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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他具有的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命运的基石。现在，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致可以确定了。
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苍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和悬崖，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叔叔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叔叔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而活三百年的乌鸦的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义，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地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摈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儿误人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绝对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的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个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入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他具有的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命运的基石。现在，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致可以确定了。
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苍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和悬崖，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叔叔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叔叔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而活三百年的乌鸦的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义，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地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摈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儿误人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绝对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的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个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入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