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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右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了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鸟！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业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 -->>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右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了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鸟！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业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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