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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利用白、胡两个汉奸被刺杀事件以及新生周刊事件，大闹起来，并对何应钦施压。何应钦与中央商量后，又作出了一些“积极回应”：将蒋孝先、曾扩情免职；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
何应钦对共济会抗五军非常痛恨！本来中央政府与日军已经相安无事了，你抗五军怎么又去打人家的油田？这油田让日军去偷一点油，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等日军与罗苏打起来了，不就什么事都好办了？现在害得自己受日军的气！真应该让徐辉这小子来收拾这个摊子！让你这小子去捅马蜂窝！让你们共济会的杜重远去发表什么狗屁皇帝文章！可恼的是，据说这个罪魁祸首徐辉，现在还在上海左拥右抱，在温柔乡里风流快活！
不过东洋好战分子对何应钦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并不领情，他们还是要继续搞事。
五月三十一日，几个关东军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等四人到察哈尔的张北，二十九军卫兵循例要他们出示护照，虽然这几个鬼子有护照，但他们就是不给检查，卫兵拦阻，排长将他们引至军法处候讯，后来在请示宋哲元后，还是把他们给放了。
没想到，他们本来就是来找茬的，所以就是你们放了他们，他们还是要闹事的。他们以华军非法扣押他们合法的、有护照的东洋人为由，又是一通二十九军破坏和平、日军要报复之类的宣传、抗议。他们要求惩办有关责任人，惩办排日分子等等。这事后来被操作为“张北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似乎表明，日军确实是要搞事了，而且不惜发动战争，这可把现在华北的总负责人何应钦吓得不轻。可实际上，这还只是日军中一些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在搞事件。关东军都没有作好充分的进攻的准备，而在他们的政界，缓进派怀疑关东军这次会不会还像以前行动一样，得不偿失。
但酒井隆胆子大，六月十日，他拉了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一起去找何应钦，就高桥是代表关东军的，他代表天津日军梅津美治郎司令，要何马上在他们之前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否则日军就要动手了。这高桥怎么能代表关东军呢？而这时，缓进派掌控权力的日喷政府知道关东军等又要搞事，而军事经济又没有作好准备，所以发了命令不许他们入关呢。
这条款是很苛刻的，就是要中央的军队、政府、抗日团体，全部从河北撤走！
这不就是日军的目标：让河北变成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区”让河北的“民众”在日军的“指导”下“自治反赤”
何应钦不敢承担“破坏和平”的结果，也不想让在华北的中央军与日军打起来。但他又不敢在鬼子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在酒井隆的追逼下，何应钦这家伙经与南京商量，决定不签字，但按日军的要求做，命令中央军以及**序列下的东北军，与国大党机关、复兴社，全部撤离北平、天津、河北，等于是执行了日军提出的条款。
从后面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看，这事无疑有把共济会放到火上烤，或者说有借日军的刀来杀抗五军的嫌疑。
同时，中央政府因为“张北事件”而宣布把“责任人”宋哲元撤去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任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因为这个撤职决定中没有撤去宋的二十九军军长之职（中央作这样的决定也没有实际效果的），而且接替他的是其副手秦德纯，还算是代理主席，所以确实有走过场的意思，但毕竟是向日军低了头。
日军方面看到这个结果，就说是何应钦同意了他们的协定，并把这个条款叫做“梅何协定”但后来中央政府却不承认有这么个“梅何协定”因为何应钦没有签过名。
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对撤离河北是有意见的，特别是一些中、低级军官；但蒋中才不知道是怎么做了张学亮的工作的，少帅给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了命令，让他们执行中央的安排。
鬼子一看，这可是个大便宜，华北就这样可以变成日军的地盘了？但关东军又被命令不让入关，也没做好入关的准备；天津等地的日军驻屯军人数又少得很。于是，他们赶紧先搞一些流氓起来，把政府给占了再说。
他们扶植了汉奸白坚武（前吴佩孚之政务处长），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称要组织“华北国”
白坚武应该属于政客，年轻时也接受过很多进步思想，但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野心了。他认为蒋中才是南方人，蒋的政府偏心于南方，而故意放弃东北和北方。所以，他要带领北方人来立国，只要他能当这个北方地区的政府首脑，就算与日军合作也在所不辞。
而且他觉得现在的形势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央又一次抛弃了北方，权力出现真空，而日军居然同意支持他成立“华北国”这可是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
可是，他们忘了，共济会是不怕日军的。这次，驻扎在密云、滦河一带的、属于抗五军的“东北军三十六师”也接到了从河北撤退的命令，但共济会没执行这个命令，中央大概也想到了共济会是不会执行这个命令的。这支三十六师是有两套军装的，虽然没有撤退，但换了一套军装，变成了抗五军的迷彩服，这是表示，就算不要你中央每月几万元的军费，咱也不撤。三十六师按什么甲等师的级别给军费，每月给十几万大洋，相对别的部队算是较高的，而且一直给得很按时，没有什么拖欠。
中央军等部队以及他们的国大党部、政府官员之类的这么干脆就撤离了，让日军都没有防到，河北形势一下子大变。
日军利用白、胡两个汉奸被刺杀事件以及新生周刊事件，大闹起来，并对何应钦施压。何应钦与中央商量后，又作出了一些“积极回应”：将蒋孝先、曾扩情免职；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
何应钦对共济会抗五军非常痛恨！本来中央政府与日军已经相安无事了，你抗五军怎么又去打人家的油田？这油田让日军去偷一点油，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等日军与罗苏打起来了，不就什么事都好办了？现在害得自己受日军的气！真应该让徐辉这小子来收拾这个摊子！让你这小子去捅马蜂窝！让你们共济会的杜重远去发表什么狗屁皇帝文章！可恼的是，据说这个罪魁祸首徐辉，现在还在上海左拥右抱，在温柔乡里风流快活！
不过东洋好战分子对何应钦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并不领情，他们还是要继续搞事。
五月三十一日，几个关东军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等四人到察哈尔的张北，二十九军卫兵循例要他们出示护照，虽然这几个鬼子有护照，但他们就是不给检查，卫兵拦阻，排长将他们引至军法处候讯，后来在请示宋哲元后，还是把他们给放了。
没想到，他们本来就是来找茬的，所以就是你们放了他们，他们还是要闹事的。他们以华军非法扣押他们合法的、有护照的东洋人为由，又是一通二十九军破坏和平、日军要报复之类的宣传、抗议。他们要求惩办有关责任人，惩办排日分子等等。这事后来被操作为“张北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似乎表明，日军确实是要搞事了，而且不惜发动战争，这可把现在华北的总负责人何应钦吓得不轻。可实际上，这还只是日军中一些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在搞事件。关东军都没有作好充分的进攻的准备，而在他们的政界，缓进派怀疑关东军这次会不会还像以前行动一样，得不偿失。
但酒井隆胆子大，六月十日，他拉了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一起去找何应钦，就高桥是代表关东军的，他代表天津日军梅津美治郎司令，要何马上在他们之前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否则日军就要动手了。这高桥怎么能代表关东军呢？而这时，缓进派掌控权力的日喷政府知道关东军等又要搞事，而军事经济又没有作好准备，所以发了命令不许他们入关呢。
这条款是很苛刻的，就是要中央的军队、政府、抗日团体，全部从河北撤走！
这不就是日军的目标：让河北变成一个“中立的缓冲地区”让河北的“民众”在日军的“指导”下“自治反赤”
何应钦不敢承担“破坏和平”的结果，也不想让在华北的中央军与日军打起来。但他又不敢在鬼子提出的条款上签字，在酒井隆的追逼下，何应钦这家伙经与南京商量，决定不签字，但按日军的要求做，命令中央军以及**序列下的东北军，与国大党机关、复兴社，全部撤离北平、天津、河北，等于是执行了日军提出的条款。
从后面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看，这事无疑有把共济会放到火上烤，或者说有借日军的刀来杀抗五军的嫌疑。
同时，中央政府因为“张北事件”而宣布把“责任人”宋哲元撤去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任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因为这个撤职决定中没有撤去宋的二十九军军长之职（中央作这样的决定也没有实际效果的），而且接替他的是其副手秦德纯，还算是代理主席，所以确实有走过场的意思，但毕竟是向日军低了头。
日军方面看到这个结果，就说是何应钦同意了他们的协定，并把这个条款叫做“梅何协定”但后来中央政府却不承认有这么个“梅何协定”因为何应钦没有签过名。
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对撤离河北是有意见的，特别是一些中、低级军官；但蒋中才不知道是怎么做了张学亮的工作的，少帅给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了命令，让他们执行中央的安排。
鬼子一看，这可是个大便宜，华北就这样可以变成日军的地盘了？但关东军又被命令不让入关，也没做好入关的准备；天津等地的日军驻屯军人数又少得很。于是，他们赶紧先搞一些流氓起来，把政府给占了再说。
他们扶植了汉奸白坚武（前吴佩孚之政务处长），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声称要组织“华北国”
白坚武应该属于政客，年轻时也接受过很多进步思想，但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野心了。他认为蒋中才是南方人，蒋的政府偏心于南方，而故意放弃东北和北方。所以，他要带领北方人来立国，只要他能当这个北方地区的政府首脑，就算与日军合作也在所不辞。
而且他觉得现在的形势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央又一次抛弃了北方，权力出现真空，而日军居然同意支持他成立“华北国”这可是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
可是，他们忘了，共济会是不怕日军的。这次，驻扎在密云、滦河一带的、属于抗五军的“东北军三十六师”也接到了从河北撤退的命令，但共济会没执行这个命令，中央大概也想到了共济会是不会执行这个命令的。这支三十六师是有两套军装的，虽然没有撤退，但换了一套军装，变成了抗五军的迷彩服，这是表示，就算不要你中央每月几万元的军费，咱也不撤。三十六师按什么甲等师的级别给军费，每月给十几万大洋，相对别的部队算是较高的，而且一直给得很按时，没有什么拖欠。
中央军等部队以及他们的国大党部、政府官员之类的这么干脆就撤离了，让日军都没有防到，河北形势一下子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