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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没有心灵，没有幻想的欲望，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在尖叫，那声音退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
我中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可以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生活的密度最大的两个月。
这一年的夏天，正是淫雨连绵的七月，很久以来，无尽无休的考试像这停不住的绵雨，使我的耐心到达了极限。我要求自己背水一战，结果我稀里糊涂、一场恶梦似地就通过了高考，考入了北京的一所文科大学。
记得我每考完一科，我便把这一科的如同经文一样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课本，撕碎了丢进考场厕所的粪坑里，同大便一同冲走，决不再带回家门。待整个考试结束时，我已经轻装得像个乞丐，身上连一个铅字的多余分量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是我父母以最为隐蔽、最为“文明”的方式，协议离了婚。我的父亲在这一举足轻重的家庭历史事并中，表现了非凡的男子气概，象一个一级战斗英雄离开战场一样(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输赢的特殊战场)，在一个大雨滂沱如注的清晨，提上他的裤子，戴上他的眼镜，夹起他的公文包，就离开了家，十分悲壮。
他的彻底离去，终于使我在这一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了起来。
在这里。我不想讲述关于这个家庭毁灭的故事，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家庭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中，挣扎着爬出去的每—个人，对于家庭的信念，是彻底地崩溃坍塌了。我和我母亲，都成了婚姻生活这—大多数人认同的美妙生活方式的怀疑论者。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很难找到像我这样渴望自已的亲生父母从不幸的婚姻中摆脱出来的人，但是，我从不为此感到内疚或不安。相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我父每“自由解放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和促进派。同时，我也从不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种种怀疑与否定，象某种陈腐的观念深样，归罪于这个破灭的家庭的泥淖。
我从不相信，仅仅是家庭，就能够赋予—个人如此强大的否定的能力。
在我父亲离开家不久，我家这一带房屋的拆迁令正式下达。我们在城西的一片住宅楼区里得到了两套新房子。
幸运的是禾也迁居到与我家同一幢大楼里，住在我的楼下。这简直是命运。
前院葛家的男人，自从妻子被杀后，便失踪匿迹，他们的房子就由女儿一家接任，结果女儿一家也迁居到我们这幢楼里。
那一天，我和母亲同禾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居，整幢大楼刚刚竣工完毕，空荡荡的灰楼在肮脏的工地前拔地而起，四周光秃秃的，还未来得及植树铺草，如同一个裸体的男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精打采又躲躲闪闪，以至于我们左转右转，终于才发现了通向大门的甬道。
电梯还没有启动，我们便沿着窄而平缓的楼梯拾级而上，走了无数级盘旋的阶梯之后，我和母亲终于伫立在十一层楼道尽头的一扇三居室的屋门前。
这是一扇空旷得多么令人绝望的灰门啊！我们驻足凝息，屋门的左侧有一道晃动不定的亮光，那亮光来自顶角处一个天井似的透风孔，还有一个铁栅栏与外边分割。这时，我从门缝里似乎听到一丝怪异的声音，也许是水管或者暖气管道里边的气流所发出的干叫，那声音如同一声声连续不断的咳嗽，从阴曹地府中冒出来。我把耳朵贴在门把处、仔细倾听，结果那声音又消失没有了。
这是我母亲的房间，我自己的房间在楼道的另一端。从一开始，便有一种凉嗖嗖的不祥的预感从母亲的门缝里边钻出来，爬上我的脸孔，我从那一扇令我望而却步的灰门上，模糊地触摸到一种与死亡相关的东西。这毫无道理的预感，使我迟迟不敢为母亲打开那一扇铁门，仿佛这扇门一旦被打开，便打开了—片灾难。
果然，这预感在不久的几年之后灵验。
这是一个炎热而绵长的夏天，白天像一只死面的馒头，绵长得需要在蒸锅里蒸上很久也过不完。我把房间里所有的窗子全都打开，外边很吵，我家这座大楼的斜对两又在大兴土木，建造新的住宅楼房。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地上的脚手架已经支起，像用玩具搭起的积木那样不真实。我倚窗而立，想，过不了多久，斜对面那一幢大楼里也会塞满人群，人群安置在被墙壁分割成的一个个不同的方块里，过着不真实的生活。
我转回身，打量自己的房间，墙壁底部的淡蓝色如同安详的目光回望着我，门厅、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全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可以安憩的家，早年那种杂居的嘈杂已经一逝不返，房间里的家具与家具、墙壁与墙壁之间的关系，再也不会因为穿梭其间的人物，而发生紧张和混乱。
我一直渴望着单独的住宅，因为这是一个人可以进行内心生括的前提。
我的母亲就在楼道的另一端的房间里，修复她的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所遗留的看不见的“伤口”而禾就住在我的楼下，躺在她那张温柔的大床上休息，我—敲自己房间里的排水管子，她即可出听到，与我沟通信息。甚至，我们那种独特的无声的交谈，也可以穿过楼层之间的洋灰石板，在我们之间渗透、传递。我的亲人和友人都近在咫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与慰藉。
有—天傍晚.忽然有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我的新居门前。
本来我以为是禾来找我，听到门铃响，我便趿着拖鞋、穿着一件长及大腿的棉布背心去开门。
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几乎惊住。
只见t先生衣冠楚楚地站立在门外，英俊而高大，手捧一束鲜花，炯炯发亮的眼睛透出一种迷乱，但脸上却努力堆起僵硬的微笑。
高考之前的两个月，学生就不去学校上课了，我们都躲在自己家里准备考试。从那时到现在，我已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他。
t的忽然而至，使我格外慌张，特别是那一束鲜花，我感到意外。我一时间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感到身体里有一股冰凉的气流，直抵我的指尖，我的手指立刻变成僵紧的冰条。
多年来，在我和t先生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瓜葛或者说关系。但是，那无形的什么，始终像一只水上的皮球被强行按到水下潜伏着，使我看不清它的存在。也许正是这种模糊与看不见，使他格外恼火，以至于他对我时而粗暴、轻视，时而又假惺惺地过分关心、体谅。
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浸泡在一种摩擦、对立甚至敌视的关系里。
凭女性的直觉，我模糊地意识到，多年来这种对立或敌视，也许正最缘于某种潜在的说不清的危险，它在我们之间始终秘密地存在着，尽管我无法看清它。所以我总是本能地回避与疏远他。
这时，在我已经离开了他之后，他忽然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这使得我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仿佛是把我们之间已经关上了的大门重新钉开，使我猝不及防。
我在房门处惊讶了一会儿，便一边闪开身请他进屋，一边很不自在地往下揪着自己的大背心。
t说“我来祝贺你。”
我格外窘迫，感到脸上很烫，一时间所有的句子都在我的唇间消失。
直到t走进客厅后，我才终于吃力地说出“坐。”
t重复说“我来祝贺你！”他脸上僵硬的微笑似乎松弛了一些。
我不好意思又显得有些冷漠地说“祝贺什么？”
“所有的一切。”他说。
t坐到沙发里，见我并不主动去接那一束鲜花，便把它很随意地放在沙发前的木茶几上。我也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没有了往日在讲台上的潇洒从容，我胡乱应着，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坐了一会儿，我依然觉得非常不自在，因为我的整条大腿几乎全都裸露在外边，暴露无遗，这使我非常不安。
我终于鼓足勇气，站起身，说“我去穿一下衣服。就好。”
“不用，拗拗，你这样很好，”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的腿又细又直，特别好看。”t说着，不由自主地也站了起来，仿佛要挡住我，生怕我离开去换衣服似的。
我犹豫了片... -->>
据说，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没有心灵，没有幻想的欲望，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在尖叫，那声音退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
我中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可以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生活的密度最大的两个月。
这一年的夏天，正是淫雨连绵的七月，很久以来，无尽无休的考试像这停不住的绵雨，使我的耐心到达了极限。我要求自己背水一战，结果我稀里糊涂、一场恶梦似地就通过了高考，考入了北京的一所文科大学。
记得我每考完一科，我便把这一科的如同经文一样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课本，撕碎了丢进考场厕所的粪坑里，同大便一同冲走，决不再带回家门。待整个考试结束时，我已经轻装得像个乞丐，身上连一个铅字的多余分量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是我父母以最为隐蔽、最为“文明”的方式，协议离了婚。我的父亲在这一举足轻重的家庭历史事并中，表现了非凡的男子气概，象一个一级战斗英雄离开战场一样(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输赢的特殊战场)，在一个大雨滂沱如注的清晨，提上他的裤子，戴上他的眼镜，夹起他的公文包，就离开了家，十分悲壮。
他的彻底离去，终于使我在这一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了起来。
在这里。我不想讲述关于这个家庭毁灭的故事，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家庭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中，挣扎着爬出去的每—个人，对于家庭的信念，是彻底地崩溃坍塌了。我和我母亲，都成了婚姻生活这—大多数人认同的美妙生活方式的怀疑论者。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很难找到像我这样渴望自已的亲生父母从不幸的婚姻中摆脱出来的人，但是，我从不为此感到内疚或不安。相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我父每“自由解放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和促进派。同时，我也从不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种种怀疑与否定，象某种陈腐的观念深样，归罪于这个破灭的家庭的泥淖。
我从不相信，仅仅是家庭，就能够赋予—个人如此强大的否定的能力。
在我父亲离开家不久，我家这一带房屋的拆迁令正式下达。我们在城西的一片住宅楼区里得到了两套新房子。
幸运的是禾也迁居到与我家同一幢大楼里，住在我的楼下。这简直是命运。
前院葛家的男人，自从妻子被杀后，便失踪匿迹，他们的房子就由女儿一家接任，结果女儿一家也迁居到我们这幢楼里。
那一天，我和母亲同禾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居，整幢大楼刚刚竣工完毕，空荡荡的灰楼在肮脏的工地前拔地而起，四周光秃秃的，还未来得及植树铺草，如同一个裸体的男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精打采又躲躲闪闪，以至于我们左转右转，终于才发现了通向大门的甬道。
电梯还没有启动，我们便沿着窄而平缓的楼梯拾级而上，走了无数级盘旋的阶梯之后，我和母亲终于伫立在十一层楼道尽头的一扇三居室的屋门前。
这是一扇空旷得多么令人绝望的灰门啊！我们驻足凝息，屋门的左侧有一道晃动不定的亮光，那亮光来自顶角处一个天井似的透风孔，还有一个铁栅栏与外边分割。这时，我从门缝里似乎听到一丝怪异的声音，也许是水管或者暖气管道里边的气流所发出的干叫，那声音如同一声声连续不断的咳嗽，从阴曹地府中冒出来。我把耳朵贴在门把处、仔细倾听，结果那声音又消失没有了。
这是我母亲的房间，我自己的房间在楼道的另一端。从一开始，便有一种凉嗖嗖的不祥的预感从母亲的门缝里边钻出来，爬上我的脸孔，我从那一扇令我望而却步的灰门上，模糊地触摸到一种与死亡相关的东西。这毫无道理的预感，使我迟迟不敢为母亲打开那一扇铁门，仿佛这扇门一旦被打开，便打开了—片灾难。
果然，这预感在不久的几年之后灵验。
这是一个炎热而绵长的夏天，白天像一只死面的馒头，绵长得需要在蒸锅里蒸上很久也过不完。我把房间里所有的窗子全都打开，外边很吵，我家这座大楼的斜对两又在大兴土木，建造新的住宅楼房。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地上的脚手架已经支起，像用玩具搭起的积木那样不真实。我倚窗而立，想，过不了多久，斜对面那一幢大楼里也会塞满人群，人群安置在被墙壁分割成的一个个不同的方块里，过着不真实的生活。
我转回身，打量自己的房间，墙壁底部的淡蓝色如同安详的目光回望着我，门厅、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全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可以安憩的家，早年那种杂居的嘈杂已经一逝不返，房间里的家具与家具、墙壁与墙壁之间的关系，再也不会因为穿梭其间的人物，而发生紧张和混乱。
我一直渴望着单独的住宅，因为这是一个人可以进行内心生括的前提。
我的母亲就在楼道的另一端的房间里，修复她的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所遗留的看不见的“伤口”而禾就住在我的楼下，躺在她那张温柔的大床上休息，我—敲自己房间里的排水管子，她即可出听到，与我沟通信息。甚至，我们那种独特的无声的交谈，也可以穿过楼层之间的洋灰石板，在我们之间渗透、传递。我的亲人和友人都近在咫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与慰藉。
有—天傍晚.忽然有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我的新居门前。
本来我以为是禾来找我，听到门铃响，我便趿着拖鞋、穿着一件长及大腿的棉布背心去开门。
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几乎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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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前的两个月，学生就不去学校上课了，我们都躲在自己家里准备考试。从那时到现在，我已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他。
t的忽然而至，使我格外慌张，特别是那一束鲜花，我感到意外。我一时间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感到身体里有一股冰凉的气流，直抵我的指尖，我的手指立刻变成僵紧的冰条。
多年来，在我和t先生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瓜葛或者说关系。但是，那无形的什么，始终像一只水上的皮球被强行按到水下潜伏着，使我看不清它的存在。也许正是这种模糊与看不见，使他格外恼火，以至于他对我时而粗暴、轻视，时而又假惺惺地过分关心、体谅。
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浸泡在一种摩擦、对立甚至敌视的关系里。
凭女性的直觉，我模糊地意识到，多年来这种对立或敌视，也许正最缘于某种潜在的说不清的危险，它在我们之间始终秘密地存在着，尽管我无法看清它。所以我总是本能地回避与疏远他。
这时，在我已经离开了他之后，他忽然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这使得我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仿佛是把我们之间已经关上了的大门重新钉开，使我猝不及防。
我在房门处惊讶了一会儿，便一边闪开身请他进屋，一边很不自在地往下揪着自己的大背心。
t说“我来祝贺你。”
我格外窘迫，感到脸上很烫，一时间所有的句子都在我的唇间消失。
直到t走进客厅后，我才终于吃力地说出“坐。”
t重复说“我来祝贺你！”他脸上僵硬的微笑似乎松弛了一些。
我不好意思又显得有些冷漠地说“祝贺什么？”
“所有的一切。”他说。
t坐到沙发里，见我并不主动去接那一束鲜花，便把它很随意地放在沙发前的木茶几上。我也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没有了往日在讲台上的潇洒从容，我胡乱应着，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坐了一会儿，我依然觉得非常不自在，因为我的整条大腿几乎全都裸露在外边，暴露无遗，这使我非常不安。
我终于鼓足勇气，站起身，说“我去穿一下衣服。就好。”
“不用，拗拗，你这样很好，”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的腿又细又直，特别好看。”t说着，不由自主地也站了起来，仿佛要挡住我，生怕我离开去换衣服似的。
我犹豫了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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