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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