情要抓紧，人代会上已经有代表质询这个问题，闹得他都很被动。
王寿桃的话让贺曙光很内疚，这么大的领导还在他这么小的干部面前说好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一边点头，一边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
贺曙光不是应付领导，他是真心点头，真下决心，但是，一回到村里后，准确地说还没有回到村里，只是远远看见那个大牌坊，立刻就腿软了，仿佛那大牌坊真的像当年村民们议论的那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口，随时要把他吃下去一样。
贺曙光第一次对牌坊产生了恐惧，或者是对自己领导的村子产生了恐惧，竟然有些害怕回去了。
贺曙光没有回罗沙村，让司机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个茶楼，要司机把车子开走，等他的电话。
打发走司机，贺曙光进了茶楼，要了一个小包间，坐稳后，足足愣了十分钟，才分别给大佬张和郭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
这时候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商量，只有他们两个既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又与村里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佬张虽然算村里人，按说与村里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为人正直，比较公正，而且是外来户，与村里其他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贺曙光相信他能比较客观地为他出主意，不会搀杂个人利益和情感。要是以前，贺曙光或许还会叫上麦建新，但是现在不行了，麦建新的工厂早已经搬迁到东莞，找起来不方便，而且，他对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找他来也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
大佬张比郭辉先到一步。进来之后，对贺曙光笑一下，算是打招呼，贺曙光则表情严肃，做了个手势，请大佬张坐，但并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地抽烟。
贺曙光抽烟，但是从来不主动抽烟，或者说，很少单独抽烟。主要是没有烟瘾，遇上跟抽烟的人在一起，别人抽他也抽，别人不抽他自己想不起来抽。所以，大佬张进来后，看到贺曙光一个人单独在这里自己抽烟，就有一点紧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大佬张首先想到的是戚贺鹏的事情，因为只有戚贺鹏的事情才与他有关，才会单独把他约到村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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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张跟贺曙光是老朋友了。要不是这层关系，大佬张还进不了罗沙村。当初大佬张来罗沙村的时候，贺曙光还不是村干部，甚至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重要性的运输公司负责人，贺曙光还是在大佬张的积极张罗下入党的，并且他还是贺曙光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两个人算是铁哥们了吧。刚开始，大佬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贺曙光面前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称兄道弟，没大没小，特别是村委会那年月，七叔公是村支书兼主任，大佬张和贺曙光是委员，但大佬张是治保委员兼村治安办主任，比贺曙光还威。那年月，村治安办主任相当于村里的二把手。那时候深圳人去香港控制得非常严格，村里人要去香港，要过很多关，其中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关，就是村里这一关，而村里这一关就掌握在大佬张手里。那时候，外来人口还要办理暂住证，给谁办理暂住证，不给谁办理暂住证，甚至你走在大街上，治安办的治安员看你不顺眼，喊你站住，让你掏出暂住证，接受他们检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刚来深圳，还没有办理暂住证，或者办理了，但是已经过期，没有及时补办，甚至是你的暂住证并没有过期，但是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了，治安员立刻就有权力把你带走，让你罚款或者把你送到樟木头做苦力。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治安员甚至故意找茬，明明知道你有暂住证，并且暂住证也没有过期，但是他接到手后，看也不看，立刻就把它撕了，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把你带走，也是有可能的。可见，那时候作为村里的一个治安员是够威风的。一个小小的治安员尚且如此，何况他们的司令呢。所以，那时候的大佬张是够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孙志刚事件之后，先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后是办理暂住证非常容易且收费低廉，最后干脆不要暂住证了，再后来，深圳各城中村的治安办改为警务室，直接归派出所管了，明确重申治安员没有执法权，加上居民往返香港直接凭身份证去各区的办证大厅公开办理，非常方便，不需要求爹爹拜奶奶说好话陪笑脸，大佬张的权力一下子失去一大半，人也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威风。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起，他和贺曙光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拘谨了，不那么放肆了。比如现在，他见贺曙光的烟吸完了，立刻就敬上去一根，而且把打火机打着了火，凑上前，替他点火。而贺曙光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已经习惯他这样，竟然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下，坦然接受了。
贺曙光虽然并没有特意看大佬张，但大佬张的眼睛还是本能地躲闪，他不敢看贺曙光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不敢让贺曙光注视他的眼睛。本来贺曙光在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大佬张的反应，但是，大佬张这样刻意地躲闪，反而引起了贺曙光的注意。于是，贺曙光就看着大佬张，或者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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