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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了，真的。
我试着跟你说了点战前的世界如何，那是我在看到海报上佐格国王的名字时想到的。有可能是我什么也没告诉你，要么你对战前有印象，用不着别人讲给你听；要么你没印象，跟你讲也没用。到此为止，我只说了我在十六岁之前遇到的事，到那时为止，家里的事一切顺利。我十六岁生日前不久，开始对人们所说的“真实生活”略识一二“真实生活”就意味着逆人心意。
我看到宾非尔德大屋那边的大鲤鱼之后的第三天左右，我爸进屋用下午茶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比平时还苍白上几分，身上粘的磨粉更多。他在整个茶点时间很严肃地吃着东西，不怎么说话。那段时间，他吃东西时很专心。因为他没几颗后牙了，他的胡子总在斜着上下动。我正要从桌子上起身，他又要我坐下。
“等一下，乔治，我的孩子，我有话要跟你说说，再多坐一会儿吧。孩子他妈，我要说啥昨晚你也听过了。”
我妈面前是那把褐色大茶壶，她的手交叉着放在腿上，脸色阴沉。我爸开始说话了，语气很严肃，但是由于要对付卡在后牙里的面包屑，效果打了不少折扣。
“乔治，我的孩子，有几件事我要跟你说说。我想了有一阵子了，那就是你该不上学了，恐怕你现在就得开始干活，开始多少挣点儿钱拿回来给你妈。我昨天晚上给威克西先生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得不让你上学了。”
当然，这也算有例可循——我是说他在跟我说之前，就写信给威克西先生，那年代的父母如此行事可以说理所当然，总是不和孩子商量，就为他们决定一切。
我爸继续嘟嘟囔囔地说着，忧心忡忡地解释着。他“最近过得艰难”什么事“都有点儿不顺”结果是我和乔只能开始挣钱养自个儿了。那时候，我既不知道，也不怎么关心生意真的是好还是坏。而且我根本没多少商业头脑，看不出怎么会“不顺”事实是我爸受到了竞争的打击。撒拉辛斯，一个在全国都有分号的大种子零售商，那时来到下宾非尔德插了一脚。半年前，他们在市场那里租了间铺面并装修了一番，用的是鲜绿色油漆、镀金字，还有漆成红色的园艺工具和香豌豆的巨大广告，隔着一百码就扑入眼帘。撒拉辛斯除了卖花种子，还自称是“全面家禽家畜饲料供应者”除了麦子和燕麦之类，他们也卖混合家禽饲料专利产品，装在花里胡哨袋子里的喂鸟种籽、多种形状和颜色的狗粮、药品、擦剂、强兽药粉等。另外还有老鼠夹、拴狗链子、孵化器、卫生球、捕鸟网、灯泡、除草剂、杀虫剂等等。甚至有些分号里还有“家畜部”卖兔子和只有一天大的小鸡。我们那间到处灰扑扑的老铺子，再加上我爸拒绝进新种类的货品，让他无力跟撒拉辛斯竞争，不过他也不愿去竞争。养有拉货车马匹的买卖商和跟种子零售商打交道的农场主抵，现在应该把制撒拉辛斯。但在半年时间里，撒拉辛斯已经争取到附近的少数几家上等人，那年头他们还有马车或是轻便马车，所以养有马匹。这对于我爸和卖玉米的商人威克尔来说，就意味着生意丢了一大块。当时我对那些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态度是属于男孩儿会有的那种。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对做生意感过兴趣，也从未或者说几乎没在铺子里招呼过顾客。偶尔，我爸想叫我跑个腿或是帮把手，例如把一袋袋谷物拖上或拉下垛时，我总是能躲则躲。我们班上的男生完全不像公学里的男生，懂得该干活时就得干活，干活才能挣到钱。但是，一个男孩认为父亲的生意对他来说是件很烦人的事，这也属正常。直到那时，钓鱼竿、自行车、滋滋冒气的柠檬水等等对我来说，比成年人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要亲切得多。
我爸已经跟杂货商格里梅特老头儿说过，他想找个机灵的小伙子，也愿意马上把我招进去。同时，我爸要辞掉铺里跑腿的，乔要回到铺子里帮忙，直到他找到稳定的活计为止。乔已经离开学校有段时间了，从那时起，差不多一直在闲逛。我爸有时候说过“把他弄进”啤酒厂的会计部，早些时候，甚至想过让他去当个拍卖师，但这两样都完全没戏。因为乔虽然当时已经十七岁，写的字还跟个农村小孩的一样，连加法算式也不会列。当时，他在沃尔顿镇边上的一间大自行车店里干活，原意是指望他“学着做生意”捣鼓自行车适合乔干，跟绝大多数傻不愣登的人一样，乔也有那么一点机械方面的能耐，可他根本不能安心干活，所有时间都用来穿着油花花的工装裤闲逛、吸伍德白恩牌烟、打架、喝酒（他早就开始了）、跟一个又一个女孩“谈对象”和缠着我爸要钱这些事上了。我爸感到烦恼和迷惑，而且略微有些恨意。我现在还能想像到他的样子：他的光头顶上粘着磨粉，耳朵上边有灰白头发，戴着眼镜，胡子灰白色。他理解不了他碰上了什么事。多年以来，他挣的利润呈缓慢稳定上升趋势，今年十镑，下一年二十镑，如今利润却猛跌下来，他理解不了原因何在。他是从他爸爸那儿继承的生意，做生意诚信为本，干活辛苦，货物保证质量，童叟无欺——利润却下来了。在吸着牙想把面包屑吸出的间隙，他说了好几遍日子很不好过，生意似乎很难做，他想不通人们都是怎么回事，好像也不是马不吃东西了。可能是因为机动车，这是他最后的推断。“恶心人的臭东西！”我妈插了句嘴。她有点担心，而且知道她按说应该更担心些。我爸说着话时，有那么一两次，她眼里有一丝恍惚的样子，我也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嚅动。她正在决定明天是再吃一天牛肉和胡萝卜呢，还是吃一条羊腿。除了她负责的那些东西——如买衣料和菜盘子——需要一点预见，对超出明天三餐之外的，她就不怎么会考虑。铺子有些麻烦，我爸在操心——这差不多是她所能了解的全部。但我们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爸这一年不顺，亏了钱，可他真的被前景吓倒了吗？我不这样想。记住，那是在一九零九年。我爸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预见不到撒拉辛斯的人会有条不紊地跟他低价竞争，打垮他，最终吞掉他。他又如何能预见得到？他年轻时从未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知道的只是日子不行了，生意很“难做”很“清淡”（他总在说这几个词），不过，情况大概“很快就会好转”
你也许愿意听我说在我爸遭遇困难时，我成了他的得力帮手，突然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有了以前谁都没想到我会有的素质等等，就像你会在三十年前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些。要么，我会记下我对必须离开学校这件事极其痛恨，我那少年的饥渴心灵向往知识及完善自我，所以对人们塞给我的枯燥无味的活计退避三舍等等，就像你在如今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样。这两样都完全是胡扯。事实上，当时我对可以去干活而感到激动开心，特别是我得知格里梅特老头儿将付给我实打实的工资，一星期十二先令，其中我自己可以留下四先令。过去三天里我念念不忘的宾非尔德大屋马上被我淡忘了。我并不反对提前几学期离开学校，这种事同样发生在我们学校别的男孩儿身上，很普遍。某个男孩儿总是“要去”上里丁大学，或者学习当工程师，或者去伦敦“投身商界”或者去航海。然后突然，在得到通知后的两天内，他就从学校里消失了。两星期后，你会碰到他骑着自行车送疏菜。我爸告诉我这件事后过了五分钟，我就开始琢磨要一套新衣服，好去穿着干活。我马上提出要有一套“大人衣服”得有当时那种时兴的领子，叫“常礼服”——我觉得是那么叫的。不用说，我爸妈两个人都很震惊，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那年头的父母总是尽量阻止孩子穿大人衣服，越往后推越好，其中原因我一直不甚了解。每个家庭里，在男孩儿开始戴第一副高领圈，或是女孩儿盘起头发之前，总得有一场硬仗。
那么着，谈话就从我爸生意上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一场有点耗时长久、唠唠叨叨的争吵了。我爸渐渐发怒了，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时省略了“h”音，他发怒时容易那样——“好了，不给你。你想好了——不给你。”结果是我没争取到“常礼服”但在第一次去干活时，我穿上做好的黑色套服，还戴着宽领圈，让我看上去像是个身子骨长得太大的土老冒。我干活时动不动分心，真正原因都是那个。乔在这件事上甚至更自私，他因为要离开自行车铺而火冒三丈，待在家里的不长时间里，他总是游来荡去，成了个讨人嫌的角色，一丝一毫也没能帮上我爸。
我在格里梅特老头儿的店里干了快六年。格里梅特是个人好身体好、长着白色连鬓胡子的老头儿，像是另一型号的伊齐其尔叔叔，只是矮胖得多。跟伊齐其尔叔叔一样，他也是个坚定的自由党员，可他不像伊齐其尔叔叔那样狂热，在镇上也更受尊重。他在布尔战争期间转过向，对工会恨之入骨，曾因为一个售货员保存一张基尔哈代的照片而炒掉了他。他是个非国教徒——实际上，他在浸礼会教堂里是个不折不扣、响当当的人物，那间教堂在我们那儿叫“铁皮儿”——我们家是国教徒，伊齐其尔叔叔不信教。格里梅特老头儿是镇上的政务会委员，还是本地自由党部的一个干事。他的白色连鬓胡子、貌似虔诚地说着良心自由和党内老前辈的样子、他那巨额银行存款和有时经过“铁皮儿”时听到他所做的即兴性祷词，都跟人们所说的某个信仰非国教的传奇杂货商有点类似——我想你听说过，就像这样：
“詹姆斯！”
“在，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里掺沙？”
“有，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浆里兑水？”
“有，先生！”
“那你来祈祷吧。”
天晓得我们多么经常在铺子里悄悄谈论那种故事。我们甚至真的在拉起百页窗之前，以祈祷开始一天的工作，倒不是格里梅特老头儿往糖里掺沙，他也知道那样做没好处。他是个做生意的精明人，在下宾非尔德以及周围地区杂货生意做得一流。除了跑腿的、驾车的和自己当出纳的女儿，还另外雇了三个售货员（格里梅特是个鳏夫）。头半年，我是跑腿的。后来有个售货员去里丁“开张”了，我就从进铺子以来，第一次系上了白围裙。我学会了怎样绑包裹、装一袋葡萄干、研磨咖啡、使用熏肉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掸去鸡蛋上的灰尘并避免打破、把货物以次充好、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整形等，另外最难记的，是存货的位置。我对杂货不像对钓鱼那样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楚，可我也记得很多。直到今天，我还知道用手指扯断一段绳子的小窍门。你要是在我面前放一台熏肉切片机，我用得会比用打字机还顺手。我能给你吹上不同等级中国茶叶的不传之秘、人造黄油的成分、鸡蛋的平均重量以及一千个纸袋的价钱。
就这样，在五年多时间里，这就是我——一个长着粉红色圆脸、鼻子有点扁平的机灵小伙子，头发是黄油色的（不再剪得短短，而是仔细抹了油往后抿着，以前被称为“溜光头”），在柜台后面来来去去。系着白围裙，耳朵后面夹枝铅笔，快如闪电地绑好一袋袋咖啡递给顾客，嘴里还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话里带着一点点伦敦腔。格里梅特老头儿让我们干活干得很辛苦，除了星期四和星期日，每天都要干十一个钟头的活，圣诞节那星期则是恶梦般的一星期。可是回头想一想，觉得那段日子也过得不错。别以为我没抱负，我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只当个售货员，我只是正在“学着做生意”而已。总有一天，不管怎样，我会有钱自己“开张”那年头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记住，那是在战前，大衰退和政府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之前，谁都能在世界上一展身手，谁都能“开张做生意”世界上总容得下再开一间铺子。时光如梭，一九零九，一九一零，一九一一年过去了。爱德华国王去世，报纸边上围着黑框；沃尔顿开了两间电影院；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开始有横贯全国的公共汽车服务；一架飞机——一个样子不大牢靠，不结实的玩意儿，一个人坐在中间为椅子状的东西上面——飞过下宾非尔德的天空，整个镇上的人从房子里冲出来向它喊叫；人们开始隐隐约约谈论那位德国皇帝越来越不可一世“它（指的是跟德国的战争）马上就要来到”；我的工资慢慢涨了，直到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二十八先令。我一星期给我妈十先令作为食宿费用，后来情况没那么好时，给我妈十五先令。尽管如此，我仍前所未有地感到富足。我又长高了一英寸，胡子开始冒出来，穿的是带扣子的靴子，领圈有三英寸高。星期天在教堂里，当我穿着我漂亮的深灰套装，把圆顶礼帽和狗皮手套放在旁边座位上时，我的样子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上等人，我妈很难掩盖对我的自豪之情。在干活时和星期四“出外散步”的间隙，在想着衣服和女孩以外，我颇有抱负，想像自己成了像利华或者威廉姆威特利那样的大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为“长见识”狠下了一番功夫，力图在商界做出一番事业。我纠正了自己说话中漏掉“h”音的习惯，而且很大程度上改掉了我的伦敦腔。（在泰晤士河谷地区，农村方言正在消失，除了那些农场小伙子，一八绿细直纹短袖九零年以后出生的差不多每个人说话都带伦敦腔。）我学习了利特彭斯商业学院的函授课程，学习记账和商业英语，正儿八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满纸荒唐言的推销的艺术，提高了我的算术甚至还有书写水平。到十七岁时，我还会在卧室桌子的小油灯下急于练成一手好字而熬夜。有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通常是破案和探险小说，有时是在店里的伙计中间偷偷流传的平装书，被称为“热门”的。（是翻译过来的莫泊桑和保罗德考克作品）。但到了十八岁时，我突然变得趣味高雅，在郡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开始囫囵吞枣地读玛丽克莱利、霍尔凯恩、安东尼霍普的书。也差不多在那时，我加入了由牧师组织的下宾非尔德读书小组，冬天时，每晚聚会一次进行“文学讨论”在牧师的督促下，我读了点芝麻与百合，甚至还读了点勃朗宁的东西。
时光如梭，一九一零、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过去了，我爸的生意继续走着下坡路——并非一下子一落到底，却是在走着下坡路。乔离家出走后，我爸和我妈都变了个样，这件事发生在我去格里梅特杂货铺干活后不久。
乔那时十八岁，长成了一副丑陋的暴徒样，五大三粗的，比家里每个人都高。他肩膀很宽，头很大，脸色有点阴沉窝火的样子，胡须已经长得很浓。他要是没在乔治旅馆的酒吧间，就会在铺子的进口处晃悠，手深插在口袋里，眉头紧皱，盯着路过的人，像是要把人家揍趴下似的，除非那是个女孩。有人进铺子，他会往边上闪得刚好能让人家过去，手还插在口袋里，然后扭过头扯着嗓子喊道：“爸！买东西！”他帮的最大的忙顶多是那样。我爸和我妈曾经绝望地说他们“不知道该拿他咋办”他还喝酒，抽烟一根接一根，花钱如流水。有天深夜他离家出走，从此便音信全无。他撬开放钱的抽屉，拿走了里面全部的钱，好在不多，八镑左右，但已经够坐轮船统舱去美国了。他一直想去美国，我认为他大概真的去了，虽然我们从来没确定过。这件事在镇上多少成了件丑闻。一致的说法是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把一个女的肚子搞大了。那个女的叫莎莉奇弗斯，跟西蒙斯一家住在一条街上。她快生小孩了，而乔肯定跟她睡过觉，不过跟她睡过的另外还有一打人之多，谁也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谁。我爸接受了关于小孩儿的说法，甚至私下以此来原谅他们“可怜的孩子”偷了八镑并跑掉的行为。他们没能明白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受不了在乡下小镇上体面正派地过日子，他想过的是种游手好闲、打架和有女人的日子。我们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彻底堕落了，可能在战争中死掉了，也可能仅仅是他懒得写信而已。好在那个小孩生下来就没气，所以没让事情更复杂。至于乔偷了八镑钱的事，我爸和我妈直到他们去世都秘不告人。在他们眼里，这件事比莎莉奇弗斯的小孩还要丢人得多。
因为操心乔的事，让我爸老了很多。走了乔无非是少了点损失，但这件事刺痛了他，让他觉得面上无光。从那时起，他的胡子... -->>
就这些了，真的。
我试着跟你说了点战前的世界如何，那是我在看到海报上佐格国王的名字时想到的。有可能是我什么也没告诉你，要么你对战前有印象，用不着别人讲给你听；要么你没印象，跟你讲也没用。到此为止，我只说了我在十六岁之前遇到的事，到那时为止，家里的事一切顺利。我十六岁生日前不久，开始对人们所说的“真实生活”略识一二“真实生活”就意味着逆人心意。
我看到宾非尔德大屋那边的大鲤鱼之后的第三天左右，我爸进屋用下午茶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比平时还苍白上几分，身上粘的磨粉更多。他在整个茶点时间很严肃地吃着东西，不怎么说话。那段时间，他吃东西时很专心。因为他没几颗后牙了，他的胡子总在斜着上下动。我正要从桌子上起身，他又要我坐下。
“等一下，乔治，我的孩子，我有话要跟你说说，再多坐一会儿吧。孩子他妈，我要说啥昨晚你也听过了。”
我妈面前是那把褐色大茶壶，她的手交叉着放在腿上，脸色阴沉。我爸开始说话了，语气很严肃，但是由于要对付卡在后牙里的面包屑，效果打了不少折扣。
“乔治，我的孩子，有几件事我要跟你说说。我想了有一阵子了，那就是你该不上学了，恐怕你现在就得开始干活，开始多少挣点儿钱拿回来给你妈。我昨天晚上给威克西先生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得不让你上学了。”
当然，这也算有例可循——我是说他在跟我说之前，就写信给威克西先生，那年代的父母如此行事可以说理所当然，总是不和孩子商量，就为他们决定一切。
我爸继续嘟嘟囔囔地说着，忧心忡忡地解释着。他“最近过得艰难”什么事“都有点儿不顺”结果是我和乔只能开始挣钱养自个儿了。那时候，我既不知道，也不怎么关心生意真的是好还是坏。而且我根本没多少商业头脑，看不出怎么会“不顺”事实是我爸受到了竞争的打击。撒拉辛斯，一个在全国都有分号的大种子零售商，那时来到下宾非尔德插了一脚。半年前，他们在市场那里租了间铺面并装修了一番，用的是鲜绿色油漆、镀金字，还有漆成红色的园艺工具和香豌豆的巨大广告，隔着一百码就扑入眼帘。撒拉辛斯除了卖花种子，还自称是“全面家禽家畜饲料供应者”除了麦子和燕麦之类，他们也卖混合家禽饲料专利产品，装在花里胡哨袋子里的喂鸟种籽、多种形状和颜色的狗粮、药品、擦剂、强兽药粉等。另外还有老鼠夹、拴狗链子、孵化器、卫生球、捕鸟网、灯泡、除草剂、杀虫剂等等。甚至有些分号里还有“家畜部”卖兔子和只有一天大的小鸡。我们那间到处灰扑扑的老铺子，再加上我爸拒绝进新种类的货品，让他无力跟撒拉辛斯竞争，不过他也不愿去竞争。养有拉货车马匹的买卖商和跟种子零售商打交道的农场主抵，现在应该把制撒拉辛斯。但在半年时间里，撒拉辛斯已经争取到附近的少数几家上等人，那年头他们还有马车或是轻便马车，所以养有马匹。这对于我爸和卖玉米的商人威克尔来说，就意味着生意丢了一大块。当时我对那些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态度是属于男孩儿会有的那种。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对做生意感过兴趣，也从未或者说几乎没在铺子里招呼过顾客。偶尔，我爸想叫我跑个腿或是帮把手，例如把一袋袋谷物拖上或拉下垛时，我总是能躲则躲。我们班上的男生完全不像公学里的男生，懂得该干活时就得干活，干活才能挣到钱。但是，一个男孩认为父亲的生意对他来说是件很烦人的事，这也属正常。直到那时，钓鱼竿、自行车、滋滋冒气的柠檬水等等对我来说，比成年人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要亲切得多。
我爸已经跟杂货商格里梅特老头儿说过，他想找个机灵的小伙子，也愿意马上把我招进去。同时，我爸要辞掉铺里跑腿的，乔要回到铺子里帮忙，直到他找到稳定的活计为止。乔已经离开学校有段时间了，从那时起，差不多一直在闲逛。我爸有时候说过“把他弄进”啤酒厂的会计部，早些时候，甚至想过让他去当个拍卖师，但这两样都完全没戏。因为乔虽然当时已经十七岁，写的字还跟个农村小孩的一样，连加法算式也不会列。当时，他在沃尔顿镇边上的一间大自行车店里干活，原意是指望他“学着做生意”捣鼓自行车适合乔干，跟绝大多数傻不愣登的人一样，乔也有那么一点机械方面的能耐，可他根本不能安心干活，所有时间都用来穿着油花花的工装裤闲逛、吸伍德白恩牌烟、打架、喝酒（他早就开始了）、跟一个又一个女孩“谈对象”和缠着我爸要钱这些事上了。我爸感到烦恼和迷惑，而且略微有些恨意。我现在还能想像到他的样子：他的光头顶上粘着磨粉，耳朵上边有灰白头发，戴着眼镜，胡子灰白色。他理解不了他碰上了什么事。多年以来，他挣的利润呈缓慢稳定上升趋势，今年十镑，下一年二十镑，如今利润却猛跌下来，他理解不了原因何在。他是从他爸爸那儿继承的生意，做生意诚信为本，干活辛苦，货物保证质量，童叟无欺——利润却下来了。在吸着牙想把面包屑吸出的间隙，他说了好几遍日子很不好过，生意似乎很难做，他想不通人们都是怎么回事，好像也不是马不吃东西了。可能是因为机动车，这是他最后的推断。“恶心人的臭东西！”我妈插了句嘴。她有点担心，而且知道她按说应该更担心些。我爸说着话时，有那么一两次，她眼里有一丝恍惚的样子，我也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嚅动。她正在决定明天是再吃一天牛肉和胡萝卜呢，还是吃一条羊腿。除了她负责的那些东西——如买衣料和菜盘子——需要一点预见，对超出明天三餐之外的，她就不怎么会考虑。铺子有些麻烦，我爸在操心——这差不多是她所能了解的全部。但我们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爸这一年不顺，亏了钱，可他真的被前景吓倒了吗？我不这样想。记住，那是在一九零九年。我爸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预见不到撒拉辛斯的人会有条不紊地跟他低价竞争，打垮他，最终吞掉他。他又如何能预见得到？他年轻时从未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知道的只是日子不行了，生意很“难做”很“清淡”（他总在说这几个词），不过，情况大概“很快就会好转”
你也许愿意听我说在我爸遭遇困难时，我成了他的得力帮手，突然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有了以前谁都没想到我会有的素质等等，就像你会在三十年前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些。要么，我会记下我对必须离开学校这件事极其痛恨，我那少年的饥渴心灵向往知识及完善自我，所以对人们塞给我的枯燥无味的活计退避三舍等等，就像你在如今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样。这两样都完全是胡扯。事实上，当时我对可以去干活而感到激动开心，特别是我得知格里梅特老头儿将付给我实打实的工资，一星期十二先令，其中我自己可以留下四先令。过去三天里我念念不忘的宾非尔德大屋马上被我淡忘了。我并不反对提前几学期离开学校，这种事同样发生在我们学校别的男孩儿身上，很普遍。某个男孩儿总是“要去”上里丁大学，或者学习当工程师，或者去伦敦“投身商界”或者去航海。然后突然，在得到通知后的两天内，他就从学校里消失了。两星期后，你会碰到他骑着自行车送疏菜。我爸告诉我这件事后过了五分钟，我就开始琢磨要一套新衣服，好去穿着干活。我马上提出要有一套“大人衣服”得有当时那种时兴的领子，叫“常礼服”——我觉得是那么叫的。不用说，我爸妈两个人都很震惊，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那年头的父母总是尽量阻止孩子穿大人衣服，越往后推越好，其中原因我一直不甚了解。每个家庭里，在男孩儿开始戴第一副高领圈，或是女孩儿盘起头发之前，总得有一场硬仗。
那么着，谈话就从我爸生意上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一场有点耗时长久、唠唠叨叨的争吵了。我爸渐渐发怒了，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时省略了“h”音，他发怒时容易那样——“好了，不给你。你想好了——不给你。”结果是我没争取到“常礼服”但在第一次去干活时，我穿上做好的黑色套服，还戴着宽领圈，让我看上去像是个身子骨长得太大的土老冒。我干活时动不动分心，真正原因都是那个。乔在这件事上甚至更自私，他因为要离开自行车铺而火冒三丈，待在家里的不长时间里，他总是游来荡去，成了个讨人嫌的角色，一丝一毫也没能帮上我爸。
我在格里梅特老头儿的店里干了快六年。格里梅特是个人好身体好、长着白色连鬓胡子的老头儿，像是另一型号的伊齐其尔叔叔，只是矮胖得多。跟伊齐其尔叔叔一样，他也是个坚定的自由党员，可他不像伊齐其尔叔叔那样狂热，在镇上也更受尊重。他在布尔战争期间转过向，对工会恨之入骨，曾因为一个售货员保存一张基尔哈代的照片而炒掉了他。他是个非国教徒——实际上，他在浸礼会教堂里是个不折不扣、响当当的人物，那间教堂在我们那儿叫“铁皮儿”——我们家是国教徒，伊齐其尔叔叔不信教。格里梅特老头儿是镇上的政务会委员，还是本地自由党部的一个干事。他的白色连鬓胡子、貌似虔诚地说着良心自由和党内老前辈的样子、他那巨额银行存款和有时经过“铁皮儿”时听到他所做的即兴性祷词，都跟人们所说的某个信仰非国教的传奇杂货商有点类似——我想你听说过，就像这样：
“詹姆斯！”
“在，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里掺沙？”
“有，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浆里兑水？”
“有，先生！”
“那你来祈祷吧。”
天晓得我们多么经常在铺子里悄悄谈论那种故事。我们甚至真的在拉起百页窗之前，以祈祷开始一天的工作，倒不是格里梅特老头儿往糖里掺沙，他也知道那样做没好处。他是个做生意的精明人，在下宾非尔德以及周围地区杂货生意做得一流。除了跑腿的、驾车的和自己当出纳的女儿，还另外雇了三个售货员（格里梅特是个鳏夫）。头半年，我是跑腿的。后来有个售货员去里丁“开张”了，我就从进铺子以来，第一次系上了白围裙。我学会了怎样绑包裹、装一袋葡萄干、研磨咖啡、使用熏肉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掸去鸡蛋上的灰尘并避免打破、把货物以次充好、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整形等，另外最难记的，是存货的位置。我对杂货不像对钓鱼那样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楚，可我也记得很多。直到今天，我还知道用手指扯断一段绳子的小窍门。你要是在我面前放一台熏肉切片机，我用得会比用打字机还顺手。我能给你吹上不同等级中国茶叶的不传之秘、人造黄油的成分、鸡蛋的平均重量以及一千个纸袋的价钱。
就这样，在五年多时间里，这就是我——一个长着粉红色圆脸、鼻子有点扁平的机灵小伙子，头发是黄油色的（不再剪得短短，而是仔细抹了油往后抿着，以前被称为“溜光头”），在柜台后面来来去去。系着白围裙，耳朵后面夹枝铅笔，快如闪电地绑好一袋袋咖啡递给顾客，嘴里还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话里带着一点点伦敦腔。格里梅特老头儿让我们干活干得很辛苦，除了星期四和星期日，每天都要干十一个钟头的活，圣诞节那星期则是恶梦般的一星期。可是回头想一想，觉得那段日子也过得不错。别以为我没抱负，我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只当个售货员，我只是正在“学着做生意”而已。总有一天，不管怎样，我会有钱自己“开张”那年头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记住，那是在战前，大衰退和政府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之前，谁都能在世界上一展身手，谁都能“开张做生意”世界上总容得下再开一间铺子。时光如梭，一九零九，一九一零，一九一一年过去了。爱德华国王去世，报纸边上围着黑框；沃尔顿开了两间电影院；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开始有横贯全国的公共汽车服务；一架飞机——一个样子不大牢靠，不结实的玩意儿，一个人坐在中间为椅子状的东西上面——飞过下宾非尔德的天空，整个镇上的人从房子里冲出来向它喊叫；人们开始隐隐约约谈论那位德国皇帝越来越不可一世“它（指的是跟德国的战争）马上就要来到”；我的工资慢慢涨了，直到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二十八先令。我一星期给我妈十先令作为食宿费用，后来情况没那么好时，给我妈十五先令。尽管如此，我仍前所未有地感到富足。我又长高了一英寸，胡子开始冒出来，穿的是带扣子的靴子，领圈有三英寸高。星期天在教堂里，当我穿着我漂亮的深灰套装，把圆顶礼帽和狗皮手套放在旁边座位上时，我的样子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上等人，我妈很难掩盖对我的自豪之情。在干活时和星期四“出外散步”的间隙，在想着衣服和女孩以外，我颇有抱负，想像自己成了像利华或者威廉姆威特利那样的大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为“长见识”狠下了一番功夫，力图在商界做出一番事业。我纠正了自己说话中漏掉“h”音的习惯，而且很大程度上改掉了我的伦敦腔。（在泰晤士河谷地区，农村方言正在消失，除了那些农场小伙子，一八绿细直纹短袖九零年以后出生的差不多每个人说话都带伦敦腔。）我学习了利特彭斯商业学院的函授课程，学习记账和商业英语，正儿八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满纸荒唐言的推销的艺术，提高了我的算术甚至还有书写水平。到十七岁时，我还会在卧室桌子的小油灯下急于练成一手好字而熬夜。有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通常是破案和探险小说，有时是在店里的伙计中间偷偷流传的平装书，被称为“热门”的。（是翻译过来的莫泊桑和保罗德考克作品）。但到了十八岁时，我突然变得趣味高雅，在郡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开始囫囵吞枣地读玛丽克莱利、霍尔凯恩、安东尼霍普的书。也差不多在那时，我加入了由牧师组织的下宾非尔德读书小组，冬天时，每晚聚会一次进行“文学讨论”在牧师的督促下，我读了点芝麻与百合，甚至还读了点勃朗宁的东西。
时光如梭，一九一零、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过去了，我爸的生意继续走着下坡路——并非一下子一落到底，却是在走着下坡路。乔离家出走后，我爸和我妈都变了个样，这件事发生在我去格里梅特杂货铺干活后不久。
乔那时十八岁，长成了一副丑陋的暴徒样，五大三粗的，比家里每个人都高。他肩膀很宽，头很大，脸色有点阴沉窝火的样子，胡须已经长得很浓。他要是没在乔治旅馆的酒吧间，就会在铺子的进口处晃悠，手深插在口袋里，眉头紧皱，盯着路过的人，像是要把人家揍趴下似的，除非那是个女孩。有人进铺子，他会往边上闪得刚好能让人家过去，手还插在口袋里，然后扭过头扯着嗓子喊道：“爸！买东西！”他帮的最大的忙顶多是那样。我爸和我妈曾经绝望地说他们“不知道该拿他咋办”他还喝酒，抽烟一根接一根，花钱如流水。有天深夜他离家出走，从此便音信全无。他撬开放钱的抽屉，拿走了里面全部的钱，好在不多，八镑左右，但已经够坐轮船统舱去美国了。他一直想去美国，我认为他大概真的去了，虽然我们从来没确定过。这件事在镇上多少成了件丑闻。一致的说法是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把一个女的肚子搞大了。那个女的叫莎莉奇弗斯，跟西蒙斯一家住在一条街上。她快生小孩了，而乔肯定跟她睡过觉，不过跟她睡过的另外还有一打人之多，谁也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谁。我爸接受了关于小孩儿的说法，甚至私下以此来原谅他们“可怜的孩子”偷了八镑并跑掉的行为。他们没能明白乔之所以跑掉，是因为他受不了在乡下小镇上体面正派地过日子，他想过的是种游手好闲、打架和有女人的日子。我们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彻底堕落了，可能在战争中死掉了，也可能仅仅是他懒得写信而已。好在那个小孩生下来就没气，所以没让事情更复杂。至于乔偷了八镑钱的事，我爸和我妈直到他们去世都秘不告人。在他们眼里，这件事比莎莉奇弗斯的小孩还要丢人得多。
因为操心乔的事，让我爸老了很多。走了乔无非是少了点损失，但这件事刺痛了他，让他觉得面上无光。从那时起，他的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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