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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天启六年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一声巨响，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裸体，衣物首饰器皿全都飘到西山上去了。紫禁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3千工匠尽皆跌下脚手架，摔成肉饼，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躲在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这些记录，从记录者到内容的详实度都极可信，没办法像野史或志怪小说那样忽视，却又怎么来解释呢。
而让阳传良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如果这些可以用飞碟、外星生命一类来大胆解释，却有另一些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完全无解”
这就是记载与现实的自相矛盾。
阳传良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不知挖过多少座大墓，其中有一些，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很自然，挖出来后，就会把墓的情况，和记载一一对照。这种对照，经常可以痛惜地发现，有多少的东西被历代的盗墓贼盗挖干净，但极少时，却有另外的发现。
比如汉代的一座王公大墓里，有一名女子并葬。然而在相关的历史记录里，墓主人之外，明明是该有一妻一妾合葬的，怎么会少了一个？这可和盗墓者无关，没人会连尸体带棺材一起盗走。再比如有的时候，记录里死者是躺在汉白玉棺中，挖出来一看，却是铜棺。
这就是自相矛盾，当年的记录者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应该搞错，也没必要作假的。可是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后，再次挖出来时，就变了样呢？
还有两个例子，对大众来说则更为著名。
其一就是秦皇陵。
汉旧仪中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这“旁行三百丈”即意味着骊山和秦陵之间，应该有一条地下通道。然而多年来秦陵考古队用遥感和物探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许多次探测，均未发现这条记载中的地道。
而史记中载，秦皇陵中有天空大地，天空中镶有星辰，大地有江河入海。依司马迁所言，这座地宫的结构格局，大异于其它墓葬。然而阳传良一次在和秦陵考古队队长聊天时却得知，虽然还未挖开地宫，但是各种仪器的探测，均表明秦陵还是较传统的房屋式墓葬的格局。当然规模要大很多，但格局和史记中的记载，有很大差异。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房宫，这就更典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关于阿房宫的史书记载，还有许多，都是言之凿凿，具体到了数字。然而当代考古证实，现西安的所谓“阿房宫遗址”实为汉时所建，而真正确认下来的阿房宫，在离“阿房宫遗址”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而且只是一个夯土台子。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考据，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起来过，建了个夯土台就停了下来。诸多史书中对阿房宫的详尽记载，都无法从考古中得到证实。
难道那些治史严谨的史官，都在凭空瞎写？
如果是个不细想的人，当然就凭着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当初的史官尽都在杜撰。但阳传良恰恰是个追根究底的性子，这么一琢磨起来，反倒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肚子里千绕百回之后，又和近现代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是当下也并非没有。现在陆陆续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回忆建国前后，党内党外的许多掌故，一本本的回忆录，有的出版在大陆，有的出版在港台，也有的出版在美国。这样的书多了，不免说到的事情会重合，可是不同的人，竟然常常对同一样件事情，如某时某人说了什么，说法迥异。
这些写回忆录的老先生们，都是嗅见死亡气息的岁数了，之所以写书，无非为了还原出当年的历史真相，以解胸中块垒。而那些事件多数对他们的人生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断没有记错的可能。则彼此之间的矛盾处，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
无解，完全无解。
说到这里之时，阳传良两根手指捏着紫砂小杯，微微瞌起眼，嗅了圈茶香，再把这杯金骏眉的三汤唆入嘴中，舌头搭巴了几下，让整条舌头的味蕾都能沾上茶水，正是地道的老茶客模样，几乎熏熏然要醉过去了。
然后，他喟然一声长叹道：“我此生的愿望，并不是挖出哪座传说大墓，也不求填补上哪一环中华历史中的缺失，只要能解了这些谜团，就无憾了。”
舒星妤依旧浅笑，眉目中藏着股子平实的爱意，仿佛连他此时的痴颠，也是极喜欢的。
当时我听得津津有味，说给小侯听的时候，他也是一般模样。
“这样的自相矛盾，真是不可思异，而且还不止一桩两桩，那老师，你说是什么道理，有哪些可能性？”
“我说啊，哈哈，我哪里猜得到，有一点我和阳传良相同，那就是要说全都是当年史官记错了，未免也解释得太轻巧了些。至于其中的原因，每一桩应该都各自不同吧。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啦，也不多这几件。”
和小侯聊了个尽兴，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去赶发布会，却被告之发布会延迟一天。
第三天，宣布发布会暂时推后。也就是说，取消了。我拨打阳传良的手机想了解出了什么事情，却是关机。
那么多记者聚在一起被放了鸽子，想弄清楚究竟的人多了去了，很快就飞出小道消息，原来出事情的不是别人，正是阳传良。
他失踪了。
直到一周之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布会重新举行，地方改在了北京。阳传良依旧不见，却已经有了下落。
他死于自杀。
据说他从468米高的紫金山顶一跃而下，摔得肢体模糊。警方的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可能。
发布会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飞快写完新闻稿传到报社，然后搭上了去南京的班机，希望能赶得上当天的追悼会。
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我抵达南京殡仪馆时，已经是四点过八分钟了。心中忐忑，不知还来不来得及鞠上一躬，以谢彼年香茶款待之情。原本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和这位考古学家接触的机会，却不料他的人生这样戛然而止了。
说不奇怪是假的，虽与他的私下接触只有那么一次，但分明觉得，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自寻短见的人，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太太相伴左右。言犹在耳，他说过此生之愿，能解开那些谜团就无憾了。有此执念念兹在兹，是什么让他放下这一切去寻死的呢。要说他已经解开那些谜团，可真是说笑话了。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西中厅，一路过去处处白花，各家里哭声震天，哀乐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把空气板结起来。
还要拐个弯才到西中厅，我就听见有女人凄厉的骂声。
“滚，你给我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不会有好报的！滚，滚出去，我不要再看见你。我真是瞎了眼才”
然后一个皱着眉的黑西装中年男人拐出来，双手插在裤袋里，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眉间已经舒展开来，仿佛全不把刚才的喝骂放在心上。
“杨教授！”我喊他。
“你是？”
“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在去年五一的校友会上见过。”
这人叫杨展，是国内量子物理界相当有名的专家，和我同一所中学毕业。去年母校八十年校庆，我就是在校友联谊上认识他的。也就是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递了张名片，无怪乎他不记得。
“啊你好，你来阳传良的追悼会？”
“是啊，和他喝过几次茶，很好的人，想不到。”我往他身后的转角看了眼，当然看不见什么，杨展的表情却露出些微尴尬。原来刚才被骂的人真是他。
我便识趣地不再说下去，彼此示意后，我继续前行，拐过弯，看见舒星妤站在门口，手扶着墙，胸口喘息未定，犹自往我这边恨恨地望着。
刚才的声音居然是她。
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般浅笑不语的模样，我简直没法把那泼妇般的声音和她对应起来。更何况，今天她是未亡人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恩怨，要让她在前来悼念的友人前这样子发作。
我向她点头示意，未多说什么，跨步迈入灵堂。堂中的其它人面色都还残留着怪异，显然先前的一幕对他们也都造成了许多困扰。
空气中有不知何处飘来的焚烧的气味，也许某个陌生人骨骼的微小分子正随风进入我的鼻腔，然后被我吞进胃里。也许只是些纸钱锡花。也许是生者和死者合力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把花放在灵前，对着遗体三鞠躬。遗体被缝合过又经了专业上妆，有着油彩的艳丽。但死时躯体毁坏太重，现在仍有许多不自然处，经不得细看。我转过眼去，这刻心里没有其它的念头，对着死亡只有空空荡荡的虚无感。过了会儿，从虚无中生出了唏嘘来，我就转身离开，再和舒星妤打了个无声的招呼，也不管她有没有记起我的身份，径自出了殡仪馆，搭上去火车站的出租车。
车上我才叹息出声，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就此结束。
回到上海的几天后，我和行内的记者聊天时才得知，舒星妤竟是杨展的前妻。杨阳两人是中学的同学，也就是说，我和阳传良，也是校友。
这三人间的关系坊间有许多的传说版本，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杨展在国外当了几年的访问学者回来后，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这么说来，舒星妤对着杨展骂出的最后半句，瞎了眼云云，也就有了出处。不管故事里是谁对不起谁，可在阳传良的灵前，又何必说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疑问，就有人来解惑，说你不知道，风闻舒星妤在阳传良死后，在好几个场合都说阳传良的死和杨展肯定是有关系的。直说到公安局找她谈，说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这才作罢。
一场夜谈，很快话题又拐到别处，乃至天南海北。人死如灯灭，终究会远离活人的世界，在记忆里消磨掉痕迹。
我未和人再谈起过阳传良和舒星妤，直到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张邀请函。
函上写着：兹定于3月29日晚6时30分，在外滩广东路20号7楼m on the 波nd餐厅，举行鄙人五十岁生日冷餐会，敬请光临。杨展。
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展是摩羯座，生于一月。
载，天启六年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一声巨响，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裸体，衣物首饰器皿全都飘到西山上去了。紫禁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3千工匠尽皆跌下脚手架，摔成肉饼，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躲在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这些记录，从记录者到内容的详实度都极可信，没办法像野史或志怪小说那样忽视，却又怎么来解释呢。
而让阳传良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如果这些可以用飞碟、外星生命一类来大胆解释，却有另一些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完全无解”
这就是记载与现实的自相矛盾。
阳传良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不知挖过多少座大墓，其中有一些，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很自然，挖出来后，就会把墓的情况，和记载一一对照。这种对照，经常可以痛惜地发现，有多少的东西被历代的盗墓贼盗挖干净，但极少时，却有另外的发现。
比如汉代的一座王公大墓里，有一名女子并葬。然而在相关的历史记录里，墓主人之外，明明是该有一妻一妾合葬的，怎么会少了一个？这可和盗墓者无关，没人会连尸体带棺材一起盗走。再比如有的时候，记录里死者是躺在汉白玉棺中，挖出来一看，却是铜棺。
这就是自相矛盾，当年的记录者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应该搞错，也没必要作假的。可是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后，再次挖出来时，就变了样呢？
还有两个例子，对大众来说则更为著名。
其一就是秦皇陵。
汉旧仪中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这“旁行三百丈”即意味着骊山和秦陵之间，应该有一条地下通道。然而多年来秦陵考古队用遥感和物探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许多次探测，均未发现这条记载中的地道。
而史记中载，秦皇陵中有天空大地，天空中镶有星辰，大地有江河入海。依司马迁所言，这座地宫的结构格局，大异于其它墓葬。然而阳传良一次在和秦陵考古队队长聊天时却得知，虽然还未挖开地宫，但是各种仪器的探测，均表明秦陵还是较传统的房屋式墓葬的格局。当然规模要大很多，但格局和史记中的记载，有很大差异。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房宫，这就更典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关于阿房宫的史书记载，还有许多，都是言之凿凿，具体到了数字。然而当代考古证实，现西安的所谓“阿房宫遗址”实为汉时所建，而真正确认下来的阿房宫，在离“阿房宫遗址”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而且只是一个夯土台子。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考据，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起来过，建了个夯土台就停了下来。诸多史书中对阿房宫的详尽记载，都无法从考古中得到证实。
难道那些治史严谨的史官，都在凭空瞎写？
如果是个不细想的人，当然就凭着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当初的史官尽都在杜撰。但阳传良恰恰是个追根究底的性子，这么一琢磨起来，反倒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肚子里千绕百回之后，又和近现代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是当下也并非没有。现在陆陆续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回忆建国前后，党内党外的许多掌故，一本本的回忆录，有的出版在大陆，有的出版在港台，也有的出版在美国。这样的书多了，不免说到的事情会重合，可是不同的人，竟然常常对同一样件事情，如某时某人说了什么，说法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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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星妤依旧浅笑，眉目中藏着股子平实的爱意，仿佛连他此时的痴颠，也是极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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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于自杀。
据说他从468米高的紫金山顶一跃而下，摔得肢体模糊。警方的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可能。
发布会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飞快写完新闻稿传到报社，然后搭上了去南京的班机，希望能赶得上当天的追悼会。
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我抵达南京殡仪馆时，已经是四点过八分钟了。心中忐忑，不知还来不来得及鞠上一躬，以谢彼年香茶款待之情。原本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和这位考古学家接触的机会，却不料他的人生这样戛然而止了。
说不奇怪是假的，虽与他的私下接触只有那么一次，但分明觉得，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自寻短见的人，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太太相伴左右。言犹在耳，他说过此生之愿，能解开那些谜团就无憾了。有此执念念兹在兹，是什么让他放下这一切去寻死的呢。要说他已经解开那些谜团，可真是说笑话了。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西中厅，一路过去处处白花，各家里哭声震天，哀乐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把空气板结起来。
还要拐个弯才到西中厅，我就听见有女人凄厉的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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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个皱着眉的黑西装中年男人拐出来，双手插在裤袋里，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眉间已经舒展开来，仿佛全不把刚才的喝骂放在心上。
“杨教授！”我喊他。
“你是？”
“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在去年五一的校友会上见过。”
这人叫杨展，是国内量子物理界相当有名的专家，和我同一所中学毕业。去年母校八十年校庆，我就是在校友联谊上认识他的。也就是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递了张名片，无怪乎他不记得。
“啊你好，你来阳传良的追悼会？”
“是啊，和他喝过几次茶，很好的人，想不到。”我往他身后的转角看了眼，当然看不见什么，杨展的表情却露出些微尴尬。原来刚才被骂的人真是他。
我便识趣地不再说下去，彼此示意后，我继续前行，拐过弯，看见舒星妤站在门口，手扶着墙，胸口喘息未定，犹自往我这边恨恨地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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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我才叹息出声，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就此结束。
回到上海的几天后，我和行内的记者聊天时才得知，舒星妤竟是杨展的前妻。杨阳两人是中学的同学，也就是说，我和阳传良，也是校友。
这三人间的关系坊间有许多的传说版本，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杨展在国外当了几年的访问学者回来后，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这么说来，舒星妤对着杨展骂出的最后半句，瞎了眼云云，也就有了出处。不管故事里是谁对不起谁，可在阳传良的灵前，又何必说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疑问，就有人来解惑，说你不知道，风闻舒星妤在阳传良死后，在好几个场合都说阳传良的死和杨展肯定是有关系的。直说到公安局找她谈，说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这才作罢。
一场夜谈，很快话题又拐到别处，乃至天南海北。人死如灯灭，终究会远离活人的世界，在记忆里消磨掉痕迹。
我未和人再谈起过阳传良和舒星妤，直到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张邀请函。
函上写着：兹定于3月29日晚6时30分，在外滩广东路20号7楼m on the 波nd餐厅，举行鄙人五十岁生日冷餐会，敬请光临。杨展。
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展是摩羯座，生于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