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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1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1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