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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也就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私人性质小个性。我本人限于水平，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在我眼里，泡妞是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在性欲的趋使下，使用各种手法，赢得适龄女性信任的过程。泡妞的短期目标，是找到一个释放性欲、寄托感情的途径；而它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家庭、生育及培养下一代人类，并使之很好地生活下去；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异性之间通过相互接触了解，建立信任，达成契约，以便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从而使人进一步了解，自我是什么，而他人又是什么，从而使我们考虑，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若是把泡妞与人生的某种重要意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是小题大做，就像人类通过如何取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来认识人性一样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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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也就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私人性质小个性。我本人限于水平，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在我眼里，泡妞是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在性欲的趋使下，使用各种手法，赢得适龄女性信任的过程。泡妞的短期目标，是找到一个释放性欲、寄托感情的途径；而它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家庭、生育及培养下一代人类，并使之很好地生活下去；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异性之间通过相互接触了解，建立信任，达成契约，以便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从而使人进一步了解，自我是什么，而他人又是什么，从而使我们考虑，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若是把泡妞与人生的某种重要意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是小题大做，就像人类通过如何取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来认识人性一样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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