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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根烟，靠在人行道的护栏上。
烟是附近便利店里买的，打火机也是。我很少抽烟，只有在某些时刻才抽几支。比如说事情棘手难办的时候。
此刻，在我的背后，隔着一条并不宽阔的马路，就是上海市某第一妇婴保健医院的正门。许多人正在哪里进进出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看着周围这些各色打扮席地而坐卖饰品的小贩，是什么信号让他们在城管到来的前一分钟一哄而散，而后再三三两两陆续回巢。
黄织在上海医院里身下的孩子，被发现死在了韩国首尔的冰箱里。已经认罪的韦罗尼克在隐藏什么，还是她根本就是在压力下精神失常胡说八道？不过就算她精神不失常，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黄织的孩子会跑到她那里。
难道她杀自己的小孩还不够，要想贩婴组织买婴儿来杀，以满足她的变态心理？要是这样的话，她都已经认罪了，为何不一起认下来？
还有，婴儿身体上长期爬行留下的反常痕迹是怎么来的？这种痕迹，会不会和他在母体内吸收同胞兄弟这种行为有关？或者说，有其他更神秘的原因？
我相信，钥匙就在前面的医院里。只要能从一妇婴医院找出“线头”再顺藤摸瓜，就能搞清楚一切。
还是和从前一样，利用记者身份的便利来查吗？但这好像在一妇婴医院里行不通啊。我能找出合适的理由，来向医院要求调阅三年前的病人病例和其他所需资料吗？向各个相关人员询问三年前的事情，这还叫新闻吗？
而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再往下小里说，也是有一批在医院里具备相当影响力的人，携手共同策划进行，才能做到滴水不漏。那么这些人，会让我这个记者看到任何可能暴露真相的材料吗？
要是能想出完美的答案，我也不会在这里徘徊许久。但到如今，既然想不出完美方案，那就不想了吧。
我把烟头掐灭，往一妇婴医院走去。像这么个无从下手的地方，酒让我像个莽汉一样去硬碰硬撞一次，看看会撞出什么来。至少可以观察，有哪些人的反应比较可疑。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你在哪里？”这么干脆的语气，就只有何夕了。
“我在常乐路上。”
“常乐路？你在医院？”
“嗯。”“你等着，我一会儿到。”何夕说完这句就挂了电话。
我愣了愣，又靠在护栏上，摸出只烟点上。
十五分钟后，我又接到了何夕的电话。
“人呢？”她问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一辆警车在我面前驶过，拐进了一妇婴医院的大门。
等我疾步走进医院，一身警服的何夕已经站在门诊大门前了。“你怎么来了，这里可不比大唐村，想靠张过期的警官证蒙混过关，不太可能。”我说。
“你是为查纸婴来的？”何夕不答反问。
“是啊。”
“那就进去吧。”
何夕说完就走，甩给我一个背影，把我恨得牙痒痒。把话说清楚点会死吗，这种风格，还真是对我胃口啊。
“傻站着干吗？”何夕在前面转过头说。
“哦哦。”我连忙跟上去。
我们直接找到了以妇婴院办主任，一个头顶微秃，看上去没几年就该退休的男人。
何夕一见面就先出示了自己的证明，我在旁边瞥了一眼，好像并不是那张过了期的警官证嘛。
主任仔细地看过证件，然后递还给何夕。
“何法医，请问有什么事吗？”
原来给的是法医证啊。
“有一宗谋杀案，需要贵院的协助。死者在三年前曾经入院一段时间，我需要当时你们对这个名叫黄织的病人所做检查的所有资料，以便和她现在的尸检结果进行比对。这对案情很重要。”
“哦，好的，我们一定配合。”主任似乎没有一点防备，立刻就答应了。
“你说得很冠冕堂皇啊。”我轻声对何夕说。
“本来就是。”何夕回答。
主任请何夕就等在办公室里，让人调出相关材料后送过来。他打电话让人办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和用词都很正常，看不出一点可疑的样子。
“那么，你也是来采访这个谋杀案的吗？”我已经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主任，可是他却不太明白我的意图。
“哦，不是，我和何法医是朋友，刚才在门口正好碰上了。不过我的确是来做采访的，我们报社想做一个上海大医院病人满意程度的专题报道，听说一妇婴在优化就医环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所以想现场看一看。最好嘛，您能派个人给我讲解一下，你们的各个环节是怎样的。”我等在这里也不能做什么，现编了个理由，想试试从另一个渠道能了解到些什么。
主任脸上多了一分笑容，这是送上门来的医院形象宣传呀，怎能放过，立刻就派了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带我到下面走走。这女孩年纪也不算很小，只是比起主任来比较年轻罢了。估计是干了好几年护士，然后被调到院办来做行政的。说实在的，这算是护士最好的出路了，比熬到护士长都好得多。
她很热情地为我介绍这介绍那，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篇报道是子虚乌有的，她说得再多，我也没法写出来。
我最关心的自然就是妇产科。一个男人对这感兴趣实在是不过打着采访的名义，也就硬着头皮上了。一连串的问题问下来，我算是对一个产妇从产前检查到住院再到生产的一系列流程都搞明白了。而且，还实地看了婴儿房，特意问明白了，当一个婴儿在产房里剪了脐带，要如何先擦干净再进行登记后，报道婴儿房由专门的护士用温水洗澡。
总之，一系列的手续相当严谨，成规模地大批偷走婴儿，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先前站在一妇婴的门口时，就已经意识到，在这样一家医院里，就算有拐盗婴儿，也不会大量发生。现在的产妇，偷偷做b超的人多了去了，想黄织这样到临盆还不知自己怀的是男是女，是不是双胞胎的产妇可不多见。此外，医院的登记手续不论，通常情况下丈夫都等在产房外，婴儿顺利生下来，护士都会第一时间抱给父亲看。
现在想想，成功偷一个婴儿，要满足一连串的条件。首先钥匙双胞胎，这样才能藏一个留一个，其次产妇得没做过b超，不知自己肚内的情况，这实际上要冒险，因为或许又许多人是在其他医院做的b超；然后藏起婴儿不让产妇和守在外面的父亲发现；最后才是医院内部的手续要做得看不出端倪。
这样苛刻的条件，注定了这种行为不可能成规模地发生，更不可能形成一条黑暗的产业链，因为成本太高了。
顺理成章地想下去，某些相关的人，只会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只做过黄织那么一次也有可能。
没错，特殊情况。这个婴儿的确最够特殊，不仅把同胞兄弟吸成一张纸，死亡时还有不可思议的长期爬行痕迹，或许在他刚出生时这特意情况就出现了，又或是有其他的特异之处。
医学上的原因，动机是这个吧。我想到了去年那次险象环生，并最终让何夕不得不选择重生的经历，这让我知道了即便是医学，也能让人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
该“采访”的都“采访”完了，回院办的路上，我收到了何夕的一条短信。
“看不出问题。”
看到这五个字的一瞬间，我有些恐惧。做到这样几近天衣无缝的程度，我是否还该查下去呢？
“他现在不再，出国去了。真是不巧，前天刚走的。”刚走进院办，我就听见主任对何夕这么说。
“呵，你这儿还没好呀。”我对何夕说，当然，这是说给主任听的。
“没，我想找负责产妇的医生了解详细情况，可是他已经出国了。”何夕回答。“是张医生吗，我前些天还和他通过电话呢。”我惊讶的说。
“你怎么知道？”主任不解的问。
“三年前我采访过他，就是为了这名产妇生下畸形胎儿的事情。”我解释了一下。
“哦，是这样。张医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要过半年才能回来。”
我和何夕互视了一眼，还真是巧呀。
“那么就先这样吧。这些材料的复印件我就带回去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还会来麻烦你。”何夕说。
“好的好的。”主任一口答应。
我和何夕走出办公室，在走道上转过一个弯，我问：“没找出什么疑点吗？”
“纸面上看起来很正常，本来找到医生问一问，人能反馈出的信息要比纸上丰富的多，可是”何夕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她注视这一个迎面而来的护士，直到这名护士和我们擦肩而过。
“怎么了？”
“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个人。在产房里，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动手的，只在一边看着，以防以外发生。而为产妇接生的是助产士，当时为黄织接生的助产士所知道的，不会比医生少。”何夕说着转身往住院办走去。
“真是抱歉，当时为这名产妇接生的助产士，现在也不在了。”主任这样对我们说。
“什么？”我忍不住说。
“她在两三年前就辞职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主任耸了耸肩“真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们。”
“她叫什么名字？”何夕问。
“岳闻樱。”
“哪儿人，是上海人吗。”
“是的，她是本地人。”
“这样的话，找到她应该不会很难。”何夕看着主任说。
“哦，对啊。公安系统找到她肯定不难。”主任笑着这样回答。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一个小区。这是浦东高档滨江住宅群之一。岳闻樱就住在这里。
我原以为，既然当年最清楚黄织怀孕情况的两个人都如此巧合地不在医院，那么就算是警方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岳闻樱。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也不能说不对。
我不知道岳闻樱在不在，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这里。岳闻樱辞职后，档案就一直在街道，似乎再没有出去工作过。档案里的电话已经全部更改了，但是她的父母还能找到。岳闻樱父母所在地的户籍警受何夕所托，到他们家去了一次，得知他们竟然已经和女儿断绝了往来，是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她父母不愿深谈。因为不联系，连女儿现在的电话都没有，我所拿到的地址，还是今年春节时，岳闻樱寄给父母的贺年卡片上写着的地址。
看起来，岳闻樱做了什么事情，让父母至今无法原谅，不愿和她主动联系。
何夕没有和我一起来，由我以记者的身份出面采访，比较不容易引起岳闻樱的警惕。现在她得抓紧时间研究黄织的尸体，毕竟这具对她而言无比宝贵的尸体不可能永远放在法医解剖室里，过一天少一天。
岳闻樱住在七楼，楼下有道安全门把关，主人可以通过装在门上的摄像头看到来访者的模样，也有对讲机可以说话。
我按下的702室的通话键，心里还挺担心，自己这么冒失地上门，别连这道门都进不去啊。
“喂，你是谁啊？”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上传来。
“请问，岳闻樱在吗？”我问
“嗯，我就是啊。”
我心里一阵兴奋，连忙说：“抱歉很冒昧地来打扰您，我是晨星报社的记者那多，想对您做个采访。”说道这里，我在摄像头前亮出记者证
“晨星报社记者？什么采访？”
“是关于关于您的一些经... -->>
我点了根烟，靠在人行道的护栏上。
烟是附近便利店里买的，打火机也是。我很少抽烟，只有在某些时刻才抽几支。比如说事情棘手难办的时候。
此刻，在我的背后，隔着一条并不宽阔的马路，就是上海市某第一妇婴保健医院的正门。许多人正在哪里进进出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看着周围这些各色打扮席地而坐卖饰品的小贩，是什么信号让他们在城管到来的前一分钟一哄而散，而后再三三两两陆续回巢。
黄织在上海医院里身下的孩子，被发现死在了韩国首尔的冰箱里。已经认罪的韦罗尼克在隐藏什么，还是她根本就是在压力下精神失常胡说八道？不过就算她精神不失常，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黄织的孩子会跑到她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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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婴儿身体上长期爬行留下的反常痕迹是怎么来的？这种痕迹，会不会和他在母体内吸收同胞兄弟这种行为有关？或者说，有其他更神秘的原因？
我相信，钥匙就在前面的医院里。只要能从一妇婴医院找出“线头”再顺藤摸瓜，就能搞清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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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再往下小里说，也是有一批在医院里具备相当影响力的人，携手共同策划进行，才能做到滴水不漏。那么这些人，会让我这个记者看到任何可能暴露真相的材料吗？
要是能想出完美的答案，我也不会在这里徘徊许久。但到如今，既然想不出完美方案，那就不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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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你在哪里？”这么干脆的语气，就只有何夕了。
“我在常乐路上。”
“常乐路？你在医院？”
“嗯。”“你等着，我一会儿到。”何夕说完这句就挂了电话。
我愣了愣，又靠在护栏上，摸出只烟点上。
十五分钟后，我又接到了何夕的电话。
“人呢？”她问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一辆警车在我面前驶过，拐进了一妇婴医院的大门。
等我疾步走进医院，一身警服的何夕已经站在门诊大门前了。“你怎么来了，这里可不比大唐村，想靠张过期的警官证蒙混过关，不太可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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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夕一见面就先出示了自己的证明，我在旁边瞥了一眼，好像并不是那张过了期的警官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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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好的，我们一定配合。”主任似乎没有一点防备，立刻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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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何夕回答。
主任请何夕就等在办公室里，让人调出相关材料后送过来。他打电话让人办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和用词都很正常，看不出一点可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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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热情地为我介绍这介绍那，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篇报道是子虚乌有的，她说得再多，我也没法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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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系列的手续相当严谨，成规模地大批偷走婴儿，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先前站在一妇婴的门口时，就已经意识到，在这样一家医院里，就算有拐盗婴儿，也不会大量发生。现在的产妇，偷偷做b超的人多了去了，想黄织这样到临盆还不知自己怀的是男是女，是不是双胞胎的产妇可不多见。此外，医院的登记手续不论，通常情况下丈夫都等在产房外，婴儿顺利生下来，护士都会第一时间抱给父亲看。
现在想想，成功偷一个婴儿，要满足一连串的条件。首先钥匙双胞胎，这样才能藏一个留一个，其次产妇得没做过b超，不知自己肚内的情况，这实际上要冒险，因为或许又许多人是在其他医院做的b超；然后藏起婴儿不让产妇和守在外面的父亲发现；最后才是医院内部的手续要做得看不出端倪。
这样苛刻的条件，注定了这种行为不可能成规模地发生，更不可能形成一条黑暗的产业链，因为成本太高了。
顺理成章地想下去，某些相关的人，只会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只做过黄织那么一次也有可能。
没错，特殊情况。这个婴儿的确最够特殊，不仅把同胞兄弟吸成一张纸，死亡时还有不可思议的长期爬行痕迹，或许在他刚出生时这特意情况就出现了，又或是有其他的特异之处。
医学上的原因，动机是这个吧。我想到了去年那次险象环生，并最终让何夕不得不选择重生的经历，这让我知道了即便是医学，也能让人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
该“采访”的都“采访”完了，回院办的路上，我收到了何夕的一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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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不再，出国去了。真是不巧，前天刚走的。”刚走进院办，我就听见主任对何夕这么说。
“呵，你这儿还没好呀。”我对何夕说，当然，这是说给主任听的。
“没，我想找负责产妇的医生了解详细情况，可是他已经出国了。”何夕回答。“是张医生吗，我前些天还和他通过电话呢。”我惊讶的说。
“你怎么知道？”主任不解的问。
“三年前我采访过他，就是为了这名产妇生下畸形胎儿的事情。”我解释了一下。
“哦，是这样。张医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要过半年才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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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先这样吧。这些材料的复印件我就带回去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还会来麻烦你。”何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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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何夕走出办公室，在走道上转过一个弯，我问：“没找出什么疑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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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忍不住说。
“她在两三年前就辞职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主任耸了耸肩“真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们。”
“她叫什么名字？”何夕问。
“岳闻樱。”
“哪儿人，是上海人吗。”
“是的，她是本地人。”
“这样的话，找到她应该不会很难。”何夕看着主任说。
“哦，对啊。公安系统找到她肯定不难。”主任笑着这样回答。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一个小区。这是浦东高档滨江住宅群之一。岳闻樱就住在这里。
我原以为，既然当年最清楚黄织怀孕情况的两个人都如此巧合地不在医院，那么就算是警方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岳闻樱。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也不能说不对。
我不知道岳闻樱在不在，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这里。岳闻樱辞职后，档案就一直在街道，似乎再没有出去工作过。档案里的电话已经全部更改了，但是她的父母还能找到。岳闻樱父母所在地的户籍警受何夕所托，到他们家去了一次，得知他们竟然已经和女儿断绝了往来，是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她父母不愿深谈。因为不联系，连女儿现在的电话都没有，我所拿到的地址，还是今年春节时，岳闻樱寄给父母的贺年卡片上写着的地址。
看起来，岳闻樱做了什么事情，让父母至今无法原谅，不愿和她主动联系。
何夕没有和我一起来，由我以记者的身份出面采访，比较不容易引起岳闻樱的警惕。现在她得抓紧时间研究黄织的尸体，毕竟这具对她而言无比宝贵的尸体不可能永远放在法医解剖室里，过一天少一天。
岳闻樱住在七楼，楼下有道安全门把关，主人可以通过装在门上的摄像头看到来访者的模样，也有对讲机可以说话。
我按下的702室的通话键，心里还挺担心，自己这么冒失地上门，别连这道门都进不去啊。
“喂，你是谁啊？”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上传来。
“请问，岳闻樱在吗？”我问
“嗯，我就是啊。”
我心里一阵兴奋，连忙说：“抱歉很冒昧地来打扰您，我是晨星报社的记者那多，想对您做个采访。”说道这里，我在摄像头前亮出记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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