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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赶紧炒豆，叫他挑卖豆仔酥。也因为监狱卖米，比较得厚利，也挑米到监狱去卖。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杨之乱，祖父给"长毛反"抓去当挑夫，因此母子两人挣扎过活。父亲二十四岁，才入教会的神学院，中文自然是无师自通的。因此他常同情于穷家子。我母亲也是出身寒微之家。常立在大门，有过路挑柴卖菜的，她总是请他进来喝一碗茶休息。有一回乡绅作怪，县里包柴税。乡下人上山采柴，挑几十里路来平原卖。一挑可卖到一百二十文。这包税制度，是鱼肉乡民的，没有什么定税。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场，乡下人都来买卖。有一回父亲遇见那位乡绅，硬要卖柴的人，每挑纳七十文的税。父亲挺身出来，与乡绅大闹，并说要告到县里去。乡绅才销声匿迹而去。
说到我二姐，是这样的。我进大学，是替她去的。二姐聪明美丽，想入大学而无法入大学。我们乡下的家，就是家庭学校。大约乡下人起来早，男孩子管洗扫，在家里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园，女孩子管洗衣及厨房。那时我母亲已五十以上了，家里洗衣烧饭是她管的。暑假夏天，大家回来，早餐后就摇铃上课，父亲自己教，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我记得约十一时，我二姐必皱着眉头说她得烧饭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温习，日影上墙时，她又皱着眉头，说须去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打叠后，又须烧晚饭。她属虎，比我大四岁。我们共看林琴南译的说部丛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之类。还有一次，我们两人，口编长篇小说，随想随编，骗母亲取乐，并没有写下来，记得有一位法国侦探名为"库尔摩宁"，这是我们骗母亲的。
她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就吵要上福州入学高造。这怎么可能呢？我父亲生六男二女，又好做梦，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当嫁，是当时的风气。记得听父亲对朋友讲，要送二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传下来的房屋变卖来的。到了签字卖屋之时，一点泪滴在契约纸上。到福州上学，教会学校可免学费，但是单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这就无法筹措。所以我二姐上进求学，是绝无希望的。
她那聪明的头脑，好读书的心情，我最晓得。她已二十岁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说亲，母亲来房中向她说，她总是将油灯吹灭，不同她讲。父亲在做狂梦，夜里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牧师的月收是廿四元，这不是做狂梦吗？（他看了不少上海广学会的新书，所以知道这些）。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牺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岁，我十八岁，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钱是借来的），她要到山城结婚，葬了她求学的美梦。她结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们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远行留学，同船沿西溪到那乡镇。未结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袄里的口袋拿出四毛钱含泪对我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是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这读书成名四字，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话，但这离别的情怀又不同了。那话于我似有千钧重的。
过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里薄有家产，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这一门媳妇，总算衣食无忧。她问到我学到什么英国话。我告诉她。匆匆行别，也诉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听见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坟还在坂仔西山墓地。
又赶紧炒豆，叫他挑卖豆仔酥。也因为监狱卖米，比较得厚利，也挑米到监狱去卖。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杨之乱，祖父给"长毛反"抓去当挑夫，因此母子两人挣扎过活。父亲二十四岁，才入教会的神学院，中文自然是无师自通的。因此他常同情于穷家子。我母亲也是出身寒微之家。常立在大门，有过路挑柴卖菜的，她总是请他进来喝一碗茶休息。有一回乡绅作怪，县里包柴税。乡下人上山采柴，挑几十里路来平原卖。一挑可卖到一百二十文。这包税制度，是鱼肉乡民的，没有什么定税。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场，乡下人都来买卖。有一回父亲遇见那位乡绅，硬要卖柴的人，每挑纳七十文的税。父亲挺身出来，与乡绅大闹，并说要告到县里去。乡绅才销声匿迹而去。
说到我二姐，是这样的。我进大学，是替她去的。二姐聪明美丽，想入大学而无法入大学。我们乡下的家，就是家庭学校。大约乡下人起来早，男孩子管洗扫，在家里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园，女孩子管洗衣及厨房。那时我母亲已五十以上了，家里洗衣烧饭是她管的。暑假夏天，大家回来，早餐后就摇铃上课，父亲自己教，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我记得约十一时，我二姐必皱着眉头说她得烧饭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温习，日影上墙时，她又皱着眉头，说须去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打叠后，又须烧晚饭。她属虎，比我大四岁。我们共看林琴南译的说部丛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之类。还有一次，我们两人，口编长篇小说，随想随编，骗母亲取乐，并没有写下来，记得有一位法国侦探名为"库尔摩宁"，这是我们骗母亲的。
她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就吵要上福州入学高造。这怎么可能呢？我父亲生六男二女，又好做梦，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当嫁，是当时的风气。记得听父亲对朋友讲，要送二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传下来的房屋变卖来的。到了签字卖屋之时，一点泪滴在契约纸上。到福州上学，教会学校可免学费，但是单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这就无法筹措。所以我二姐上进求学，是绝无希望的。
她那聪明的头脑，好读书的心情，我最晓得。她已二十岁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说亲，母亲来房中向她说，她总是将油灯吹灭，不同她讲。父亲在做狂梦，夜里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牧师的月收是廿四元，这不是做狂梦吗？（他看了不少上海广学会的新书，所以知道这些）。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牺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岁，我十八岁，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钱是借来的），她要到山城结婚，葬了她求学的美梦。她结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们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远行留学，同船沿西溪到那乡镇。未结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袄里的口袋拿出四毛钱含泪对我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是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这读书成名四字，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话，但这离别的情怀又不同了。那话于我似有千钧重的。
过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里薄有家产，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这一门媳妇，总算衣食无忧。她问到我学到什么英国话。我告诉她。匆匆行别，也诉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听见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坟还在坂仔西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