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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躺在莱克斯蒂恩家客厅里的沙发上，翘着双脚，头枕着软垫，正在读迈克尔•阿伦的这些可爱的人们。通常情况下，迈克尔•阿伦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不过当她想读些严肃东西的时候，就更倾向威廉•洛克了。
客厅是一间凉爽的淡色调房间，涂灰的墙足有一码厚；房间倒还算大，可由于四下凌乱地堆放着桌子，以及贝拿勒斯产的铜器饰品，感觉上似乎比实际要小一些。闻起来有印花棉布和枯花的味道。莱克斯蒂恩太太正在楼上睡觉。外面的佣人们都静静地躺在自己屋里，由于中午困得要死，他们紧贴枕头正在酣睡。莱克斯蒂恩先生则呆在路南他那间木制的小办公室里，大概也在睡觉。除了伊丽莎白，没有人走动，而在莱克斯蒂恩太太卧室外面摇吊扇的那个童仆，也躺在了地上，用一只脚后跟拽着绳圈儿。
伊丽莎白刚过二十岁，是个孤儿。她的父亲不像其弟弟汤姆那样嗜酒如命，但都是同一号人。他是个茶商，财运起伏不定，而他本性又过于乐观，在生意兴隆时并没有存点钱。伊丽莎白的母亲则是个无能浅薄、夸夸其谈、自怜自艾的女人，她打着艺术敏感的旗号，推卸掉生活中的一切正常责任，可其实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有那么整整四年，她都瞎闹什么妇女选举权、高等思想等等，多次试图进行的文学创作也都中途夭折，在此之后，她终于又开始从事绘画。绘画可算是唯一的一项既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苦练的艺术。莱克斯蒂恩太太自命为一位艺术家，被放逐于“市侩庸人”中间——不必多言，这些庸人自然也包括她的丈夫——这种自命不凡的姿态，几乎给了她无限的讨人厌的机会。
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设法逃过兵役的莱克斯蒂恩先生赚了一大笔钱，就在停战前，他们全家搬到了海格特位于伦敦北郊。——译者注的一处又大又新、但颇为荒凉的房子里，那里有大量的花房、灌木、马厩和网球场。莱克斯蒂恩先生雇了一大帮佣人，甚至还甚为乐观地请了一名管家。伊丽莎白被送进一家收费昂贵的寄宿学校读了两个学期的书。啊，那难忘的两个学期有多么、多么的快活呀！学校里的四个女孩子都被称为“尊敬的”她们几乎全都有属于自己的小马驹，星期天下午可以骑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光，其性格就是在那个时候永远定型的，就伊丽莎白而言，就是跟富人们接触的那两个学期。从此以后，她的整个人生法则，就都可以概括为一个信念、一个简单的信念了。那就是美好（她的用词是“可爱”）便等同于昂贵、高雅、贵族；而糟糕（她称之为“龌龊”）则等同于廉价、低俗、破旧和辛苦。昂贵的女子学校之所以存在，或许就是为了宣扬这种信条。随着伊丽莎白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日渐微妙、并且扩散到她的整个思想。一切事物，从一双长筒袜到一个人的灵魂，全都被划分为“可爱的”或“龌龊的”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莱克斯蒂恩先生的财运并不长久——所以她的生活也就以“龌龊”居多了。
1919年末，打击终于无可避免地到来了。伊丽莎白被父母从学校里领走，到一连串便宜而龌龊的学校继续学习，其中有一两个学期间隙，她父亲连学费都掏不出来了。她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于流感，留给莱克斯蒂恩太太每年150英镑的收入，但这笔钱也将在她去世后随之消失。由于莱克斯蒂恩太太疏于理财，两个女人在英格兰每周三磅还过不下去。她们搬到了巴黎，因为那儿的花销便宜一些，而且莱克斯蒂恩太太也打算要完全献身于艺术。
巴黎！住在巴黎！弗洛里一想到在青翠的法国梧桐下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艺术家们聊个没完，脑子里就总是浮想联翩。其实伊丽莎白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她母亲在蒙帕尔纳斯区开了一间工作室，可很快就变得肮脏不堪、乱作一团。她花钱毫无节制，以致入不敷出，有好几个月，伊丽莎白甚至吃不饱。后来，她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到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家里教英语。他们管她叫“英国女家教”银行家住在第十二区，距离蒙帕尔纳斯很远，伊丽莎白只好用抚恤金在附近租了间屋子。那是一座黄颜色的狭窄房子，位于一条小巷子里，正冲着一家禽鸟商店，店里通常摆着直冒臭气的野猪尸体，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们，就像年老体衰的色情狂一样，每早都会来这儿，长时间地、恋恋不舍地嗅上一阵子。禽鸟商店的隔壁是一家飞满苍蝇的咖啡屋，牌子上写着“友谊咖啡馆•绝妙的啤酒”伊丽莎白多么憎恶抚恤金啊！女房东是个一袭黑衣、鬼鬼祟祟的老太婆，她一辈子都在蹑手蹑脚地爬上爬下着楼梯，希望能抓到房客在洗手盆里洗长筒袜。房客们也都是些说话刻薄、脾气暴躁的寡妇，她们都对楼里仅有的那个男人大献殷勤，就像一群导思着面包片的麻雀。这个脾气温和的秃头家伙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工作。而到了吃饭时间，她们又都盯着彼此的盘子，看看最多的一份儿给了谁。浴室是一间黑不隆咚的屋子，墙皮脱落，破旧的热水锅炉上长满了铜锈。这座锅炉会往浴盆里喷出两寸长的不热的水流，然后便执拗地停止工作。伊丽莎白给其孩子上课的那位银行家是个五十岁的男人，有一张肥胖而沧桑的脸，暗黄色的秃脑门儿就像一个鸵鸟蛋。她来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孩子们正在上课的房间，紧贴着伊丽莎白坐下，随即开始掐她的肘部。第三天，开始掐她的小腿；第四天，掐她的后膝；第五天，膝盖上面。于是每天晚上，两人都要上演一场无声的暗战，她的手在桌下极力推挡着那只白鼬一般的手，好不让它近得身来。
这真是一种低劣、龌龊的生活，事实上简直达到了伊丽莎白闻所未闻的“龌龊”地步。可最令她沮丧、最让她觉得自己陷入可怕的下层世界的，是她母亲的那间工作室。莱克斯蒂恩太太属于那种一旦没有佣人就会彻底崩溃的人。她生活在绘画与家务之间的不安噩梦中，却从未专心做过一样儿。她会不定期地去一所“学校”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些灰不溜秋的静物画，那位老师的技术都是从脏兮兮的画笔下练出来的。至于其他的时间，她则在家里可怜地摆弄着茶壶和煎锅。她那间工作室状况之糟，令伊丽莎白十分郁闷。屋子恶心得没法儿看，简直就是个使人战栗、灰尘厚积的猪圈，一堆堆的书跟纸张扔得满地都是，一只只年月久远、沾满油污的炖锅在生锈的煤气炉上睡大觉。床则是不到下午从来不铺。所有的地方——所有可能的旮旮旯旯儿，都会踩到或者踢翻什么东西——一罐罐染上颜料的松脂和一个个半满着凉红茶的茶壶。如果你从椅子上拿起一个垫子，就会发现下面是个盘子，盛着还没吃完的荷包蛋。每回只要伊丽莎白一进门儿，都会惊呼：
“啊，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怎么能够？看看这间屋子成什么样儿了！这么过法儿可太可怕了！”
“屋子，亲爱的？怎么了？很乱吗？”
“乱！你非得把那碗粥放在床的中间吗？还有这些锅！实在太糟糕了。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
莱克斯蒂恩太太的眼中流露出专注而脱俗的神情，但凡眼前有家务活之类事情的时候，她就会摆出这幅神态。
“我的朋友是不会有人介意的，亲爱的。我们可都是不拘小节的人，是艺术家。你根本不明白我们有多么钟爱自己的绘画。而你呢，亲爱的，并不具备这种艺术气质。”
“我得把这些锅清理干净。你这种生活法儿，我是真的看不下眼去。你把毛刷弄哪儿去了？”
“毛刷？让我想想啊，我记得在哪儿看到过的。哦，对了！我昨天用它清洗调色板来着。你该用松节油把它好好地刷刷。”
伊丽莎白干活儿的时候，莱克斯蒂恩太太则会坐下来，用一支孔泰碳笔继续在草稿纸上涂抹上一通。
“亲爱的，你可真棒啊。这么能干！真不知道你从谁那儿遗传来的。如今对于我而言，艺术简直就是一切。我似乎感觉到内心有一片海潮在汹涌翻腾，把所有庸俗琐碎的东西淹没。昨天，我是接着纳什杂志吃的午饭，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刷盘子了。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你需要一个干净盘子，直接撕一页杂志就行了，”诸如此类的话。
伊丽莎白在巴黎没什么朋友。母亲的朋友都是跟她同一类的女人，要么就是些上了年纪、一事无成的单身汉，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过活，搞些让人瞧不上眼的所谓艺术，像木刻或者瓷绘什么的。除此之外，伊丽莎白看到的全都是外国人。她讨厌所有的外国人，或者说至少是讨厌所有的外国男人，他们身穿价格低廉的衣服、吃相也让人恶心。那个时候的她尚有一大宽慰，那就是去爱丽舍大道上的美利坚图书馆阅读带插图的报纸。有时候，礼拜天或者是某个有空的下午，她会找一张锃亮的大桌子坐上几个钟头，拿着一张张写生报、闲话报、图文报、体育戏剧报做白日梦。
啊，里面所有描画的一切有多精彩！“查尔顿礼堂草坪上的名犬会，巴罗丁勋爵在沃里克郡漂亮的宅邸。”“尊敬的泰克-鲍比太太携其阿尔萨斯爱犬忽必烈在公园，该犬今夏在克拉夫特赢得亚军。”“在戛纳日光浴。自左至右：芭芭拉•皮尔布里克小姐，爱德华•图克先生，帕梅拉•韦斯特罗普女士，‘塔比’•本耐克上校。”
多么美好的，美好的，金色世界啊！有那么两回，报上出现了某个老校友的脸，看到这里她的内心就感到无比难过。瞧她们啊，自己的老校友们，拥有马驹和汽车，还有在骑兵队里服役的丈夫；再看看自己，就这么被拴在了可恶的工作、可恶的抚恤金、可恶的母亲身上！难道说就没有出路了吗？难道她一辈子注定要过这种贫穷可怜的日子、永远没有回到体面生活的希望了吗？
眼前有这么个母亲做反面教材，伊丽莎白对艺术极度厌恶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事实上，任何的过度思考——她称之为“脑子大的”——在她眼中都属于“龌龊”的事情。她... -->>
伊丽莎白躺在莱克斯蒂恩家客厅里的沙发上，翘着双脚，头枕着软垫，正在读迈克尔•阿伦的这些可爱的人们。通常情况下，迈克尔•阿伦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不过当她想读些严肃东西的时候，就更倾向威廉•洛克了。
客厅是一间凉爽的淡色调房间，涂灰的墙足有一码厚；房间倒还算大，可由于四下凌乱地堆放着桌子，以及贝拿勒斯产的铜器饰品，感觉上似乎比实际要小一些。闻起来有印花棉布和枯花的味道。莱克斯蒂恩太太正在楼上睡觉。外面的佣人们都静静地躺在自己屋里，由于中午困得要死，他们紧贴枕头正在酣睡。莱克斯蒂恩先生则呆在路南他那间木制的小办公室里，大概也在睡觉。除了伊丽莎白，没有人走动，而在莱克斯蒂恩太太卧室外面摇吊扇的那个童仆，也躺在了地上，用一只脚后跟拽着绳圈儿。
伊丽莎白刚过二十岁，是个孤儿。她的父亲不像其弟弟汤姆那样嗜酒如命，但都是同一号人。他是个茶商，财运起伏不定，而他本性又过于乐观，在生意兴隆时并没有存点钱。伊丽莎白的母亲则是个无能浅薄、夸夸其谈、自怜自艾的女人，她打着艺术敏感的旗号，推卸掉生活中的一切正常责任，可其实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有那么整整四年，她都瞎闹什么妇女选举权、高等思想等等，多次试图进行的文学创作也都中途夭折，在此之后，她终于又开始从事绘画。绘画可算是唯一的一项既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苦练的艺术。莱克斯蒂恩太太自命为一位艺术家，被放逐于“市侩庸人”中间——不必多言，这些庸人自然也包括她的丈夫——这种自命不凡的姿态，几乎给了她无限的讨人厌的机会。
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设法逃过兵役的莱克斯蒂恩先生赚了一大笔钱，就在停战前，他们全家搬到了海格特位于伦敦北郊。——译者注的一处又大又新、但颇为荒凉的房子里，那里有大量的花房、灌木、马厩和网球场。莱克斯蒂恩先生雇了一大帮佣人，甚至还甚为乐观地请了一名管家。伊丽莎白被送进一家收费昂贵的寄宿学校读了两个学期的书。啊，那难忘的两个学期有多么、多么的快活呀！学校里的四个女孩子都被称为“尊敬的”她们几乎全都有属于自己的小马驹，星期天下午可以骑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光，其性格就是在那个时候永远定型的，就伊丽莎白而言，就是跟富人们接触的那两个学期。从此以后，她的整个人生法则，就都可以概括为一个信念、一个简单的信念了。那就是美好（她的用词是“可爱”）便等同于昂贵、高雅、贵族；而糟糕（她称之为“龌龊”）则等同于廉价、低俗、破旧和辛苦。昂贵的女子学校之所以存在，或许就是为了宣扬这种信条。随着伊丽莎白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日渐微妙、并且扩散到她的整个思想。一切事物，从一双长筒袜到一个人的灵魂，全都被划分为“可爱的”或“龌龊的”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莱克斯蒂恩先生的财运并不长久——所以她的生活也就以“龌龊”居多了。
1919年末，打击终于无可避免地到来了。伊丽莎白被父母从学校里领走，到一连串便宜而龌龊的学校继续学习，其中有一两个学期间隙，她父亲连学费都掏不出来了。她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于流感，留给莱克斯蒂恩太太每年150英镑的收入，但这笔钱也将在她去世后随之消失。由于莱克斯蒂恩太太疏于理财，两个女人在英格兰每周三磅还过不下去。她们搬到了巴黎，因为那儿的花销便宜一些，而且莱克斯蒂恩太太也打算要完全献身于艺术。
巴黎！住在巴黎！弗洛里一想到在青翠的法国梧桐下同那些留着大胡子的艺术家们聊个没完，脑子里就总是浮想联翩。其实伊丽莎白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她母亲在蒙帕尔纳斯区开了一间工作室，可很快就变得肮脏不堪、乱作一团。她花钱毫无节制，以致入不敷出，有好几个月，伊丽莎白甚至吃不饱。后来，她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到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家里教英语。他们管她叫“英国女家教”银行家住在第十二区，距离蒙帕尔纳斯很远，伊丽莎白只好用抚恤金在附近租了间屋子。那是一座黄颜色的狭窄房子，位于一条小巷子里，正冲着一家禽鸟商店，店里通常摆着直冒臭气的野猪尸体，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们，就像年老体衰的色情狂一样，每早都会来这儿，长时间地、恋恋不舍地嗅上一阵子。禽鸟商店的隔壁是一家飞满苍蝇的咖啡屋，牌子上写着“友谊咖啡馆•绝妙的啤酒”伊丽莎白多么憎恶抚恤金啊！女房东是个一袭黑衣、鬼鬼祟祟的老太婆，她一辈子都在蹑手蹑脚地爬上爬下着楼梯，希望能抓到房客在洗手盆里洗长筒袜。房客们也都是些说话刻薄、脾气暴躁的寡妇，她们都对楼里仅有的那个男人大献殷勤，就像一群导思着面包片的麻雀。这个脾气温和的秃头家伙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工作。而到了吃饭时间，她们又都盯着彼此的盘子，看看最多的一份儿给了谁。浴室是一间黑不隆咚的屋子，墙皮脱落，破旧的热水锅炉上长满了铜锈。这座锅炉会往浴盆里喷出两寸长的不热的水流，然后便执拗地停止工作。伊丽莎白给其孩子上课的那位银行家是个五十岁的男人，有一张肥胖而沧桑的脸，暗黄色的秃脑门儿就像一个鸵鸟蛋。她来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孩子们正在上课的房间，紧贴着伊丽莎白坐下，随即开始掐她的肘部。第三天，开始掐她的小腿；第四天，掐她的后膝；第五天，膝盖上面。于是每天晚上，两人都要上演一场无声的暗战，她的手在桌下极力推挡着那只白鼬一般的手，好不让它近得身来。
这真是一种低劣、龌龊的生活，事实上简直达到了伊丽莎白闻所未闻的“龌龊”地步。可最令她沮丧、最让她觉得自己陷入可怕的下层世界的，是她母亲的那间工作室。莱克斯蒂恩太太属于那种一旦没有佣人就会彻底崩溃的人。她生活在绘画与家务之间的不安噩梦中，却从未专心做过一样儿。她会不定期地去一所“学校”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些灰不溜秋的静物画，那位老师的技术都是从脏兮兮的画笔下练出来的。至于其他的时间，她则在家里可怜地摆弄着茶壶和煎锅。她那间工作室状况之糟，令伊丽莎白十分郁闷。屋子恶心得没法儿看，简直就是个使人战栗、灰尘厚积的猪圈，一堆堆的书跟纸张扔得满地都是，一只只年月久远、沾满油污的炖锅在生锈的煤气炉上睡大觉。床则是不到下午从来不铺。所有的地方——所有可能的旮旮旯旯儿，都会踩到或者踢翻什么东西——一罐罐染上颜料的松脂和一个个半满着凉红茶的茶壶。如果你从椅子上拿起一个垫子，就会发现下面是个盘子，盛着还没吃完的荷包蛋。每回只要伊丽莎白一进门儿，都会惊呼：
“啊，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怎么能够？看看这间屋子成什么样儿了！这么过法儿可太可怕了！”
“屋子，亲爱的？怎么了？很乱吗？”
“乱！你非得把那碗粥放在床的中间吗？还有这些锅！实在太糟糕了。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
莱克斯蒂恩太太的眼中流露出专注而脱俗的神情，但凡眼前有家务活之类事情的时候，她就会摆出这幅神态。
“我的朋友是不会有人介意的，亲爱的。我们可都是不拘小节的人，是艺术家。你根本不明白我们有多么钟爱自己的绘画。而你呢，亲爱的，并不具备这种艺术气质。”
“我得把这些锅清理干净。你这种生活法儿，我是真的看不下眼去。你把毛刷弄哪儿去了？”
“毛刷？让我想想啊，我记得在哪儿看到过的。哦，对了！我昨天用它清洗调色板来着。你该用松节油把它好好地刷刷。”
伊丽莎白干活儿的时候，莱克斯蒂恩太太则会坐下来，用一支孔泰碳笔继续在草稿纸上涂抹上一通。
“亲爱的，你可真棒啊。这么能干！真不知道你从谁那儿遗传来的。如今对于我而言，艺术简直就是一切。我似乎感觉到内心有一片海潮在汹涌翻腾，把所有庸俗琐碎的东西淹没。昨天，我是接着纳什杂志吃的午饭，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刷盘子了。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如果你需要一个干净盘子，直接撕一页杂志就行了，”诸如此类的话。
伊丽莎白在巴黎没什么朋友。母亲的朋友都是跟她同一类的女人，要么就是些上了年纪、一事无成的单身汉，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过活，搞些让人瞧不上眼的所谓艺术，像木刻或者瓷绘什么的。除此之外，伊丽莎白看到的全都是外国人。她讨厌所有的外国人，或者说至少是讨厌所有的外国男人，他们身穿价格低廉的衣服、吃相也让人恶心。那个时候的她尚有一大宽慰，那就是去爱丽舍大道上的美利坚图书馆阅读带插图的报纸。有时候，礼拜天或者是某个有空的下午，她会找一张锃亮的大桌子坐上几个钟头，拿着一张张写生报、闲话报、图文报、体育戏剧报做白日梦。
啊，里面所有描画的一切有多精彩！“查尔顿礼堂草坪上的名犬会，巴罗丁勋爵在沃里克郡漂亮的宅邸。”“尊敬的泰克-鲍比太太携其阿尔萨斯爱犬忽必烈在公园，该犬今夏在克拉夫特赢得亚军。”“在戛纳日光浴。自左至右：芭芭拉•皮尔布里克小姐，爱德华•图克先生，帕梅拉•韦斯特罗普女士，‘塔比’•本耐克上校。”
多么美好的，美好的，金色世界啊！有那么两回，报上出现了某个老校友的脸，看到这里她的内心就感到无比难过。瞧她们啊，自己的老校友们，拥有马驹和汽车，还有在骑兵队里服役的丈夫；再看看自己，就这么被拴在了可恶的工作、可恶的抚恤金、可恶的母亲身上！难道说就没有出路了吗？难道她一辈子注定要过这种贫穷可怜的日子、永远没有回到体面生活的希望了吗？
眼前有这么个母亲做反面教材，伊丽莎白对艺术极度厌恶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事实上，任何的过度思考——她称之为“脑子大的”——在她眼中都属于“龌龊”的事情。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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