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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
如果陈阿姨说的基本是事实，哪怕是她和老陈见到的事实，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实――柳璀想，那么她的整个出生，未免太肮脏，而且太暴力，太残酷，不仅如此，里面有一种最基本的不义，最起码的颠倒。哪怕是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哪怕历次运动中一向有错案假案，都无法辩解这一种恶。
陈阿姨说“你今天被关的那个拘留所，以前就是良县武装部关犯人的。”
柳璀看着陈阿姨，紧张地问“你是说就是当年关押红莲和玉通禅师的地方？”
“就是，”陈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没有那个停车的院坝。老陈就在那里办公。”
柳璀双手捧住脸，心里直在说“真糟，真糟。”虽然她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什么弄糟了。她的双手却禁不住发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声没响，不让陈阿姨看见。陈阿姨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抱着她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很久屋子里也没人说话，远处有鞭炮声，不知是喜事，还是丧事，那鞭炮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下城都安静下来，为了听这声音。
还是陈阿姨说“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点了。”她说着就把蚊帐拉开。
柳璀点点头。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问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应当忏悔，不是她，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但是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伤，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心里叫道：父亲，如果你的魂在这儿，你会不会懂为什么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赎清了罪，还清了债？
柳璀突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死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知道她现在到了良县，或许会前来，带领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记忆中的父亲，完全不是弄奸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干部系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总是尽量躲开，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开了一切的纠纷。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挺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勃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露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缝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湿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满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乱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挺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满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喷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后悔未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父亲自杀后，李伯伯没有马上告诉她。当然，她如果赶回成都，也未必能见到父亲的遗体。
母亲对自己那段日子不愿意多谈，也从来不太愿意提父亲的死亡，母亲说，父亲被连续轰炸性批斗后，精神终于承受不了，神志混乱后跳楼自杀。
留在她心里的父亲，鬓角头发出现了花白，说话声音也不高，做事仔细耐心。他看女儿的眼神，总是带着爱，带着慈祥。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她从学校回家，突然下起大雨，刮起大风，她躲在街角。这时父亲打着伞顶着风雨出现了，对她说，就知道她被雨堵在这儿，他的笑容亲切，他的步子显得有些笨重，穿了件皱巴巴的短衫，背有点驼，眼角有皱纹，不过更像她的父亲。她情愿保留这个记忆。
她翻了一个身，整个脸陷在柔软的枕头里。陈阿姨说的那冤死的和尚和妓女，一直在她脑子闪现。行刑队的枪举起来，眼睛充满无名的恐怖。乌红的血流了一大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血，像开自来水管似的。那两具尸体被破草席卷裹起来，扔进坑里，铲上泥土，埋了。陈阿姨说这儿的人总绕着路，不经过那个半山腰的坝子，说是杀死过人的地方，连太阳都不照着那块地，怕惹来一身倒霉气。后来那儿成了一所中学操场，坡土铲平盖上水泥，架起围栏，成为篮球场。本地人，老辈早就忘了这案子，小辈人听过也如耳边风，没人记得这事。但是她还是不愿走那里。
昨夜陈阿姨陪她回酒店，到酒店门口停住脚步，说她这样打扮的老百姓不便进去。她对柳璀说“好好睡一觉，你也让我担心，就像担心月明一样，月明性格细致，虽然不会照顾自己，却是非常孝顺。他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安慰！”
“难道”柳璀心里疑惑的话，几乎要冲出口来。
陈阿姨看着柳璀，握着柳璀的手，突然说“是红莲来报我的恩――当年是我帮她逃走的，没想到把她送上死路。我一直不知她是恨我还是感激我。现在，我知道她是感激我的。”
陈阿姨的话，柳璀听得心惊肉跳：看来陈阿姨深信不疑月明是红莲转世。照此推理，她就应当想到自己不过这也太荒唐了。
她刚想说话，陈阿姨已经走远了。
父亲的骨灰后来送回他的家乡河南安阳，安葬之后，柳璀再也未去过那里扫墓，她所有与父亲相关的记忆都是和四川联系在一起的。
她觉得天已经亮了，虽然这种旅馆的窗帘向来厚到不透一点点光线，她知道，天终于亮了，可是她的眼睛就是睁不开，仿佛有什么胶粘住似的。应该会有什么人来敲门，或是电话铃声，或是来做清洁的旅馆人员来敲门。这样她就可以完全结束这场冷汗不断的痛苦睡眠。
但是始终没有等到。她还是躺在床上，那些水里全都是腐烂的东西，更多的是头发丝，缠在一起，不知是死人的还是活人的，那些乌黑的头发丝在水面上，她要分开这些头发，才能浮出水面来。但是她未能办到，她又落到水里，那些乱得不成形状不成逻辑的细节，又来找她，要她进去看个清楚。
她觉得只有一个人能听懂她这些苦恼，能够是谁呢？她想来想去，只有李路生，她的保护人，多年做她的哥哥、后来做了她丈夫的人。她试了一下，用尽力气喊“路生！”
她听到了回音。
终于睁开眼睛，一摸枕头，全是脸颊流下来的泪水。李路生果真在房间里另一端，侧面坐着，开着一个台灯，想必在看什么文件。
她第一次发现李路生戴着眼镜，想必是老花阅读镜。这个永远的少壮派也到了眼光不灵之时？这个问题把她轻易地拖回现实中来了。
她坐了起来“路生，你在这儿？”
李路生赶快把眼镜摘掉，说：“我昨夜进来，你已经睡着了，没有惊醒你。”他穿着内衣，但披了一件睡袍。
她觉得自己嗓子沙哑，好象嗝着什么东西。她揉了揉眼睛。
“这已经是几点啦？”
李路生看了一下手表。说“快九点了，你昨天肯定累坏了。”
“昨天？”柳璀想“昨天怎么啦？”
“你被这个鬼地方的人关进拘留所。”李路生坐到她床边。“真是抱歉，我至今还没好好问你是怎么一回事？”
“噢，那个小事！”柳璀从床上蹦起来“早忘了！”她走进浴室，开了热水冲澡，头发也洗了再洗。她觉得一身是味，不是昨天在那个臭熏熏的拘留所弄的，昨晚上床前她已经仔细地洗过了。她让水冲下来，想洗干净刚才浮出头脑的那些血腥。她倒完几个小瓶里洗发液，弄得脚底堆起一厚层白色的泡沫，开大水量。过了两分钟，哗哗的水声停止。
她用根干净大毛巾当胸一围，系好，便在浴室里吹头发。
妻子的不计较，让李路生高兴起来，他站在浴室门口，笑着对柳璀说：“真是，不跟这种七品芝麻官计较。”
“我这种小老百姓已经忘了，你这个大官儿怎么还记得。”柳璀关了电吹风，用梳子梳头，她将头发往后梳，没有留一点刘海，这样她的额头显得挺高。
“就你大度。”李路生装着生气地走回桌子边看文件。柳璀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他昨夜睡了几个小时。她回到旅馆都快十二点了，因为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有摩托车，但是她不敢叫。觉得夜里摩托车路子野，一看就明白她是外地人。走路回酒店，黑地里可能找不到那条近道。有一个酒鬼，正在乱唱乱骂，往阶梯下的房子扔石子。她正在犹豫时，陈阿姨拿着电筒追了上来，一直把她送到旅馆，才自己走回去。她打开房间，已非常疲倦，倒头就睡。李路生恐怕一点后才进来，那时她已睡得正熟。
也不知道这个人早晨什么时候起来的。她知道现在的干部，上午做不了什么事，夜里忙个不休，早晨补个懒觉。只是李路生，上午用来看一堆报告资料。
李路生把窗帘拉开了，房间里涌满了阳光。柳璀这才看清他的脸，觉得丈夫真的老了，至少最近憔悴多了，左脸颊生出了两粒斑痣。她自己在他眼里，恐... -->>
记忆中的父亲
如果陈阿姨说的基本是事实，哪怕是她和老陈见到的事实，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实――柳璀想，那么她的整个出生，未免太肮脏，而且太暴力，太残酷，不仅如此，里面有一种最基本的不义，最起码的颠倒。哪怕是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哪怕历次运动中一向有错案假案，都无法辩解这一种恶。
陈阿姨说“你今天被关的那个拘留所，以前就是良县武装部关犯人的。”
柳璀看着陈阿姨，紧张地问“你是说就是当年关押红莲和玉通禅师的地方？”
“就是，”陈阿姨回答道“只是以前没有那个停车的院坝。老陈就在那里办公。”
柳璀双手捧住脸，心里直在说“真糟，真糟。”虽然她没有想清楚究竟是什么弄糟了。她的双手却禁不住发抖，但是她控制住自己，一声没响，不让陈阿姨看见。陈阿姨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抱着她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很久屋子里也没人说话，远处有鞭炮声，不知是喜事，还是丧事，那鞭炮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下城都安静下来，为了听这声音。
还是陈阿姨说“太晚了，回去吧，快十一点了。”她说着就把蚊帐拉开。
柳璀点点头。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问好。
她找地上的鞋穿上。如果有人应当忏悔，不是她，也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但是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已成了江水和群山之外的魂。
柳璀非常哀伤，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心里叫道：父亲，如果你的魂在这儿，你会不会懂为什么我不肯哭泣？你是否赎清了罪，还清了债？
柳璀突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死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知道她现在到了良县，或许会前来，带领她看清楚她出生前的一些事。
她记忆中的父亲，完全不是弄奸取滑的政客角色。相反，在省里，在西南局干部系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总是尽量躲开，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避开了一切的纠纷。
父亲并没有步步高升――五十年代初似乎升得挺快，从良县到重庆市，再到省府成都，以后就老老实实做着他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做什么都没有锋芒，没有棱角，一个灰色的人物。宣传部这职务，的确最危险四伏。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装聋作哑，他才不是落马最早的。
家里有一张父母结婚时在重庆拍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样子有点土气，神态憨厚，而母亲却是英姿勃发，一头革命的短发，也能剪得优雅，穿的是列宁装制服，双排钮扣的那种，后来很少见到。的确让人眼目一亮。从照片上看，父亲应当非常爱母亲。
后来有了她，又有一张在重庆拍的照片，母亲抱着她，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家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母亲的模样还是那么清静雅致，面容没有露出一点倦意，她含着笑。反而是父亲显得僵硬古板，中山装衣缝笔直，像刚浆烫过，挂在衣架上。他的头发大概刚理过，两鬓剪掉太多，上面的头发笔直，像尺寸画出来的。父亲的样子，在今天社会会被认为太土，绝对不像有本事或有野心，能耍政治手段的人。
在柳璀的记忆中，父亲很宠母亲，家里凡事都听母亲的。她小时没有多少机会见到父亲，干部子弟学校管理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准回家。父亲星期天在家的天数不多，在家不看文件的时间更不多，能陪她出去玩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了。
她小时候心里一直认为母亲夺走了父亲的爱，夺走了父亲全部的时间。夜里她偷偷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但她推不开，门关得紧紧的。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有一次着了凉，父亲问她，她才说。父亲听了把她抱很紧，那一晚，父亲爬在地上让她骑。
她非常想和父亲到公园去，坐父亲的小车。有一次她生日，父亲直接到学校来，帮她请了假，带她去杜甫草堂。那年成都总是雨天，四周都湿淋淋的。当她和父亲走进茶馆，雨就倾盆而下。荷花池已长满荷叶，但是花一朵也未开。父亲让她背杜甫的诗，她背了一首又一首。雨声打在荷叶上，周围都没有人，整个杜甫草堂仿佛都属于他们。
有一年暑假，父亲推掉外地的会议，带着她和母亲，三人一起去爬峨嵋山。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爬了一会石阶就不行了，要用手撑才能爬上石阶。父亲就让她跨坐在肩膀上，扛着她走。他说“小璀，现在爸爸还能扛你，再过几年爸爸老了就扛不动你了。”
“没关系，到时我扛你，爸爸。”她说“我长大了要为你做好多好多事。”
她一句也未提母亲，母亲在一旁说“小璀偏心眼！”
他们在峨嵋山顶拍了张照片，那以后就从来未有三人合影的机会。在山上的合影中，母亲慈爱得很，没有与她争夺父亲的感觉，父亲站在中间，双手揽着她和母亲。整张照片差不多四分之三是群山起伏的背景，三个人只占了一点画面。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子。那时她刚进高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部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干部子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进了司令部，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子弟。一阵拳打脚踢乱骂之后，老总部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蛋。所以，必须让老总部的人都退出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挺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满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喷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后悔未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父亲自杀后，李伯伯没有马上告诉她。当然，她如果赶回成都，也未必能见到父亲的遗体。
母亲对自己那段日子不愿意多谈，也从来不太愿意提父亲的死亡，母亲说，父亲被连续轰炸性批斗后，精神终于承受不了，神志混乱后跳楼自杀。
留在她心里的父亲，鬓角头发出现了花白，说话声音也不高，做事仔细耐心。他看女儿的眼神，总是带着爱，带着慈祥。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她从学校回家，突然下起大雨，刮起大风，她躲在街角。这时父亲打着伞顶着风雨出现了，对她说，就知道她被雨堵在这儿，他的笑容亲切，他的步子显得有些笨重，穿了件皱巴巴的短衫，背有点驼，眼角有皱纹，不过更像她的父亲。她情愿保留这个记忆。
她翻了一个身，整个脸陷在柔软的枕头里。陈阿姨说的那冤死的和尚和妓女，一直在她脑子闪现。行刑队的枪举起来，眼睛充满无名的恐怖。乌红的血流了一大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血，像开自来水管似的。那两具尸体被破草席卷裹起来，扔进坑里，铲上泥土，埋了。陈阿姨说这儿的人总绕着路，不经过那个半山腰的坝子，说是杀死过人的地方，连太阳都不照着那块地，怕惹来一身倒霉气。后来那儿成了一所中学操场，坡土铲平盖上水泥，架起围栏，成为篮球场。本地人，老辈早就忘了这案子，小辈人听过也如耳边风，没人记得这事。但是她还是不愿走那里。
昨夜陈阿姨陪她回酒店，到酒店门口停住脚步，说她这样打扮的老百姓不便进去。她对柳璀说“好好睡一觉，你也让我担心，就像担心月明一样，月明性格细致，虽然不会照顾自己，却是非常孝顺。他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安慰！”
“难道”柳璀心里疑惑的话，几乎要冲出口来。
陈阿姨看着柳璀，握着柳璀的手，突然说“是红莲来报我的恩――当年是我帮她逃走的，没想到把她送上死路。我一直不知她是恨我还是感激我。现在，我知道她是感激我的。”
陈阿姨的话，柳璀听得心惊肉跳：看来陈阿姨深信不疑月明是红莲转世。照此推理，她就应当想到自己不过这也太荒唐了。
她刚想说话，陈阿姨已经走远了。
父亲的骨灰后来送回他的家乡河南安阳，安葬之后，柳璀再也未去过那里扫墓，她所有与父亲相关的记忆都是和四川联系在一起的。
她觉得天已经亮了，虽然这种旅馆的窗帘向来厚到不透一点点光线，她知道，天终于亮了，可是她的眼睛就是睁不开，仿佛有什么胶粘住似的。应该会有什么人来敲门，或是电话铃声，或是来做清洁的旅馆人员来敲门。这样她就可以完全结束这场冷汗不断的痛苦睡眠。
但是始终没有等到。她还是躺在床上，那些水里全都是腐烂的东西，更多的是头发丝，缠在一起，不知是死人的还是活人的，那些乌黑的头发丝在水面上，她要分开这些头发，才能浮出水面来。但是她未能办到，她又落到水里，那些乱得不成形状不成逻辑的细节，又来找她，要她进去看个清楚。
她觉得只有一个人能听懂她这些苦恼，能够是谁呢？她想来想去，只有李路生，她的保护人，多年做她的哥哥、后来做了她丈夫的人。她试了一下，用尽力气喊“路生！”
她听到了回音。
终于睁开眼睛，一摸枕头，全是脸颊流下来的泪水。李路生果真在房间里另一端，侧面坐着，开着一个台灯，想必在看什么文件。
她第一次发现李路生戴着眼镜，想必是老花阅读镜。这个永远的少壮派也到了眼光不灵之时？这个问题把她轻易地拖回现实中来了。
她坐了起来“路生，你在这儿？”
李路生赶快把眼镜摘掉，说：“我昨夜进来，你已经睡着了，没有惊醒你。”他穿着内衣，但披了一件睡袍。
她觉得自己嗓子沙哑，好象嗝着什么东西。她揉了揉眼睛。
“这已经是几点啦？”
李路生看了一下手表。说“快九点了，你昨天肯定累坏了。”
“昨天？”柳璀想“昨天怎么啦？”
“你被这个鬼地方的人关进拘留所。”李路生坐到她床边。“真是抱歉，我至今还没好好问你是怎么一回事？”
“噢，那个小事！”柳璀从床上蹦起来“早忘了！”她走进浴室，开了热水冲澡，头发也洗了再洗。她觉得一身是味，不是昨天在那个臭熏熏的拘留所弄的，昨晚上床前她已经仔细地洗过了。她让水冲下来，想洗干净刚才浮出头脑的那些血腥。她倒完几个小瓶里洗发液，弄得脚底堆起一厚层白色的泡沫，开大水量。过了两分钟，哗哗的水声停止。
她用根干净大毛巾当胸一围，系好，便在浴室里吹头发。
妻子的不计较，让李路生高兴起来，他站在浴室门口，笑着对柳璀说：“真是，不跟这种七品芝麻官计较。”
“我这种小老百姓已经忘了，你这个大官儿怎么还记得。”柳璀关了电吹风，用梳子梳头，她将头发往后梳，没有留一点刘海，这样她的额头显得挺高。
“就你大度。”李路生装着生气地走回桌子边看文件。柳璀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他昨夜睡了几个小时。她回到旅馆都快十二点了，因为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有摩托车，但是她不敢叫。觉得夜里摩托车路子野，一看就明白她是外地人。走路回酒店，黑地里可能找不到那条近道。有一个酒鬼，正在乱唱乱骂，往阶梯下的房子扔石子。她正在犹豫时，陈阿姨拿着电筒追了上来，一直把她送到旅馆，才自己走回去。她打开房间，已非常疲倦，倒头就睡。李路生恐怕一点后才进来，那时她已睡得正熟。
也不知道这个人早晨什么时候起来的。她知道现在的干部，上午做不了什么事，夜里忙个不休，早晨补个懒觉。只是李路生，上午用来看一堆报告资料。
李路生把窗帘拉开了，房间里涌满了阳光。柳璀这才看清他的脸，觉得丈夫真的老了，至少最近憔悴多了，左脸颊生出了两粒斑痣。她自己在他眼里，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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