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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后天已经黑了，我坚持要在外面吃，说今天是新年夜，应该庆祝一下。小琳和刘东都反对，说家里已经做好饭了，不吃也是浪费。我将他们的军：“那你跟刘东回去吧，我和小庞在外面吃。”小庞也很配合，说对，就在外面吃。他们俩没办法，只能打电话请示，组织上极力反对，可架不住我态度强硬，终于松了口：“那你们在外面吃吧，吃完饭早点回来。”我大为得意，领着他们走进“喜洋洋酒家”点了基围虾、清炖鸡、红烧牛肉，还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大枣汁，一共花了二百多。
城里人花二百元吃顿年夜饭是很平常的事，可刘东一直抱怨“太贵了”说他当初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块钱，被我一顿饭就吃光了。这话说得真让人心疼，我怒气全消，不断给他夹菜，教他剥虾，他肯定没吃过几顿这样的饭，眼睛始终直勾勾的，不过吃得倒不少。他吃东西咂巴嘴，很香甜的样子。
刘东二十三岁，长得很精神，有时会戴副眼镜，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对城里人来说，二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可刘东已经快当爸爸了，他老婆怀孕八个月。有次我问他想不想家，想不想老婆，他长叹：“想啊，可光想有什么用？赚不到钱，谈什么都没用。”他对那套荒谬理论深信不疑，坚信自己会发财，所以骗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有的甚至交了三万六千八，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是刘东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知道他将怎样偿还这沉重的债务，回去继续干一个月几百块的体力活？借高利贷？或者，去偷去抢？天知道。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出生，可怜的孩子。
吃完饭回到住处，他们都在看中央台的元旦晚会，每个人都很高兴，出来一个明星就鼓掌喝彩，好像在看现场。王浩级别最高，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发表评论：“什么叫成功？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成功就是上电视！”我暗暗好笑，心想我倒是上过电视，可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成功可言。
中央台的晚会实在看不下去，我拉着管老汉聊天，听他讲农村的情况，管老汉一个劲儿地感恩，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多了，不用交公粮，也不用交农业税，种地还有补贴，买家电都有补贴。说到情浓时，拉着我的手大发感慨：“哎呀，真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儿子管锋在旁边插话：“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最高理想，现在我们农民全都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我平时经常对种种社会现实有诸多抱怨，坦白地说，管氏父子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不断问自己：究竟谁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是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数更为庞大的、善良而朴实的农民？
管老汉镶了两颗金牙，看上去很丑，也很庸俗。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布满老茧。他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岁时差点饿死，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粮食。有次桌上掉了几个饭粒，别人都没在意，他看见了，过去用两根手指粘起来放进嘴里，嚼得很慢，笑得很甜，他的金牙闪闪发光，不过一点儿都不丑。
他是老实人，从来不敢违反纪律，被骗进传销组织快一年了，没吃过几顿饱饭，也从来不敢偷吃。他小时候没饭吃，很饿；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没饭吃，很饿。
我在上饶认识了六十多人，他们大多都是管老汉的同类：善良、质朴、心地无邪，一生不曾作恶，一生与苦难为伍。他们被人欺骗，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不能叫出声，不能说出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善良的人一点点沦落为恶虎之伥。
下山后天已经黑了，我坚持要在外面吃，说今天是新年夜，应该庆祝一下。小琳和刘东都反对，说家里已经做好饭了，不吃也是浪费。我将他们的军：“那你跟刘东回去吧，我和小庞在外面吃。”小庞也很配合，说对，就在外面吃。他们俩没办法，只能打电话请示，组织上极力反对，可架不住我态度强硬，终于松了口：“那你们在外面吃吧，吃完饭早点回来。”我大为得意，领着他们走进“喜洋洋酒家”点了基围虾、清炖鸡、红烧牛肉，还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大枣汁，一共花了二百多。
城里人花二百元吃顿年夜饭是很平常的事，可刘东一直抱怨“太贵了”说他当初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块钱，被我一顿饭就吃光了。这话说得真让人心疼，我怒气全消，不断给他夹菜，教他剥虾，他肯定没吃过几顿这样的饭，眼睛始终直勾勾的，不过吃得倒不少。他吃东西咂巴嘴，很香甜的样子。
刘东二十三岁，长得很精神，有时会戴副眼镜，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对城里人来说，二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可刘东已经快当爸爸了，他老婆怀孕八个月。有次我问他想不想家，想不想老婆，他长叹：“想啊，可光想有什么用？赚不到钱，谈什么都没用。”他对那套荒谬理论深信不疑，坚信自己会发财，所以骗了很多亲戚朋友过来。这些人至少交三千八，有的甚至交了三万六千八，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将是刘东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知道他将怎样偿还这沉重的债务，回去继续干一个月几百块的体力活？借高利贷？或者，去偷去抢？天知道。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出生，可怜的孩子。
吃完饭回到住处，他们都在看中央台的元旦晚会，每个人都很高兴，出来一个明星就鼓掌喝彩，好像在看现场。王浩级别最高，站在旁边一本正经地发表评论：“什么叫成功？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成功就是上电视！”我暗暗好笑，心想我倒是上过电视，可真不明白这有什么成功可言。
中央台的晚会实在看不下去，我拉着管老汉聊天，听他讲农村的情况，管老汉一个劲儿地感恩，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多了，不用交公粮，也不用交农业税，种地还有补贴，买家电都有补贴。说到情浓时，拉着我的手大发感慨：“哎呀，真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儿子管锋在旁边插话：“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最高理想，现在我们农民全都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我平时经常对种种社会现实有诸多抱怨，坦白地说，管氏父子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不断问自己：究竟谁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是我这种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数更为庞大的、善良而朴实的农民？
管老汉镶了两颗金牙，看上去很丑，也很庸俗。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布满老茧。他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岁时差点饿死，所以一生都很珍惜粮食。有次桌上掉了几个饭粒，别人都没在意，他看见了，过去用两根手指粘起来放进嘴里，嚼得很慢，笑得很甜，他的金牙闪闪发光，不过一点儿都不丑。
他是老实人，从来不敢违反纪律，被骗进传销组织快一年了，没吃过几顿饱饭，也从来不敢偷吃。他小时候没饭吃，很饿；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没饭吃，很饿。
我在上饶认识了六十多人，他们大多都是管老汉的同类：善良、质朴、心地无邪，一生不曾作恶，一生与苦难为伍。他们被人欺骗，可同时也在欺骗别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不能叫出声，不能说出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善良的人一点点沦落为恶虎之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