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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1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2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一九六〇年，当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坚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府之意向与号召将其废弃的反对运动发生了对立，哎呀，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战后派”的野间宏等文学者以及理论家丸山真男1那样的学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参加实际示威游行的年龄了。“第三新人”他们对此原本就没有兴趣。于是，作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游行就前去参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从事文学、戏剧和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创建了“安保批判之会”在这个组织里，比我年长五六岁且可以信赖的那些人拥有很大力量。从那里传来召唤之后，尽管不想参加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却需要参与政治性的现实，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顺水推舟地与自己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参加了反对运动。于是，我就丢开手边的文学工作，出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而且，为了使得自己理解这样的举动，便写下了你刚才引用的那些文章。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1前去参加示威游行，也算是自己所从事的想象力工作；2得以改变此前从现实中感受到的印象；3由于这种改变而写作小说，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变；4整合在现实中使自己得以改变的条件。
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1、浅利庆太2、石原慎太郎3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1”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 -->>
——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1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2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一九六〇年，当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坚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府之意向与号召将其废弃的反对运动发生了对立，哎呀，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战后派”的野间宏等文学者以及理论家丸山真男1那样的学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参加实际示威游行的年龄了。“第三新人”他们对此原本就没有兴趣。于是，作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游行就前去参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从事文学、戏剧和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创建了“安保批判之会”在这个组织里，比我年长五六岁且可以信赖的那些人拥有很大力量。从那里传来召唤之后，尽管不想参加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却需要参与政治性的现实，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顺水推舟地与自己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参加了反对运动。于是，我就丢开手边的文学工作，出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而且，为了使得自己理解这样的举动，便写下了你刚才引用的那些文章。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1前去参加示威游行，也算是自己所从事的想象力工作；2得以改变此前从现实中感受到的印象；3由于这种改变而写作小说，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变；4整合在现实中使自己得以改变的条件。
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1、浅利庆太2、石原慎太郎3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1”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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