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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