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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有违常理，如果发现了尸体，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闵妃生死不明，可要如何帮她办理后事呢？
询问大院君，他的意思是：“王后既不能上天，也无法钻地。况且，搜遍了京城住家，也找不到的行踪，这不是死了又是什么？分明就是乱军杀了王后，又把尸体丢入水中，不知道漂到何处了。所以此时办理国丧，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
大臣们询问：“没有尸体，要如何办理国丧呢？”
大院君傲然答曰：“既然找不到尸体，就用衣物代替遗骸，放人棺木中处理吧！”
大院君设立国丧都监，来处理闵妃是丧礼事宜，将明政殿改为望哭处，欢庆殿改为殡殿，任命洪顺目、李载冕、赵永夏等大臣总理国丧。朝廷之中也有大臣上疏反对办理国丧，但是大院君一律不予理会。
替生死不明的王后办丧事，这种事情在朝鲜李氏王朝500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仅此一次。
宣布进入国丧之后，大院君立即解散了集结起来的叛军，恢复了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编制，削去闵氏家族的一切政府要职，起用那些拥护自己的两班为大臣，重新组织起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机构。
大院君的所作所为，同起义士兵的期待恰恰相反，他不但对他们的迫切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吩咐手下严阵以待，一旦暴乱士兵再次骚动，将给他们以严厉的制裁。
叛乱士兵被解散的当天夜里，叛军首领许煜骑马来到城门外，见到官兵正在饮酒作乐。
许煜呵斥道：“不好好看守城门，怎么在喝酒呢？”
“肚子里空空的，大家喝点米酒解闷啊！”
守城军官满不在乎的回答。
“有没有人到城外去啊？”
军管带着酒意说：“没有一个人敢走出这个城门的，您放心吧！来吧，大家喝一杯！”
“大院君有吩咐，要好好看守城门，可不要让那些外戚弄臣还什么王后跑掉啦！”
军管哈哈大笑：“那些家伙早就脚底抹油，开溜了！再说不是已经宣布王后死了吗，举行国丧了，您不用担心啦！来吧，来喝酒啊！”
许煜策马离去。
军官谈了一声：“哎呀！说变天了，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说说看，咱们有什么不一样了？来来来大家喝酒吧！”
夜很深了，突然一行人出现在守城官兵眼前，兵士大喝一声：“什么人！站住！”
四个轿夫停下轿子，为首的一个轿夫走上前来，对着守城门士兵们打着哈哈：“大人，小人是想要出城的百姓。”
两个士兵通报给守城军官，军官醉醺醺地走近前，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子，摇着头：“回去吧！什么人都不许进出！”
轿夫冲着军官深深施礼，哀求道：“这位军官大老爷，行行好让我们家小姐出去吧我不会亏待您的。”
军官努力睁大眼睛望着他，估量着他会出什么价钱，轿夫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布包，偷偷塞给军官。
军官掂了掂手中的东西，面带喜色，尴尬地挠了挠头，将布包半推半就地送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啊”
轿夫挡住了军官的手，小声说：“你一定要收着啊。”
军官嘻皮笑脸地说：“你要这样可不好啊。”
手却将布包揣到了怀里。
“干吗一定要现在出城呢？”
为了安全，军官问的详细点。
轿夫回答：“轿子里的是为了避难回乡下的闺秀！”
“诶？大院君已经入宫了，京城也安全了，为什么还要逃难啊？”
“军官老爷，我家小姐命苦啊。马上就要嫁人了，结果新郎家里成了一片瓦砾，男方是闵家人，肯定会招惹祸事的，怎能不逃命啊！”
“可是，大院府大监有令，不许放人出城啊，你想要我不得好死吗？”
“这位老爷，就当救救可怜人吧。看您相貌堂堂，必定是个善人，您就帮帮我们，我们乡下人，人生地不熟的。再说，大院君的世界又怎样呢？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这句话说到军官心坎上了，他点了点头：“嘿嘿，你倒会说话。不过，说的也是”
“那，您就打开门，让我们出去吧！”
“快点带来吧！”
轿夫转身跑向身后的轿子，四个人抬着轿朝城门走过来。这个为首的一个轿夫，就是洪在义。
这一行人出了城门，奔乡下急行，约莫走了半个时辰的光景，轿中之人忽然开口：“停下轿来！”
四个轿夫停了脚，洪在义低声劝阻：“娘娘赶路要紧啊。”
轿中之人不说话，洪在义只有放下轿子。
轿帘一挑，闵妃走到轿外，她回身朝着京城的方向凝望。黑暗之中滑落的泪水无人觉察，也没人看见闵妃紧咬的双唇和攥紧的拳头。
她在心中默念：“王上，臣妾走了。但就算化成白骨，臣妾也必定会回来的。我的孩子，母亲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另一个“轿夫”闵应植轻轻催促道：“娘娘请恕罪啊”
闵妃缓缓转过身，回到轿中，冷冷说道：“走吧！”
闵妃在洪在义的保护下逃出王宫，原本暂时躲在安国洞的尹泰骏家中，听到了大院君宣布国丧的消息，知道京城已经不能呆了，便设法逃到了骊州闵泳伟家。最后，秘密赶到位于长湖院的闵应植家中，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大院君用极端的方式了结闵妃的问题之后，开始施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大举肃清闵氏一派与亲日派之后，将自己人，全面安插到朝廷重职之上，闵妃因为财政困难而一直铸钱的弊端，也予以扫除。大院君似乎要一扫闵妃时代累积下来的腐败政治，朝鲜李朝再次举起了斥和大旗。
壬午兵变之后的第8天，1882年8月1日，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给北洋大臣张树声去电，告知朝鲜兵乱。此时，李鸿章已回合肥奔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张树声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建议：中国应派兵船前往观变，察看情形，相机办理。两天以后，驻日公使黎庶昌又来电报，报告了日本的动向。张树声在转达黎电时，附了一份津海关道周馥与当时在天津的朝鲜陪臣金允植的问答节略，据金允植说：朝鲜国内有事不能自定，而且杀了日本人，日本必定要借机干预要挟。请求中国派出兵船、陆军千名，协助朝鲜平乱。
金允植是闵妃一派的人物，主张开化，藏匿在长湖院的闵应植家中的闵妃暗中派人正在与其联络，请他敦请清朝出兵朝鲜，镇压起义士兵，协助自己恢复政权。
壬午兵变根本上说是朝鲜内政，但由于在暴动过程中伤害了日本人和冲击了日本使馆，引起了清王朝的严重不安。作为宗主国，清王朝对藩属国的内政自不应干涉，况且大院君重新执政后并没有废君更朔，也没有任何割断与清王朝宗藩关系的迹象，但他反对开国政策，从而可能导致破坏列强与中国之间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尤其是可能导致日本借口乘机出兵朝鲜，从而破坏清王朝在东北海疆的战略构想。因此，清朝必须对此作出反应的。这既是国防的需要，也是宗主国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略的道义责任，更何况闵妃已经通过金允植表达了，敦请清朝出兵，平定叛乱之意。
之前从金允植和周馥的答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壬午兵变与去年李载先等聚众谋变如出一辙，而李载先则是大院君的之子，这就是说，金允植对清朝隐指，兵变谋主可能是大院君李是应。虽然这种说法是否确切，还很令人怀疑，但将大院君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以夷制夷”政策，也以此平息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因此清朝政府在出兵朝鲜之前，便做好决定，届时捉拿“兵乱祸首李昰应”
在内政与外交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属国成了清王朝堂皇的借口，清朝开始派兵进入朝鲜平定内乱，防范日本图占朝鲜。由丁汝昌、吴长庆、袁世凯等率领的3千名清军，在4艘军舰的载运护送下，开抵汉城。在此之前，日军约一千数百名已先后到达仁川。双方在仁川相遇时没有发生冲突。
为了抢在日军之先，马建忠在清兵抵达汉城之前，先带兵营二哨驰赴汉城。马建忠进入朝鲜京城，即与大院君会晤，先以好言相接，释其疑虑。为防止日使花房义质骤然决裂，第二天马建忠又回到仁川会晤了花房义质，告之中国准备替朝鲜先除内患，使国家得以自主，再与日本商谈事务。在对待朝鲜平乱问题上，清军取得了主动权。
但是，当清军抵达京城时，兵变已经平息，大院君已经在高宗任命下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面对无乱可平的现况，清军着手执行“获致”大院君的任务。马建忠、丁汝昌根据向导金允植、鱼允中所探得“乱党”的情况，连夜去吴长庆大营商密定了诱执大院君、究捕“乱党”的计划。
第二天，吴长庆入城拜会了大院君。下午三时，大院君到清军大营作礼节性回访。清国军士高兴的迎接大院君，还举行盛大的欢迎宴，趁机支开了大院君的十余名守护。在宴会结束前，忽然出现了一群挥舞著枪剑的猛兵，强将大院君拉上轿子，连夜冒雨遄行。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大院君被掳到了南阳海口，即上“登瀛州”号军舰，由管带叶伯压解送至天津。
大院君被送至天津后，李鸿章亲自询问其变乱缘由及乱党的首领，但问不出清方所需要的材料。李鸿章便命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袁保龄、马建忠等再行详细询问。
对大院君的询问集中在以下问题：变乱缘由，李最应为何被杀？乱首何人先入王宫？何队兵卒环首于李是应？为何不捕治乱党？这些问题表明清政府仍然希图弄清事件真相及大院君李昰应在兵变中应负什么责任。
这次询问，清方仍没有获得李昰应系兵变主谋的自供。而事实上，壬午兵变是朝鲜军民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反对日本侵赂势力渗透的正义斗争，大院君只是利用了这场兵变，以实现其蓄谋已久夺回政权的目的。
清政府早就根据张树声的报告认定李昰应就是乱首，经过几次询问，李鸿章虽知证据不足，但是为大清国计，必须定其罪名并加以处理。
至于如何处理大院君，清廷有人建议“将昰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的处理。之所以要把他留在中国，是为了避免大院君在朝鲜再度激发党争，坏了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既定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自从大院君被执之日起，高宗一再向清方求情，要求释放生父。就在大院君在天津被李鸿章等“会询”时，朝王还派赵宁夏等来津面呈咨文，要求清政府念其年老体弱，看在父子情份上，恩准其回国。最终，清朝政府宣布：“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
然而，历史捉弄了清王朝。被决定永远不准回国的李昰应，在保定府被软禁不足三年，即由提议水不准复回的李鸿章以“甲申事变”后需收拾人心为理由，向清廷提出释放回国，这是后话。
清兵在朝鲜带走了大院君后，即开始了诱捕大院君之子李载冕及其部属的活动。李载冕在兵变后被大院君任命执掌兵权，吴长庆等在诱捕大院君后，害怕李载冕拥兵作乱，也将李载冕诱至南别宫拘禁起来。李载冕知道大院君一派已不可作为了，在拘禁中辞去兵权。
紧接着，夜间，吴长庆及副将张光前、何乘鳌、总兵吴兆有率亲兵庆字三营，奔赴“乱军所居”之枉寻、利泰两村，进行围捕。当时，起义士兵已知为大院君所欺骗而深感不安，但又不知所措，只好消极地观望形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遭到了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清军与“乱党”短兵巷战，到天明时分，捕获了170余人，其余逃逸。经过审讯，杀了其中为首的10人，其余人交给朝鲜政府处理。
清军从诱捕大院君开始，到剿平叛乱者，完成了平定朝鲜内乱的任务，闵妃集团也借助清军之手，从根本上铲除了自己的政敌，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政权。
在这期间，日使花房义质曾经于8月20日面谒高宗谈判，提出如下要求：
一、朝鲜政府疏于负起治安责任，致使日本军人遭到杀害，以及日本公使馆遭到烧毁，朝鲜政府需对此负起责任，以书面谢罪，并履行以下各事项。
二、朝鲜政府在收到此要求书后十五日内，应缉捕凶手到案，并对其处以足使日本政府满意的刑罚。
三、朝鲜政府应为被害人办理隆重的葬礼，并支付被害人遗族日币五万元的补偿金。
四、凶手暴行所导致的日军之损害与出兵所需的一切费用，朝鲜国应负责赔偿。
五、今后五年间，驻在朝鲜国京城的日本公馆，由日军负责守卫。
六、除釜山、仁川之外，朝鲜政府并开放元山、咸兴、大丘等地让日商得以自由往来与经商。
因为中国大军到来，朝方有恃无恐，不接受日方苛刻要求。由于清军人数比日军占据优势，他们进入汉城后，既拘捕大院君，又镇压士兵起义，几乎包办了朝鲜政府的一切事宜。所以，日本人暂时停止了同朝鲜政府的交涉，坐视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清军逮捕和押走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大院君，残酷镇压起义士兵，这对日本侵略者说来也是有利的。后来，花房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便运用恐吓的手段，致书高宗，责备朝鲜无修交诚意，悴然离开朝鲜京城去仁川，装出要决绝的样子，威胁朝鲜接受日本条款。
此时大院君已经被捕，并由中国兵船解送返天津。这时候，高宗完全倚靠中国势力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日朝谈判也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马建忠亲到仁川访花房，企图调解，但是，日使坚决拒绝中国参与日朝交涉。这是日本—贯的政策。因此马建忠所能做的，就是劝朝日双方和平会商，并暗中与高宗政府研究条款要点，提供意见，阴掣日本的奢求。
最后朝方代表与日使达成立协议，于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要点有三：
第一、朝鲜应允礼葬日本遭害者，抚恤其遗族，同时，限期“捕获凶徒，严实渠魁，从重惩办”
第二、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50万元，分5年清还（后改分10年清还）。
第三、日本派兵“警备”使馆，兵营内朝鲜负责设置修缮。
在续约中，日本又取得增开杨花镇市场，日本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得自由“游历”朝鲜内地的权利。
济物浦条约可说是江华岛条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日本在朝鲜扩强的新步骤。它不但加强了经济、政治的控制，而且也加强了军事的控制。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不了解这个条约的实质意义。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末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50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其实济物浦条约对日后关系最大的是日本使馆驻兵一条，此后中日两国均有军队驻扎朝鲜“甲申政变”时中日直接冲突即伏机于此。济物浦条约的后果揭开了1884年“甲申政变”的序幕。
实在有违常理，如果发现了尸体，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闵妃生死不明，可要如何帮她办理后事呢？
询问大院君，他的意思是：“王后既不能上天，也无法钻地。况且，搜遍了京城住家，也找不到的行踪，这不是死了又是什么？分明就是乱军杀了王后，又把尸体丢入水中，不知道漂到何处了。所以此时办理国丧，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
大臣们询问：“没有尸体，要如何办理国丧呢？”
大院君傲然答曰：“既然找不到尸体，就用衣物代替遗骸，放人棺木中处理吧！”
大院君设立国丧都监，来处理闵妃是丧礼事宜，将明政殿改为望哭处，欢庆殿改为殡殿，任命洪顺目、李载冕、赵永夏等大臣总理国丧。朝廷之中也有大臣上疏反对办理国丧，但是大院君一律不予理会。
替生死不明的王后办丧事，这种事情在朝鲜李氏王朝500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仅此一次。
宣布进入国丧之后，大院君立即解散了集结起来的叛军，恢复了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编制，削去闵氏家族的一切政府要职，起用那些拥护自己的两班为大臣，重新组织起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机构。
大院君的所作所为，同起义士兵的期待恰恰相反，他不但对他们的迫切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吩咐手下严阵以待，一旦暴乱士兵再次骚动，将给他们以严厉的制裁。
叛乱士兵被解散的当天夜里，叛军首领许煜骑马来到城门外，见到官兵正在饮酒作乐。
许煜呵斥道：“不好好看守城门，怎么在喝酒呢？”
“肚子里空空的，大家喝点米酒解闷啊！”
守城军官满不在乎的回答。
“有没有人到城外去啊？”
军管带着酒意说：“没有一个人敢走出这个城门的，您放心吧！来吧，大家喝一杯！”
“大院君有吩咐，要好好看守城门，可不要让那些外戚弄臣还什么王后跑掉啦！”
军管哈哈大笑：“那些家伙早就脚底抹油，开溜了！再说不是已经宣布王后死了吗，举行国丧了，您不用担心啦！来吧，来喝酒啊！”
许煜策马离去。
军官谈了一声：“哎呀！说变天了，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说说看，咱们有什么不一样了？来来来大家喝酒吧！”
夜很深了，突然一行人出现在守城官兵眼前，兵士大喝一声：“什么人！站住！”
四个轿夫停下轿子，为首的一个轿夫走上前来，对着守城门士兵们打着哈哈：“大人，小人是想要出城的百姓。”
两个士兵通报给守城军官，军官醉醺醺地走近前，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子，摇着头：“回去吧！什么人都不许进出！”
轿夫冲着军官深深施礼，哀求道：“这位军官大老爷，行行好让我们家小姐出去吧我不会亏待您的。”
军官努力睁大眼睛望着他，估量着他会出什么价钱，轿夫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布包，偷偷塞给军官。
军官掂了掂手中的东西，面带喜色，尴尬地挠了挠头，将布包半推半就地送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啊”
轿夫挡住了军官的手，小声说：“你一定要收着啊。”
军官嘻皮笑脸地说：“你要这样可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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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一定要现在出城呢？”
为了安全，军官问的详细点。
轿夫回答：“轿子里的是为了避难回乡下的闺秀！”
“诶？大院君已经入宫了，京城也安全了，为什么还要逃难啊？”
“军官老爷，我家小姐命苦啊。马上就要嫁人了，结果新郎家里成了一片瓦砾，男方是闵家人，肯定会招惹祸事的，怎能不逃命啊！”
“可是，大院府大监有令，不许放人出城啊，你想要我不得好死吗？”
“这位老爷，就当救救可怜人吧。看您相貌堂堂，必定是个善人，您就帮帮我们，我们乡下人，人生地不熟的。再说，大院君的世界又怎样呢？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这句话说到军官心坎上了，他点了点头：“嘿嘿，你倒会说话。不过，说的也是”
“那，您就打开门，让我们出去吧！”
“快点带来吧！”
轿夫转身跑向身后的轿子，四个人抬着轿朝城门走过来。这个为首的一个轿夫，就是洪在义。
这一行人出了城门，奔乡下急行，约莫走了半个时辰的光景，轿中之人忽然开口：“停下轿来！”
四个轿夫停了脚，洪在义低声劝阻：“娘娘赶路要紧啊。”
轿中之人不说话，洪在义只有放下轿子。
轿帘一挑，闵妃走到轿外，她回身朝着京城的方向凝望。黑暗之中滑落的泪水无人觉察，也没人看见闵妃紧咬的双唇和攥紧的拳头。
她在心中默念：“王上，臣妾走了。但就算化成白骨，臣妾也必定会回来的。我的孩子，母亲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另一个“轿夫”闵应植轻轻催促道：“娘娘请恕罪啊”
闵妃缓缓转过身，回到轿中，冷冷说道：“走吧！”
闵妃在洪在义的保护下逃出王宫，原本暂时躲在安国洞的尹泰骏家中，听到了大院君宣布国丧的消息，知道京城已经不能呆了，便设法逃到了骊州闵泳伟家。最后，秘密赶到位于长湖院的闵应植家中，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大院君用极端的方式了结闵妃的问题之后，开始施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大举肃清闵氏一派与亲日派之后，将自己人，全面安插到朝廷重职之上，闵妃因为财政困难而一直铸钱的弊端，也予以扫除。大院君似乎要一扫闵妃时代累积下来的腐败政治，朝鲜李朝再次举起了斥和大旗。
壬午兵变之后的第8天，1882年8月1日，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给北洋大臣张树声去电，告知朝鲜兵乱。此时，李鸿章已回合肥奔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署理。张树声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建议：中国应派兵船前往观变，察看情形，相机办理。两天以后，驻日公使黎庶昌又来电报，报告了日本的动向。张树声在转达黎电时，附了一份津海关道周馥与当时在天津的朝鲜陪臣金允植的问答节略，据金允植说：朝鲜国内有事不能自定，而且杀了日本人，日本必定要借机干预要挟。请求中国派出兵船、陆军千名，协助朝鲜平乱。
金允植是闵妃一派的人物，主张开化，藏匿在长湖院的闵应植家中的闵妃暗中派人正在与其联络，请他敦请清朝出兵朝鲜，镇压起义士兵，协助自己恢复政权。
壬午兵变根本上说是朝鲜内政，但由于在暴动过程中伤害了日本人和冲击了日本使馆，引起了清王朝的严重不安。作为宗主国，清王朝对藩属国的内政自不应干涉，况且大院君重新执政后并没有废君更朔，也没有任何割断与清王朝宗藩关系的迹象，但他反对开国政策，从而可能导致破坏列强与中国之间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尤其是可能导致日本借口乘机出兵朝鲜，从而破坏清王朝在东北海疆的战略构想。因此，清朝必须对此作出反应的。这既是国防的需要，也是宗主国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略的道义责任，更何况闵妃已经通过金允植表达了，敦请清朝出兵，平定叛乱之意。
之前从金允植和周馥的答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壬午兵变与去年李载先等聚众谋变如出一辙，而李载先则是大院君的之子，这就是说，金允植对清朝隐指，兵变谋主可能是大院君李是应。虽然这种说法是否确切，还很令人怀疑，但将大院君带走，显然可以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继续推行“以夷制夷”政策，也以此平息事端，防止日本的介入。因此清朝政府在出兵朝鲜之前，便做好决定，届时捉拿“兵乱祸首李昰应”
在内政与外交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属国成了清王朝堂皇的借口，清朝开始派兵进入朝鲜平定内乱，防范日本图占朝鲜。由丁汝昌、吴长庆、袁世凯等率领的3千名清军，在4艘军舰的载运护送下，开抵汉城。在此之前，日军约一千数百名已先后到达仁川。双方在仁川相遇时没有发生冲突。
为了抢在日军之先，马建忠在清兵抵达汉城之前，先带兵营二哨驰赴汉城。马建忠进入朝鲜京城，即与大院君会晤，先以好言相接，释其疑虑。为防止日使花房义质骤然决裂，第二天马建忠又回到仁川会晤了花房义质，告之中国准备替朝鲜先除内患，使国家得以自主，再与日本商谈事务。在对待朝鲜平乱问题上，清军取得了主动权。
但是，当清军抵达京城时，兵变已经平息，大院君已经在高宗任命下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面对无乱可平的现况，清军着手执行“获致”大院君的任务。马建忠、丁汝昌根据向导金允植、鱼允中所探得“乱党”的情况，连夜去吴长庆大营商密定了诱执大院君、究捕“乱党”的计划。
第二天，吴长庆入城拜会了大院君。下午三时，大院君到清军大营作礼节性回访。清国军士高兴的迎接大院君，还举行盛大的欢迎宴，趁机支开了大院君的十余名守护。在宴会结束前，忽然出现了一群挥舞著枪剑的猛兵，强将大院君拉上轿子，连夜冒雨遄行。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大院君被掳到了南阳海口，即上“登瀛州”号军舰，由管带叶伯压解送至天津。
大院君被送至天津后，李鸿章亲自询问其变乱缘由及乱党的首领，但问不出清方所需要的材料。李鸿章便命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袁保龄、马建忠等再行详细询问。
对大院君的询问集中在以下问题：变乱缘由，李最应为何被杀？乱首何人先入王宫？何队兵卒环首于李是应？为何不捕治乱党？这些问题表明清政府仍然希图弄清事件真相及大院君李昰应在兵变中应负什么责任。
这次询问，清方仍没有获得李昰应系兵变主谋的自供。而事实上，壬午兵变是朝鲜军民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反对日本侵赂势力渗透的正义斗争，大院君只是利用了这场兵变，以实现其蓄谋已久夺回政权的目的。
清政府早就根据张树声的报告认定李昰应就是乱首，经过几次询问，李鸿章虽知证据不足，但是为大清国计，必须定其罪名并加以处理。
至于如何处理大院君，清廷有人建议“将昰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的处理。之所以要把他留在中国，是为了避免大院君在朝鲜再度激发党争，坏了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既定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自从大院君被执之日起，高宗一再向清方求情，要求释放生父。就在大院君在天津被李鸿章等“会询”时，朝王还派赵宁夏等来津面呈咨文，要求清政府念其年老体弱，看在父子情份上，恩准其回国。最终，清朝政府宣布：“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
然而，历史捉弄了清王朝。被决定永远不准回国的李昰应，在保定府被软禁不足三年，即由提议水不准复回的李鸿章以“甲申事变”后需收拾人心为理由，向清廷提出释放回国，这是后话。
清兵在朝鲜带走了大院君后，即开始了诱捕大院君之子李载冕及其部属的活动。李载冕在兵变后被大院君任命执掌兵权，吴长庆等在诱捕大院君后，害怕李载冕拥兵作乱，也将李载冕诱至南别宫拘禁起来。李载冕知道大院君一派已不可作为了，在拘禁中辞去兵权。
紧接着，夜间，吴长庆及副将张光前、何乘鳌、总兵吴兆有率亲兵庆字三营，奔赴“乱军所居”之枉寻、利泰两村，进行围捕。当时，起义士兵已知为大院君所欺骗而深感不安，但又不知所措，只好消极地观望形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遭到了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清军与“乱党”短兵巷战，到天明时分，捕获了170余人，其余逃逸。经过审讯，杀了其中为首的10人，其余人交给朝鲜政府处理。
清军从诱捕大院君开始，到剿平叛乱者，完成了平定朝鲜内乱的任务，闵妃集团也借助清军之手，从根本上铲除了自己的政敌，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政权。
在这期间，日使花房义质曾经于8月20日面谒高宗谈判，提出如下要求：
一、朝鲜政府疏于负起治安责任，致使日本军人遭到杀害，以及日本公使馆遭到烧毁，朝鲜政府需对此负起责任，以书面谢罪，并履行以下各事项。
二、朝鲜政府在收到此要求书后十五日内，应缉捕凶手到案，并对其处以足使日本政府满意的刑罚。
三、朝鲜政府应为被害人办理隆重的葬礼，并支付被害人遗族日币五万元的补偿金。
四、凶手暴行所导致的日军之损害与出兵所需的一切费用，朝鲜国应负责赔偿。
五、今后五年间，驻在朝鲜国京城的日本公馆，由日军负责守卫。
六、除釜山、仁川之外，朝鲜政府并开放元山、咸兴、大丘等地让日商得以自由往来与经商。
因为中国大军到来，朝方有恃无恐，不接受日方苛刻要求。由于清军人数比日军占据优势，他们进入汉城后，既拘捕大院君，又镇压士兵起义，几乎包办了朝鲜政府的一切事宜。所以，日本人暂时停止了同朝鲜政府的交涉，坐视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清军逮捕和押走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大院君，残酷镇压起义士兵，这对日本侵略者说来也是有利的。后来，花房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便运用恐吓的手段，致书高宗，责备朝鲜无修交诚意，悴然离开朝鲜京城去仁川，装出要决绝的样子，威胁朝鲜接受日本条款。
此时大院君已经被捕，并由中国兵船解送返天津。这时候，高宗完全倚靠中国势力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日朝谈判也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马建忠亲到仁川访花房，企图调解，但是，日使坚决拒绝中国参与日朝交涉。这是日本—贯的政策。因此马建忠所能做的，就是劝朝日双方和平会商，并暗中与高宗政府研究条款要点，提供意见，阴掣日本的奢求。
最后朝方代表与日使达成立协议，于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要点有三：
第一、朝鲜应允礼葬日本遭害者，抚恤其遗族，同时，限期“捕获凶徒，严实渠魁，从重惩办”
第二、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50万元，分5年清还（后改分10年清还）。
第三、日本派兵“警备”使馆，兵营内朝鲜负责设置修缮。
在续约中，日本又取得增开杨花镇市场，日本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得自由“游历”朝鲜内地的权利。
济物浦条约可说是江华岛条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日本在朝鲜扩强的新步骤。它不但加强了经济、政治的控制，而且也加强了军事的控制。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不了解这个条约的实质意义。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末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50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其实济物浦条约对日后关系最大的是日本使馆驻兵一条，此后中日两国均有军队驻扎朝鲜“甲申政变”时中日直接冲突即伏机于此。济物浦条约的后果揭开了1884年“甲申政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