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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张爱玲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重庆的汪政府官太太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混得十分好，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旁的女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于是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月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非常秀丽，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这繁繁总总的人像里，就只有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也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的路上便遇到一次空袭，人家跑，她便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被她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她只是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休战后，她又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了看护，仍然每天躲在屏风后读书。眼见许多生命在眼面前死去，并不觉得感伤或者可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站在摊头吃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往浅水湾去一次，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票——上次同她母亲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2整个世界都在打仗，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朝代覆灭，在动荡的时局面前，个人的情爱显得多么渺茫而不可靠，正山盟海誓相许白头着，忽然“轰隆”一声，所有的誓言就都成了空话，海枯石烂倒成了现实。
在炮火、病痛、饥饿与死亡中，张爱玲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直抵灵魂的核心。
刚开战时，所有的学生们都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菜是用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闻之欲呕——然而她也喝了下去，并且久了也便觉得肥皂也有一种寒香。而小时候，她是连鸡汤里有药味也要挑剔的。可是现在，一切只好将就，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也不介意。如果再饿两天，别说有肥皂味的菜，便是让她吃肥皂，怕也只好吃下去了。
她曾在围城里待了18天，缺吃少喝，也没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异乡的感觉格外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呻吟“妈妈啊——”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也想起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战时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包括爱玲的老师——历史教授佛朗士。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就算在战争中逃过大难，战争结束后，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虐待——港大的校本部不久成为港大师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废，还被破坏，很多文件与纪录都不知所终了，包括有关张爱玲的资料。
中学毕业时她填的最怕一栏是“死”然而这时候“死”离她这样地近，她倒夷然了。随时都可能死去，随时都面对死亡，于是死亡便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惧，也不值得同情。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是伤口上慢慢长出厚厚的痂，有一层“隔”的感觉。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极不舒服，可到底也睡着了。
——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坚强，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冷漠。
烬余录里，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静地描写了自己的自私：“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的，颤抖的，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着人性包括她自己，然而她最终悲悯地将这一切归于“孤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而且饥饿。
是饥饿将善良、博爱、正义这些个大题目从身体里一点点地挤出去，最终只留下口腹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在医院做看护时，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烧牛奶，同伴们正在打瞌睡，但是多数病人都醒着，眼睁睁地望着她手里肥白的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更美丽的。
然而她也只有这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它，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与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得老着脸往厨下去。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
她知道那些双眼睛就盯着她背后，那些抽动的鼻翼在贪婪地嗅那煮牛奶的香。她把牛奶倒进锅里，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在这一无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里，这一小锅牛奶便是救世的观音。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她像猎人看守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又像被猎的兽。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
那以后，只要闻到牛奶烧糊了的焦香，她就会觉得饿。3
印象中，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大致状况，尤其在战争中的状况。
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张爱玲：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张爱玲：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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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张爱玲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重庆的汪政府官太太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混得十分好，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旁的女学生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于是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月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非常秀丽，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非常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可是有一个时期大家深居简出，不大敢露面，只有她一个人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
——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这繁繁总总的人像里，就只有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也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的路上便遇到一次空袭，人家跑，她便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被她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她只是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休战后，她又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了看护，仍然每天躲在屏风后读书。眼见许多生命在眼面前死去，并不觉得感伤或者可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只是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站在摊头吃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每隔个十天半月就要往浅水湾去一次，打听有没有去上海的船票——上次同她母亲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2整个世界都在打仗，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朝代覆灭，在动荡的时局面前，个人的情爱显得多么渺茫而不可靠，正山盟海誓相许白头着，忽然“轰隆”一声，所有的誓言就都成了空话，海枯石烂倒成了现实。
在炮火、病痛、饥饿与死亡中，张爱玲看到了最真实的人性，直抵灵魂的核心。
刚开战时，所有的学生们都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菜是用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闻之欲呕——然而她也喝了下去，并且久了也便觉得肥皂也有一种寒香。而小时候，她是连鸡汤里有药味也要挑剔的。可是现在，一切只好将就，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也不介意。如果再饿两天，别说有肥皂味的菜，便是让她吃肥皂，怕也只好吃下去了。
她曾在围城里待了18天，缺吃少喝，也没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异乡的感觉格外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呻吟“妈妈啊——”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也想起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战时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包括爱玲的老师——历史教授佛朗士。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就算在战争中逃过大难，战争结束后，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虐待——港大的校本部不久成为港大师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废，还被破坏，很多文件与纪录都不知所终了，包括有关张爱玲的资料。
中学毕业时她填的最怕一栏是“死”然而这时候“死”离她这样地近，她倒夷然了。随时都可能死去，随时都面对死亡，于是死亡便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惧，也不值得同情。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是伤口上慢慢长出厚厚的痂，有一层“隔”的感觉。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极不舒服，可到底也睡着了。
——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坚强，便是这样子一天天冷漠。
烬余录里，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静地描写了自己的自私：“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的，颤抖的，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着人性包括她自己，然而她最终悲悯地将这一切归于“孤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而且饥饿。
是饥饿将善良、博爱、正义这些个大题目从身体里一点点地挤出去，最终只留下口腹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在医院做看护时，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烧牛奶，同伴们正在打瞌睡，但是多数病人都醒着，眼睁睁地望着她手里肥白的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更美丽的。
然而她也只有这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它，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与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得老着脸往厨下去。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
她知道那些双眼睛就盯着她背后，那些抽动的鼻翼在贪婪地嗅那煮牛奶的香。她把牛奶倒进锅里，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在这一无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里，这一小锅牛奶便是救世的观音。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她像猎人看守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又像被猎的兽。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
那以后，只要闻到牛奶烧糊了的焦香，她就会觉得饿。3
印象中，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大致状况，尤其在战争中的状况。
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张爱玲：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张爱玲：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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