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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抗议钓鱼执法，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要孩子？咳，瞧她打扮，还真看不出她已经是孩子妈了。
她举起牌子后，就不再搭理我，奋力向着三楼开着的那扇窗口晃动纸牌。窗边的人看了一眼，就缩回了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哦等等，也许是我搞错了？
“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聚在这儿是为了什么？”我问旁边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头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异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记者？钓鱼呀，我们都被钓了罚过钱的，执法队的人太黑了，我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指了指把“还我宝宝”来回摇动的女孩（好吧，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的确不像个母亲）：“她这是？”
平头耸了耸肩：“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说到这里，他又耸了耸肩。他的确是个开黑车的，也就是无证运营。他并不避讳这点，之所以来这里抗议，是因为执法队的执法程序不合法。就像这些天里许多媒体评论的，用假装乘客的方式钓鱼，是违法手段，照理他从前交的那些罚款，都得退回来。原本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现在执法队输了第一宗钓鱼官司，被淹在网友和媒体的唾沫里没了还手之力，让他看见了退回罚款的希望。站在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头一样想法的黑车司机。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女孩的老公也是个开黑车的。
女孩在这里站了好些天，早上来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子，一点都不合群。有人问她话，也爱理不理。昨天有记者问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平头没听见，但那记者和她说了没一会儿话，就跑开采访别人去了。
“好像是说，她男人被抓了。里面的人就没理过她，可是没听说执法队会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错了，这傻丫头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头耸耸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他已经耸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动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还我宝宝”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宝宝”？
可就像平头说的，城管是无权抓人的啊。
这事情透着蹊跷，记者喜欢的就是蹊跷。
我道了声谢，转回头再去找女孩说话。
打了两声招呼，女孩却不理我，只顾摇着牌子，看都不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这女孩儿可不太好打交道呀。从怀里摸了张名片出来，递到了女孩面前。她这才转头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报首席记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过名片，神情和刚才大不一样。
你是记者？她问。
因为说得急促，语调又怪，我并没听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问这个，便点头。
“哦啊。”她发出了两声揉杂了讶异和喜悦的感叹，薄薄的脸皮立刻涨红起来。这年头碰上个记者能激动成这样的太少见，看上去满腹冤屈只等向我倾诉。
然后她飞快地说了几句，因为心情，她原本怪异的语调被放大了，让我完全听不明白，只好请她慢慢讲。
“哦，对不起。”她刻意放缓了语速，好让我听请楚。
我认真地拿出采访簿，打算把关键部份记下来。几个保安远远看着，没有一点儿妨碍采访的意思，让我颇为奇怪。眼角余光扫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轻慢。是对我吗，还是对这女孩？
我的采访簿却是白拿了。
听了十几分钟，我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记。同时也明白了保安为什么这样悠闲，而前些天那位同样采访过女孩的记者，为什么很快就没了兴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字叫张岩。所谓“宝宝”果然就是她的先生，名叫刘小兵，有辆金杯小面包车，干着无证运营的营生，也曾被城管执法队放倒钩罚过钱。
前几天，刘小兵开着车出去做生意，却没有回来。张岩等了一夜又一天，不知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向邻居挨家挨户地打听，门口杂货店的老太太就说，听说最近黑车打得严，准是让城管抓了去，从前就被罚过，屡犯是要蹲大狱的。
所以张岩就跑到了这里，和其它要城管还钱的黑车司机们混在一块儿，想要城管部门把“宝宝”放回来。刚来的时候，见了纸牌上的字，楼里还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后来就再也不理她了，张岩激愤之下，就有了刚才的扔砖之举。
“唉。”我长长叹了口气，说：“这事儿你该找警察呀。”
“但是冯奶奶说，准是让城管逮了，城管可坏了。”张岩说。
我只好又叹口气，这女孩儿真是没一点生活常识，听风就是雨，看这模样还特别倔。我瞧她才像个“宝宝”
于是我只好给她解释，城管部门是没有拘留公民的权力的，这么多天和刘小兵失去联系，这叫“失踪”得立即报警。
“真的？”她狐疑地看我。
“真的。”
“那会不会就是警察抓了宝宝？”
“你先生又不偷又不抢，只是无证运营一般警察是不会拘留的。就算他因为什么让警察抓了，也不可能不通知家人呀。你啊，还是快到警局去报失踪案吧。”
“通知家人那会不会”张岩欲言又止，然后问：“我该去哪里的警局报案呢？”
“你打110呀。”
“我不能打110的。”
“110怎么能不会打？你要不打电话，就去你住那儿的派出所，你去问那冯奶奶，她准知道。”我有点被她烦着了，口气不耐烦起来，旋即反省，这女孩儿虽然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人家老公失踪？，自己这语气不妥。
“这样吧，你先去警局报案，万一再有什么困难，你打我名片上的电话，要是能帮上我就帮。”我补了一句。
“我也没法儿打你的电话。”张岩朝我笑笑。
我还没捉摸出她笑里的意味，就听她说：“我听不见。”
“啊？”
“我听不见！”
我愣了几秒钟，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彻底愣住了。
她是聋子？
她听不见声音的？
不对呀。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和我说话？”我问。
张岩指了指我的嘴唇。
是唇语。
怪不得，她只有在看着我的时候，才能知道我说什么。怪不得，她说话的语调这么奇怪。绝大多数的失聪者是哑的，不是声带有问题，而是因为听不见别人说话，自然就很难学会说话。像张岩这样能说话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才学会。
呵，我竟然在和一个听不见的人说话，当记者这么多年，头一会碰见呢。
“宝宝教我说话的。我一定要把宝宝找回来。”穿着公主裙的女孩儿说，带着让我懔然的坚持。
我想我有种幸运或是不幸，平常人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的古怪事情，却屡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像这次，我原以为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只是礼节性的，过后不会再有什么交集。换名片么只是做做样子，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虚有其表，但这个表也很重要，它构成了社会。结果呢——这么快又碰面了——并且是以如此离奇的方式。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颇有点装腔作势。何夕性格略有些冷僻好吧许多人认为是性情古怪，在她身边我总是不自觉地做些活跃气氛的事情。如果在其它场合，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不过与何夕单独相处，只要惹得她微笑，我也会很开心。人总是备着多副面具，我现在是戴着面具还是没戴着呢？我也不知道。
此时我们刚吃完饭。从进贤路拐出来，在周围的小店间游荡。何夕对逛街并不如其它女人般热衷，只是慢慢走过，随意洒落目光。有时候她对旁边石库门的幽深巷子更有兴趣，随着她的步子，我们走进一条上海里弄。弄口的匾模糊得看不清名字，我瞥见砖墙上有块铜牌子，想必这片街区是市保护建筑，风雨里吹打百年了。
弄里窄得只能停些自行车，灯火比街上黯淡，正合适我的故事。我在向何夕说那段和“六耳”有关的经历，迄今华山医院还保留着他的病历——不明原因引起的突然返祖，药石罔效。故事从他逃出医院和我见面才开始，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返祖这么简单。
我把开场白讲完，就要和着弄堂里的烟火气息，把后面的光怪陆离一一道来，却忽然卡壳。瞬间我有点疑惑，自己经历的奇怪事情太多，也不知向何夕添油加醋地说了多少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我到底有没有讲过呢？
我瞧了眼何夕，她往旁边窗户里看着，像是并没认真听我白唬。窗那边正有个洗着碗碟的中年妇人在打量着我们。旋即她转过脸来，问；“那么你觉得遇见我是种不幸啰？”
“怎么会，你觉得自己很古怪吗？”
“不是吗？”
“呃你是不是听我讲过六耳的事了？”我岔开话题，心里暗自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实诚了，这种时候该握紧小手深情凝视坚决否认才对吧。
“听过两遍。”
“哦，啊，那个”我搓着手，有点尴尬。
何夕这时却笑了，把冷冰冰的手放进我掌心，往弄口走回去。
“我是有点古怪，所以谢谢你。”她说。
“谁叫我喜欢你呢。”我肉麻地说。
“所以你是觉得我古怪，对吧。”何夕抽出手说。
我张口结舌，然后她又笑了。
“你最近碰到过郭栋吗？”我肯定是个感情白痴，居然在这种时候提这个话题。可我总得在去找郭栋前跟她通个气，哎顺便就现在说一句啰。
何夕是法医，尽管那宗法医失踪事件在她当法医前一年发生，但同一个系统，她一定知道。更何况关于太岁，还会有谁比她更熟悉，更关注呢？
“我和他不熟。”
“我想这两天找他一次，他升了正处你知道吧，你说这人一升官忘性就大啊，那么大个事情居然电话里和我说忘记了，我可不相信，我打赌他就算忘了自己姓什么都不可能忘记，这可是成立特事处以来，他的第一功啊”我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何夕打断问：“你想说什么？”
路口行人红灯跳成绿灯。我驻足不前，看着她。
“我想知道脑太岁的下落。我不想哪一天亡者真的归来，我却毫无准备。”
“愣着干嘛，绿灯！”何夕像听见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径自向对面走去。
我紧赶两步跟上去，一路无话，直到下个路口。
“吃粟子吗？”我停下来在新长发糖炒粟子的专营摊子上买了十块钱粟子，给何夕递过去。
粟香扑鼻。何夕拈着枚热腾腾的粟子，只是看着出神。那粟壳上有道裂缝，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不知这裂是事先用刀割开的，还是在炒时果肉膨胀自然开裂。她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那些从人体内迸裂而出的太岁？
“江文生的调查报告很古怪啊。”
江文生就是那个被脑太岁控制的失踪法医，我却没听清楚何夕的这声低语，追问她说了什么。
“你说得对，郭栋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忘记的。如果你打听出什么，会告诉我的吧。”何夕剥开粟子，把果肉送进嘴里。
“当然。”
其实我更想知道，你体内那个太岁，究竟怎么样了。
我没问出这句话，只是从纸袋里又摸出颗粟子，递给她。
nbsp; 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抗议钓鱼执法，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要孩子？咳，瞧她打扮，还真看不出她已经是孩子妈了。
她举起牌子后，就不再搭理我，奋力向着三楼开着的那扇窗口晃动纸牌。窗边的人看了一眼，就缩回了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哦等等，也许是我搞错了？
“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聚在这儿是为了什么？”我问旁边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头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异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记者？钓鱼呀，我们都被钓了罚过钱的，执法队的人太黑了，我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指了指把“还我宝宝”来回摇动的女孩（好吧，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的确不像个母亲）：“她这是？”
平头耸了耸肩：“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说到这里，他又耸了耸肩。他的确是个开黑车的，也就是无证运营。他并不避讳这点，之所以来这里抗议，是因为执法队的执法程序不合法。就像这些天里许多媒体评论的，用假装乘客的方式钓鱼，是违法手段，照理他从前交的那些罚款，都得退回来。原本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现在执法队输了第一宗钓鱼官司，被淹在网友和媒体的唾沫里没了还手之力，让他看见了退回罚款的希望。站在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头一样想法的黑车司机。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女孩的老公也是个开黑车的。
女孩在这里站了好些天，早上来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子，一点都不合群。有人问她话，也爱理不理。昨天有记者问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平头没听见，但那记者和她说了没一会儿话，就跑开采访别人去了。
“好像是说，她男人被抓了。里面的人就没理过她，可是没听说执法队会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错了，这傻丫头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头耸耸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他已经耸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动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还我宝宝”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宝宝”？
可就像平头说的，城管是无权抓人的啊。
这事情透着蹊跷，记者喜欢的就是蹊跷。
我道了声谢，转回头再去找女孩说话。
打了两声招呼，女孩却不理我，只顾摇着牌子，看都不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这女孩儿可不太好打交道呀。从怀里摸了张名片出来，递到了女孩面前。她这才转头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报首席记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过名片，神情和刚才大不一样。
你是记者？她问。
因为说得急促，语调又怪，我并没听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问这个，便点头。
“哦啊。”她发出了两声揉杂了讶异和喜悦的感叹，薄薄的脸皮立刻涨红起来。这年头碰上个记者能激动成这样的太少见，看上去满腹冤屈只等向我倾诉。
然后她飞快地说了几句，因为心情，她原本怪异的语调被放大了，让我完全听不明白，只好请她慢慢讲。
“哦，对不起。”她刻意放缓了语速，好让我听请楚。
我认真地拿出采访簿，打算把关键部份记下来。几个保安远远看着，没有一点儿妨碍采访的意思，让我颇为奇怪。眼角余光扫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轻慢。是对我吗，还是对这女孩？
我的采访簿却是白拿了。
听了十几分钟，我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记。同时也明白了保安为什么这样悠闲，而前些天那位同样采访过女孩的记者，为什么很快就没了兴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字叫张岩。所谓“宝宝”果然就是她的先生，名叫刘小兵，有辆金杯小面包车，干着无证运营的营生，也曾被城管执法队放倒钩罚过钱。
前几天，刘小兵开着车出去做生意，却没有回来。张岩等了一夜又一天，不知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向邻居挨家挨户地打听，门口杂货店的老太太就说，听说最近黑车打得严，准是让城管抓了去，从前就被罚过，屡犯是要蹲大狱的。
所以张岩就跑到了这里，和其它要城管还钱的黑车司机们混在一块儿，想要城管部门把“宝宝”放回来。刚来的时候，见了纸牌上的字，楼里还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后来就再也不理她了，张岩激愤之下，就有了刚才的扔砖之举。
“唉。”我长长叹了口气，说：“这事儿你该找警察呀。”
“但是冯奶奶说，准是让城管逮了，城管可坏了。”张岩说。
我只好又叹口气，这女孩儿真是没一点生活常识，听风就是雨，看这模样还特别倔。我瞧她才像个“宝宝”
于是我只好给她解释，城管部门是没有拘留公民的权力的，这么多天和刘小兵失去联系，这叫“失踪”得立即报警。
“真的？”她狐疑地看我。
“真的。”
“那会不会就是警察抓了宝宝？”
“你先生又不偷又不抢，只是无证运营一般警察是不会拘留的。就算他因为什么让警察抓了，也不可能不通知家人呀。你啊，还是快到警局去报失踪案吧。”
“通知家人那会不会”张岩欲言又止，然后问：“我该去哪里的警局报案呢？”
“你打110呀。”
“我不能打110的。”
“110怎么能不会打？你要不打电话，就去你住那儿的派出所，你去问那冯奶奶，她准知道。”我有点被她烦着了，口气不耐烦起来，旋即反省，这女孩儿虽然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人家老公失踪？，自己这语气不妥。
“这样吧，你先去警局报案，万一再有什么困难，你打我名片上的电话，要是能帮上我就帮。”我补了一句。
“我也没法儿打你的电话。”张岩朝我笑笑。
我还没捉摸出她笑里的意味，就听她说：“我听不见。”
“啊？”
“我听不见！”
我愣了几秒钟，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彻底愣住了。
她是聋子？
她听不见声音的？
不对呀。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和我说话？”我问。
张岩指了指我的嘴唇。
是唇语。
怪不得，她只有在看着我的时候，才能知道我说什么。怪不得，她说话的语调这么奇怪。绝大多数的失聪者是哑的，不是声带有问题，而是因为听不见别人说话，自然就很难学会说话。像张岩这样能说话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才学会。
呵，我竟然在和一个听不见的人说话，当记者这么多年，头一会碰见呢。
“宝宝教我说话的。我一定要把宝宝找回来。”穿着公主裙的女孩儿说，带着让我懔然的坚持。
我想我有种幸运或是不幸，平常人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的古怪事情，却屡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像这次，我原以为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只是礼节性的，过后不会再有什么交集。换名片么只是做做样子，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虚有其表，但这个表也很重要，它构成了社会。结果呢——这么快又碰面了——并且是以如此离奇的方式。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颇有点装腔作势。何夕性格略有些冷僻好吧许多人认为是性情古怪，在她身边我总是不自觉地做些活跃气氛的事情。如果在其它场合，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不过与何夕单独相处，只要惹得她微笑，我也会很开心。人总是备着多副面具，我现在是戴着面具还是没戴着呢？我也不知道。
此时我们刚吃完饭。从进贤路拐出来，在周围的小店间游荡。何夕对逛街并不如其它女人般热衷，只是慢慢走过，随意洒落目光。有时候她对旁边石库门的幽深巷子更有兴趣，随着她的步子，我们走进一条上海里弄。弄口的匾模糊得看不清名字，我瞥见砖墙上有块铜牌子，想必这片街区是市保护建筑，风雨里吹打百年了。
弄里窄得只能停些自行车，灯火比街上黯淡，正合适我的故事。我在向何夕说那段和“六耳”有关的经历，迄今华山医院还保留着他的病历——不明原因引起的突然返祖，药石罔效。故事从他逃出医院和我见面才开始，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返祖这么简单。
我把开场白讲完，就要和着弄堂里的烟火气息，把后面的光怪陆离一一道来，却忽然卡壳。瞬间我有点疑惑，自己经历的奇怪事情太多，也不知向何夕添油加醋地说了多少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我到底有没有讲过呢？
我瞧了眼何夕，她往旁边窗户里看着，像是并没认真听我白唬。窗那边正有个洗着碗碟的中年妇人在打量着我们。旋即她转过脸来，问；“那么你觉得遇见我是种不幸啰？”
“怎么会，你觉得自己很古怪吗？”
“不是吗？”
“呃你是不是听我讲过六耳的事了？”我岔开话题，心里暗自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实诚了，这种时候该握紧小手深情凝视坚决否认才对吧。
“听过两遍。”
“哦，啊，那个”我搓着手，有点尴尬。
何夕这时却笑了，把冷冰冰的手放进我掌心，往弄口走回去。
“我是有点古怪，所以谢谢你。”她说。
“谁叫我喜欢你呢。”我肉麻地说。
“所以你是觉得我古怪，对吧。”何夕抽出手说。
我张口结舌，然后她又笑了。
“你最近碰到过郭栋吗？”我肯定是个感情白痴，居然在这种时候提这个话题。可我总得在去找郭栋前跟她通个气，哎顺便就现在说一句啰。
何夕是法医，尽管那宗法医失踪事件在她当法医前一年发生，但同一个系统，她一定知道。更何况关于太岁，还会有谁比她更熟悉，更关注呢？
“我和他不熟。”
“我想这两天找他一次，他升了正处你知道吧，你说这人一升官忘性就大啊，那么大个事情居然电话里和我说忘记了，我可不相信，我打赌他就算忘了自己姓什么都不可能忘记，这可是成立特事处以来，他的第一功啊”我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何夕打断问：“你想说什么？”
路口行人红灯跳成绿灯。我驻足不前，看着她。
“我想知道脑太岁的下落。我不想哪一天亡者真的归来，我却毫无准备。”
“愣着干嘛，绿灯！”何夕像听见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径自向对面走去。
我紧赶两步跟上去，一路无话，直到下个路口。
“吃粟子吗？”我停下来在新长发糖炒粟子的专营摊子上买了十块钱粟子，给何夕递过去。
粟香扑鼻。何夕拈着枚热腾腾的粟子，只是看着出神。那粟壳上有道裂缝，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不知这裂是事先用刀割开的，还是在炒时果肉膨胀自然开裂。她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那些从人体内迸裂而出的太岁？
“江文生的调查报告很古怪啊。”
江文生就是那个被脑太岁控制的失踪法医，我却没听清楚何夕的这声低语，追问她说了什么。
“你说得对，郭栋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忘记的。如果你打听出什么，会告诉我的吧。”何夕剥开粟子，把果肉送进嘴里。
“当然。”
其实我更想知道，你体内那个太岁，究竟怎么样了。
我没问出这句话，只是从纸袋里又摸出颗粟子，递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