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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事件的结束，对徐光之、对抗五军、对共济会，不光是得了点军队编制，关键是他们在全国民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一些各地的实力人物也对抗五军的力量要作重新评估：让日军最终没敢动手，不是纸老虎能做到的。所以各派别的人都要想办法来联系一下，交个朋友。
不过，罗苏对抗五军就更加友好一点，只要抗五军在北方打日军，他们愿意提供援助！而且他们也与共济会的产业扩大了商务合作，买了一些抗菌素等产品，共济会买他们的钢铁。而且罗苏以相当优惠价钱卖了一些可以平射的两用高射炮给抗五军。只要这些武器是用来打日军的，实际上罗苏就是送给抗五军都是合算的。
这些武器交易，可都是私下悄悄的进行，双方都不想让外界知道。科辉的公司，向罗苏派了商务代表。这些武器虽然是直接从外蒙古运到察哈尔、热河省，但不让戴笠的军统知道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政府对此也只是装成不知道罢了，而且他们就是要管，也是管不着的。
而且这时蒋中才政府还正在与罗苏谈判，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的共同点就是对付日喷。如果这时蒋中才想限制东北的抗日行动，那么这个谈判就不用谈了。尽管蒋中才对共济会的力量发展这么快是非常担心的，但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蒋中才他们对撤出河北这条计策，不知有多后悔！这该死的小鬼子，口口声声说要打，怎么面对抗五军就不打了呢？真是害死人！
蒋、汪的中央政府还是要按他们自己的宣传，力挺他们和平对外方针的正确性，或者说是攘外先安内政策的重要性。政府又发了一些国内禁止抗日言论和限制抗日组织等一系列政策，号称要体现“睦邻友好”意志。南京政府对日喷政府表现得如此“配合、顺从”日喷政府也要“配合”一下的。
于是，日喷政府在八月上旬宣布执行对华新政策：一、彻底取缔排日，拋弃依赖欧美政策（可蒋中才就是要用其它列强来制衡日军的，而且日喷的这个提法是不合理、遭到欧美各国反对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二、如果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最好，否则应作事实默认（对这个，什么叫做默认？每次只要问到这件事，我国都要否认一下的，除非日喷方面不提，所以，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三、日满华共同防止来自外蒙之赤化（只有这个，欧美列强、蒋汪政府与日军是一致的，但日军拿这个只是做为他们赖在东北的理由，而实际上他们并想干与罗苏冲突的事）。这个政策是由他们的外相广田弘毅对外宣布的，所以当时也称作“广田三原则”
这一巴掌打了过来，蒋、汪政府想“配合”都配合不起来了。这小鬼子，欺软怕硬，对抗五军就不敢怎么样；可这儿说是要与他们和谈，这小鬼子就来劲了！没办法，再慢慢转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上来吧！（这抵抗，似乎全是“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的事了。）
八月份以后，北方的军事暂时稳定了，共济会的经济发展相当好。在安徽和河北、西北、东北，有不少地区的地方官都是共济会的人，也就是说是共济会控制了这些地方。
财迷又在上海和马鞍山等地办公，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也又与杰西卡、杜丝娜等几个女孩在一起谈恋爱，看上去形势喜人。而且经过河北事件，虽然最终没打起来，但国内热血青年说才弥先生光是谈恋爱而不抗日的人就没有了。事实证明，抗日大明星徐辉将军是做到以抗日为重的，乘现在抗日事务不太忙而谈恋爱，那是抗日、恋爱两不误，实在是热血青年们的楷模啊！
但是，在这看上去稳定的局面下，最麻烦的事情发生了，共济会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者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一派是以原来洪帮之类的帮会中来的人，他们讲究江湖义气，维护传统观念，倒也不是完全反对新的东西，像使用新的庄稼种子这样有实际效果的新技术，他们是不反对的。学文化、学技术、用农业机械什么的，他们也不太反对。但对于一些妇女解放之类的，还有什么新的法律来代替原来的乡村规矩，他们就不太支持了。那些学生哥，老是搞喊口号、宣传什么新思想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最没用了。对共济会中另一派人搞的一套，很不满意。
而另一派是热血青年，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他们觉得在共济会的地区，经济进步明显，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跟上。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太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与世界民主潮流比，落后太多了！而且共济会中居然有这么严重封建残余思想的人占据了一些领导岗位，这不行，一定要整顿改革，要先在共济会内宣传革命精神。如果组织内自己都不够革命的话，怎么去领导民众爱国爱民、建设新大华？
一派看另一派是只会动嘴不会实干，另一派看这一派落后封建，这两派立场分明，对立严重，互相看不起对方。本来也只是打口水仗为主，但现在有实际的问题了。河北等地的地方官，用的是那一派的人？用了这一派的人多，另一派的人就不高兴。而且用了不同派别的人，这个地方的政策执行可能就不一样了。上、下级中如果是不同派别的人，互相的指挥、配合就有了问题。
财迷的意思，大家用的税收、治安法律、经济、教育等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共济会干部班的培训、考试，用什么人当地方干部还不一样？他就基本定了一个调子，就是城市中的干部尽量用学生型的，而农村干部，尽量用实干型的。他以为这样就把事情解决了，但实际上两边都不满意，对才弥先生都有意见。甚至对才弥先生的国内、国际政策，共济会的一些人也有意见了。
河北事件的结束，对徐光之、对抗五军、对共济会，不光是得了点军队编制，关键是他们在全国民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一些各地的实力人物也对抗五军的力量要作重新评估：让日军最终没敢动手，不是纸老虎能做到的。所以各派别的人都要想办法来联系一下，交个朋友。
不过，罗苏对抗五军就更加友好一点，只要抗五军在北方打日军，他们愿意提供援助！而且他们也与共济会的产业扩大了商务合作，买了一些抗菌素等产品，共济会买他们的钢铁。而且罗苏以相当优惠价钱卖了一些可以平射的两用高射炮给抗五军。只要这些武器是用来打日军的，实际上罗苏就是送给抗五军都是合算的。
这些武器交易，可都是私下悄悄的进行，双方都不想让外界知道。科辉的公司，向罗苏派了商务代表。这些武器虽然是直接从外蒙古运到察哈尔、热河省，但不让戴笠的军统知道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政府对此也只是装成不知道罢了，而且他们就是要管，也是管不着的。
而且这时蒋中才政府还正在与罗苏谈判，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的共同点就是对付日喷。如果这时蒋中才想限制东北的抗日行动，那么这个谈判就不用谈了。尽管蒋中才对共济会的力量发展这么快是非常担心的，但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蒋中才他们对撤出河北这条计策，不知有多后悔！这该死的小鬼子，口口声声说要打，怎么面对抗五军就不打了呢？真是害死人！
蒋、汪的中央政府还是要按他们自己的宣传，力挺他们和平对外方针的正确性，或者说是攘外先安内政策的重要性。政府又发了一些国内禁止抗日言论和限制抗日组织等一系列政策，号称要体现“睦邻友好”意志。南京政府对日喷政府表现得如此“配合、顺从”日喷政府也要“配合”一下的。
于是，日喷政府在八月上旬宣布执行对华新政策：一、彻底取缔排日，拋弃依赖欧美政策（可蒋中才就是要用其它列强来制衡日军的，而且日喷的这个提法是不合理、遭到欧美各国反对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二、如果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最好，否则应作事实默认（对这个，什么叫做默认？每次只要问到这件事，我国都要否认一下的，除非日喷方面不提，所以，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三、日满华共同防止来自外蒙之赤化（只有这个，欧美列强、蒋汪政府与日军是一致的，但日军拿这个只是做为他们赖在东北的理由，而实际上他们并想干与罗苏冲突的事）。这个政策是由他们的外相广田弘毅对外宣布的，所以当时也称作“广田三原则”
这一巴掌打了过来，蒋、汪政府想“配合”都配合不起来了。这小鬼子，欺软怕硬，对抗五军就不敢怎么样；可这儿说是要与他们和谈，这小鬼子就来劲了！没办法，再慢慢转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上来吧！（这抵抗，似乎全是“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的事了。）
八月份以后，北方的军事暂时稳定了，共济会的经济发展相当好。在安徽和河北、西北、东北，有不少地区的地方官都是共济会的人，也就是说是共济会控制了这些地方。
财迷又在上海和马鞍山等地办公，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也又与杰西卡、杜丝娜等几个女孩在一起谈恋爱，看上去形势喜人。而且经过河北事件，虽然最终没打起来，但国内热血青年说才弥先生光是谈恋爱而不抗日的人就没有了。事实证明，抗日大明星徐辉将军是做到以抗日为重的，乘现在抗日事务不太忙而谈恋爱，那是抗日、恋爱两不误，实在是热血青年们的楷模啊！
但是，在这看上去稳定的局面下，最麻烦的事情发生了，共济会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者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一派是以原来洪帮之类的帮会中来的人，他们讲究江湖义气，维护传统观念，倒也不是完全反对新的东西，像使用新的庄稼种子这样有实际效果的新技术，他们是不反对的。学文化、学技术、用农业机械什么的，他们也不太反对。但对于一些妇女解放之类的，还有什么新的法律来代替原来的乡村规矩，他们就不太支持了。那些学生哥，老是搞喊口号、宣传什么新思想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最没用了。对共济会中另一派人搞的一套，很不满意。
而另一派是热血青年，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他们觉得在共济会的地区，经济进步明显，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跟上。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太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与世界民主潮流比，落后太多了！而且共济会中居然有这么严重封建残余思想的人占据了一些领导岗位，这不行，一定要整顿改革，要先在共济会内宣传革命精神。如果组织内自己都不够革命的话，怎么去领导民众爱国爱民、建设新大华？
一派看另一派是只会动嘴不会实干，另一派看这一派落后封建，这两派立场分明，对立严重，互相看不起对方。本来也只是打口水仗为主，但现在有实际的问题了。河北等地的地方官，用的是那一派的人？用了这一派的人多，另一派的人就不高兴。而且用了不同派别的人，这个地方的政策执行可能就不一样了。上、下级中如果是不同派别的人，互相的指挥、配合就有了问题。
财迷的意思，大家用的税收、治安法律、经济、教育等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共济会干部班的培训、考试，用什么人当地方干部还不一样？他就基本定了一个调子，就是城市中的干部尽量用学生型的，而农村干部，尽量用实干型的。他以为这样就把事情解决了，但实际上两边都不满意，对才弥先生都有意见。甚至对才弥先生的国内、国际政策，共济会的一些人也有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