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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七年，从八岁到十五岁，关于这段期间，我记得的主要便是钓鱼。
别以为我别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你回首很久以前的事时，有些事情似乎膨胀了，直到大得掩盖住了其他一切。我离开荷莱特大妈的学校到文法学校上学了，背上了皮书包，戴上了有黄条纹的黑帽子，还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此后又过了很久，我有了第一条长裤。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那种一轮固定，一轮可转向的车型，当时很贵。骑下小山坡时，我把脚放在前车把上，让脚蹬嗖嗖地转着。在二十世纪初，这是典型的一景——一个男孩儿从小山上飘然驶下，头往后仰，脚伸到了空中。我去文法学校上学心怀恐惧，颤抖不已，是因为乔告诉过我关于校长威斯克斯老头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他的名字应是威克西）。这个校长没说的，是个长得凶神恶煞的小个子，一张脸长得跟狼脸一模一样。他在学校大教室的后面放了个玻璃箱，里面有几根藤条，他经常抽出来嗖嗖抡上一通，很吓人。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我从来没想到过也许我比乔聪明。他比我大两岁，从他会走路起，就开始欺负我。实际上，乔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学生，差不多每星期都要挨一次藤条抽打，直到他十六岁时，他总是接近在全校垫底的位置。第二学期，我在数学这科上得了奖，还有个奖是在某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上，主要跟干花有关，科目名叫作科学。到我十四岁时，威斯克斯提到奖学金和上里丁大学的事。我爸那年头仍对乔和我抱有很大期望，对我上“公学”这件事很热心。我时常听到的说法是我会当个老师，而乔会当个拍卖师。
但是我对学校的事所记不多。后来在打仗时，我曾和属于高等阶层的伙计混在一起。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忘却在公学里经历过的恶梦般的操练，要么因此一蹶不振，变得傻不愣登的，要么下半辈子都会跟那种痛苦记忆做斗争，想要将之忘却。但是我们班上这一群铺主和农场主的孩子们不会。我们上文法学校，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十六岁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显示并非来自贫寒之家。不过学校这种地方，主要还是让人盼着早点离开的地方。我没有那种得忠于母校的多愁善感，对那些灰色老石头也没什么傻乎乎的感情（一点没错，石头真的很老，那所学校是由红衣大主教伍尔西出资修建的）。我们没有毕业生联谊会，甚至没有校歌。下午不上学的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因为做游戏不是非得参加，我们都能避则避。我们穿背带裤踢足球，尽管披一条肩带才被认为是打板球的合适装束，可我们穿着平时的衬衫和裤子打板球。我真正喜欢玩的，只有三柱门板球比赛，我们课间休息时经常在铺着石子的校园里玩，用的是包装箱木板做成的球棒，还有打几天就会完蛋的板球。
我现在还记得大教室的气味：一种墨水、灰尘加靴子的气味。校园里有一块当垫脚石用的石头，我们以前在上面磨小刀。学校对面的小面包店里卖一种切尔西小圆面包，比现在的切尔西小圆面包块头大了一倍，我们叫它“拉迪巴斯特”价钱是半个便士。学校里别人做的事我一件也没拉下。我把我的名字刻在一张课桌上，并因此挨了一通藤条——这种事只要被逮到，总要被抽一顿，但是刻下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个规矩。我曾把手指沾上墨水，咬指甲，用笔竿做飞镖，玩康克戏，传播黄色故事，学会了自着洗衣粉放在慰，起哄语文老师布娄厄老头儿，还把小威利塞米恩欺负得晕头转向。威利塞米恩的爸爸是个承办丧事的，他有点傻不愣登，跟他说什么他都信。我们最喜欢玩的恶作剧，就是要他去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老一套——半份面值为一便士的邮票、橡皮锤子、左手用的螺丝刀，一罐条纹漆等，可怜的威利每次都信以为真。有天下午我们算是开够了心：我们把他放进一个浴缸，叫他抓着把手把自己提起来。他最后进了精神病院，这个可怜的威利。但是，只有放假时才过得真正有意思。
那年头还有些好玩的事可做。冬天时，我们会去借一两只雪貂——我妈从来不允许乔和我在家里养，她称之为“恶心人的臭东西”——然后一个挨一个农场去问能不能让我们进田里捉老鼠。有时候他们让，有时候叫我们快点滚蛋，还说我们比老鼠还要麻烦几分。深冬时，人们用脱粒机打粮食时，我们会跟着机器帮忙把老鼠打死。有年冬天，肯定是一九零八年，泰晤士河泛滥并结上了冰，结果我们溜了几星期的冰，哈里巴恩斯在冰上把锁骨摔骨折了。早春，我们用灌了铅的木棍找松鼠打，后来就是掏鸟窝。我们当时的理论是小鸟不会数数，只需要留下一只鸟蛋就行了，可那时的我们是残忍的小野人，有时候我们干脆把鸟窝捅下来，然后把鸟蛋或者小鸟踩烂。癞蛤蟆产卵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我们逮到癞蛤蟆后，把自行车打气筒的气嘴从它屁股那头塞进去打气，直到把它打爆为止。男孩儿就是那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夏天时，我们会骑自行车到伯福德坝上去洗澡。锡德拉夫格鲁夫的堂弟沃利淹死是在一九零六年，他被缠在水底的水草里，用拉钩把他捞上水面后，他的脸色是乌青的。
然而什么都比不上钓鱼。我们去了布鲁厄老头儿的池塘很多次，钓到了小鲤鱼和丁鱥，有次钓到一条吱吱叫的泥鳅。另外还有几个给牛饮水的池塘，星期六下午我们走路就能走到。不过在有了自行车后，我们开始去伯福德坝下面的泰晤士河里钓鱼，好像那样跟在饮牛池塘里相比，是长大后干的事。那里没有农场主来赶我们，而且泰晤士河里有特大个的鱼——可是据我所知，没听说有谁钓上来过。
我对钓鱼的感觉很奇怪——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真的。我不能自称钓客，我这辈子还从来没钓到过二英尺长的鱼，而且有三十年时间，我没有再握过鱼竿。然而我回头想起我的八岁到十五岁这段时光时，好像都是围绕着去钓鱼的日子，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记得每天钓鱼的日子，还有每一条钓到的鱼。我要是闭了眼睛去想，没有一个饮牛池塘或是回水处的样子我记不起来。我能写一本关于钓鱼技术的书。还是小孩儿时，我们用不起什么钓具，太贵了，而且我们一星期三个便士（这是那年头我们的零花钱）的绝大部分都去买糖果和“拉迪巴斯特”了。很小的小孩儿一般用弯大头针钓鱼，因为钝，所以没多大用。把一根缝衣针放在蜡烛火上烧，然后用一对钳子弯成的鱼钩倒很好用（当然没倒刺）。那些农场上的小伙子会用马毛编线，几乎跟羊肠线一样好用。单用一根马毛也能钓上来小鱼。后来，我们有了两先令一根的鱼竿，甚至有了各种鱼线卷。天哪，我往华莱士铺子的橱窗里盯着看可不是有多少个钟头！甚至那几把点四一零口径的枪和娱乐用手，现在应该把枪也比不上钓具能让我兴奋异常。我拣到过一本嘎梅治的商品目录——我想应该是从垃圾堆里拣的，我把它研究得就好像它是圣经！甚至到现在，我还能告诉你所有关于蚕肠线钓丝替代品、加固鱼线、利么里克钓钩、木鱼槌、取钩器、诺丁汉鱼线的所有详细说明，还有天晓得多少别的技术细节。
然后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各种鱼饵。我们家的铺子里总有足够的黄粉虫，用着不错，但还不是特别好。绿头大苍蝇的蛆更好，不过那要向卖肉的格拉威特老头儿求上一求才行。我们一伙经常是用抓阄或点兵点将的办法决定谁去开口，因为格拉威特对这种事一贯是一点儿也不随和。他是个个子高、脸上疙疙瘩瘩的老头儿，说话声音就像看家猛狗一样，他叫起来时——他经常那样对小孩儿叫——他蓝围裙上的刀啊铁器什么的丁当作响。被选中的人进去时，手里拿一个空的糖浆罐，四处晃悠着，直等到顾客都走后才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求求你了，格拉威特先生，你这儿今天有没有蛆？”
通常他会咆哮起来：“什么？！蛆？我的铺子里会有蛆？几年没见过了，你以为我这儿养苍蝇？”
他那儿当然有苍蝇，而且无处不在。他经常用一根头上绑着皮革的棍子对付它们，拿它伸到很远的地方，把苍蝇拍个稀巴烂。有时只能空着手走人，但无一例外，他每次都会在你就要走时向你喊道：
“听着！你去后院看看，找得仔细的话，兴许能找到一两只。”
可是在那儿，常常到处能找到一窝窝的蛆。格拉威特的后院闻起来像是战场，那年头卖肉的还没有电冰箱。要是把蛆放在锯末里，存活时间就会长一些。
黄蜂蛹不错，只是不容易穿上鱼钩，除非把蜂蛹先烤一下。谁要是发现一个黄蜂窝，我们会在夜里出去把松节油倒进去，然后用泥巴堵住洞口。第二天，黄蜂就会全死光，然后就可以挖出蜂窝，把蜂蛹掏出来。有次出了岔子，不知道是松节油灌错洞还是怎么，捣掉泥塞时，里面关了一晚上的黄蜂嗡的一声全飞出来。我们被蜇得还不算厉害，可惜旁边没人拿秒表给我们掐一下时间。蚂蚱差不多是能找到的最好的鱼饵，特别是钓白鲑。钓鱼时把蚂蚱穿在鱼钩上，也不用鱼坠，只用在水面上左点一下，右点一下——那被称为“点水钓法”但是只能逮到两三只蚂蚱。绿头大苍蝇也他妈难逮，那是钓鲮鱼的最佳鱼饵，特别在晴天时，要尽量把苍蝇活着穿上鱼钩，那样就能扭动。白鲑甚至吃黄蜂，不过把活黄蜂穿上鱼钩倒是个考验人的活。
天晓得另外还有多少种鱼饵。面包糊是用旧布裹着白面包，然后加水挤成，还有奶酪糊、蜂蜜糊，还有里面带茴香子的面糊。煮过的麦粒钓鳊鱼不错，钓虾虎鱼用游丝蚯蚓很好，可以在陈年旧粪堆里找到。里面还能找到另外一种小蚯蚓，身上有条纹，气味像地蜈蚣一样，钓鲈鱼上佳。一般的蚯蚓钓鲈鱼也不错，但一定要把蚯蚓放在苔藓里，可以保持新鲜不死，保存在土里的话就会死掉。牛粪上捉到的黄苍蝇钓鳊鱼很棒。据说有人用一颗樱桃就能钓到白鲑，我见过有人用圆面包里的葡萄干钓到一条斜齿鳊。
那年头，从六月十六（那是钓淡水鱼季节的开始）一直到仲冬，我的口袋里很少不带着装有虫子或是蛆的罐头瓶。为这事，我跟我妈斗争过几次，结果是她让步了，钓鱼不再属被禁止之列，我爸甚至在一九零三年作为圣诞节礼物，送了我一根值两先令的鱼竿。乔刚满十五岁就开始追女孩，打那以后就很少去钓鱼，他说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仍有其他五六个跟我一样，对钓鱼狂热。老天，那些钓鱼的日子可真有劲！在那些个又潮又热的下午，坐在大教室里，我趴在课桌上，听布娄厄老头儿尖着嗓子讲谓语、虚拟语气和关系从句什么的，可我的全部心思飞到了伯福德坝附近的回水处，那里有绿色的池塘，鲮鱼在里面游来游去。还有下午茶以后骑着自行车争分夺秒先冲上查姆福特山，然后冲到河边，趁天还没黑钓一个钟头。那些宁静的夏日傍晚，坝上的轻轻溅水声，鱼上到水面时的清脆水花声，能把人活吃了的蠓虫，还有一群群鲮鱼绕着你的鱼钩游，就是一直不咬钓。鱼在成群游着，看到黑脊背的鱼，我心里激动异常，盼望着，祈祷着（不错，真的在祈祷）其中一条会改变主意，在天还不太黑前咬住鱼饵。然后，总是“再钓五分钟”接着是“顶多再钓五分钟”直到只能推着自行车回到镇上，因为警昨晚刚洗的衣察托尔勒在暗里巡查，被逮到没灯骑车，就会“吃罚”有时在放暑假时，我们会带着煮鸡蛋、面包、黄油和一瓶柠檬水去钓上一整天，钓了一会儿鱼，然后洗澡，然后又钓，有时候我们的确钓到鱼了呢。晚上回家时手全脏了，肚子饿得会把剩下的面包糊吃掉，还带了三四条裹在手帕里的鲮鱼，又腥又臭。我妈总是不肯做我带回家的鱼。除了鳟鱼和鲑鱼，她完全不认为河里的鱼能吃，称之为“恶心人的泥玩意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没逮住过的鱼，特别是星期天下午顺着河边的拖船道走路时，经常能看到一些特大个的鱼，而手里刚好没拿鱼竿。星期天不让钓鱼，甚至泰晤士河管理... -->>
此后七年，从八岁到十五岁，关于这段期间，我记得的主要便是钓鱼。
别以为我别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你回首很久以前的事时，有些事情似乎膨胀了，直到大得掩盖住了其他一切。我离开荷莱特大妈的学校到文法学校上学了，背上了皮书包，戴上了有黄条纹的黑帽子，还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此后又过了很久，我有了第一条长裤。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那种一轮固定，一轮可转向的车型，当时很贵。骑下小山坡时，我把脚放在前车把上，让脚蹬嗖嗖地转着。在二十世纪初，这是典型的一景——一个男孩儿从小山上飘然驶下，头往后仰，脚伸到了空中。我去文法学校上学心怀恐惧，颤抖不已，是因为乔告诉过我关于校长威斯克斯老头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他的名字应是威克西）。这个校长没说的，是个长得凶神恶煞的小个子，一张脸长得跟狼脸一模一样。他在学校大教室的后面放了个玻璃箱，里面有几根藤条，他经常抽出来嗖嗖抡上一通，很吓人。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我从来没想到过也许我比乔聪明。他比我大两岁，从他会走路起，就开始欺负我。实际上，乔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学生，差不多每星期都要挨一次藤条抽打，直到他十六岁时，他总是接近在全校垫底的位置。第二学期，我在数学这科上得了奖，还有个奖是在某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上，主要跟干花有关，科目名叫作科学。到我十四岁时，威斯克斯提到奖学金和上里丁大学的事。我爸那年头仍对乔和我抱有很大期望，对我上“公学”这件事很热心。我时常听到的说法是我会当个老师，而乔会当个拍卖师。
但是我对学校的事所记不多。后来在打仗时，我曾和属于高等阶层的伙计混在一起。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忘却在公学里经历过的恶梦般的操练，要么因此一蹶不振，变得傻不愣登的，要么下半辈子都会跟那种痛苦记忆做斗争，想要将之忘却。但是我们班上这一群铺主和农场主的孩子们不会。我们上文法学校，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十六岁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显示并非来自贫寒之家。不过学校这种地方，主要还是让人盼着早点离开的地方。我没有那种得忠于母校的多愁善感，对那些灰色老石头也没什么傻乎乎的感情（一点没错，石头真的很老，那所学校是由红衣大主教伍尔西出资修建的）。我们没有毕业生联谊会，甚至没有校歌。下午不上学的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因为做游戏不是非得参加，我们都能避则避。我们穿背带裤踢足球，尽管披一条肩带才被认为是打板球的合适装束，可我们穿着平时的衬衫和裤子打板球。我真正喜欢玩的，只有三柱门板球比赛，我们课间休息时经常在铺着石子的校园里玩，用的是包装箱木板做成的球棒，还有打几天就会完蛋的板球。
我现在还记得大教室的气味：一种墨水、灰尘加靴子的气味。校园里有一块当垫脚石用的石头，我们以前在上面磨小刀。学校对面的小面包店里卖一种切尔西小圆面包，比现在的切尔西小圆面包块头大了一倍，我们叫它“拉迪巴斯特”价钱是半个便士。学校里别人做的事我一件也没拉下。我把我的名字刻在一张课桌上，并因此挨了一通藤条——这种事只要被逮到，总要被抽一顿，但是刻下自己的名字可以说是个规矩。我曾把手指沾上墨水，咬指甲，用笔竿做飞镖，玩康克戏，传播黄色故事，学会了自着洗衣粉放在慰，起哄语文老师布娄厄老头儿，还把小威利塞米恩欺负得晕头转向。威利塞米恩的爸爸是个承办丧事的，他有点傻不愣登，跟他说什么他都信。我们最喜欢玩的恶作剧，就是要他去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老一套——半份面值为一便士的邮票、橡皮锤子、左手用的螺丝刀，一罐条纹漆等，可怜的威利每次都信以为真。有天下午我们算是开够了心：我们把他放进一个浴缸，叫他抓着把手把自己提起来。他最后进了精神病院，这个可怜的威利。但是，只有放假时才过得真正有意思。
那年头还有些好玩的事可做。冬天时，我们会去借一两只雪貂——我妈从来不允许乔和我在家里养，她称之为“恶心人的臭东西”——然后一个挨一个农场去问能不能让我们进田里捉老鼠。有时候他们让，有时候叫我们快点滚蛋，还说我们比老鼠还要麻烦几分。深冬时，人们用脱粒机打粮食时，我们会跟着机器帮忙把老鼠打死。有年冬天，肯定是一九零八年，泰晤士河泛滥并结上了冰，结果我们溜了几星期的冰，哈里巴恩斯在冰上把锁骨摔骨折了。早春，我们用灌了铅的木棍找松鼠打，后来就是掏鸟窝。我们当时的理论是小鸟不会数数，只需要留下一只鸟蛋就行了，可那时的我们是残忍的小野人，有时候我们干脆把鸟窝捅下来，然后把鸟蛋或者小鸟踩烂。癞蛤蟆产卵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我们逮到癞蛤蟆后，把自行车打气筒的气嘴从它屁股那头塞进去打气，直到把它打爆为止。男孩儿就是那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夏天时，我们会骑自行车到伯福德坝上去洗澡。锡德拉夫格鲁夫的堂弟沃利淹死是在一九零六年，他被缠在水底的水草里，用拉钩把他捞上水面后，他的脸色是乌青的。
然而什么都比不上钓鱼。我们去了布鲁厄老头儿的池塘很多次，钓到了小鲤鱼和丁鱥，有次钓到一条吱吱叫的泥鳅。另外还有几个给牛饮水的池塘，星期六下午我们走路就能走到。不过在有了自行车后，我们开始去伯福德坝下面的泰晤士河里钓鱼，好像那样跟在饮牛池塘里相比，是长大后干的事。那里没有农场主来赶我们，而且泰晤士河里有特大个的鱼——可是据我所知，没听说有谁钓上来过。
我对钓鱼的感觉很奇怪——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真的。我不能自称钓客，我这辈子还从来没钓到过二英尺长的鱼，而且有三十年时间，我没有再握过鱼竿。然而我回头想起我的八岁到十五岁这段时光时，好像都是围绕着去钓鱼的日子，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记得每天钓鱼的日子，还有每一条钓到的鱼。我要是闭了眼睛去想，没有一个饮牛池塘或是回水处的样子我记不起来。我能写一本关于钓鱼技术的书。还是小孩儿时，我们用不起什么钓具，太贵了，而且我们一星期三个便士（这是那年头我们的零花钱）的绝大部分都去买糖果和“拉迪巴斯特”了。很小的小孩儿一般用弯大头针钓鱼，因为钝，所以没多大用。把一根缝衣针放在蜡烛火上烧，然后用一对钳子弯成的鱼钩倒很好用（当然没倒刺）。那些农场上的小伙子会用马毛编线，几乎跟羊肠线一样好用。单用一根马毛也能钓上来小鱼。后来，我们有了两先令一根的鱼竿，甚至有了各种鱼线卷。天哪，我往华莱士铺子的橱窗里盯着看可不是有多少个钟头！甚至那几把点四一零口径的枪和娱乐用手，现在应该把枪也比不上钓具能让我兴奋异常。我拣到过一本嘎梅治的商品目录——我想应该是从垃圾堆里拣的，我把它研究得就好像它是圣经！甚至到现在，我还能告诉你所有关于蚕肠线钓丝替代品、加固鱼线、利么里克钓钩、木鱼槌、取钩器、诺丁汉鱼线的所有详细说明，还有天晓得多少别的技术细节。
然后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各种鱼饵。我们家的铺子里总有足够的黄粉虫，用着不错，但还不是特别好。绿头大苍蝇的蛆更好，不过那要向卖肉的格拉威特老头儿求上一求才行。我们一伙经常是用抓阄或点兵点将的办法决定谁去开口，因为格拉威特对这种事一贯是一点儿也不随和。他是个个子高、脸上疙疙瘩瘩的老头儿，说话声音就像看家猛狗一样，他叫起来时——他经常那样对小孩儿叫——他蓝围裙上的刀啊铁器什么的丁当作响。被选中的人进去时，手里拿一个空的糖浆罐，四处晃悠着，直等到顾客都走后才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求求你了，格拉威特先生，你这儿今天有没有蛆？”
通常他会咆哮起来：“什么？！蛆？我的铺子里会有蛆？几年没见过了，你以为我这儿养苍蝇？”
他那儿当然有苍蝇，而且无处不在。他经常用一根头上绑着皮革的棍子对付它们，拿它伸到很远的地方，把苍蝇拍个稀巴烂。有时只能空着手走人，但无一例外，他每次都会在你就要走时向你喊道：
“听着！你去后院看看，找得仔细的话，兴许能找到一两只。”
可是在那儿，常常到处能找到一窝窝的蛆。格拉威特的后院闻起来像是战场，那年头卖肉的还没有电冰箱。要是把蛆放在锯末里，存活时间就会长一些。
黄蜂蛹不错，只是不容易穿上鱼钩，除非把蜂蛹先烤一下。谁要是发现一个黄蜂窝，我们会在夜里出去把松节油倒进去，然后用泥巴堵住洞口。第二天，黄蜂就会全死光，然后就可以挖出蜂窝，把蜂蛹掏出来。有次出了岔子，不知道是松节油灌错洞还是怎么，捣掉泥塞时，里面关了一晚上的黄蜂嗡的一声全飞出来。我们被蜇得还不算厉害，可惜旁边没人拿秒表给我们掐一下时间。蚂蚱差不多是能找到的最好的鱼饵，特别是钓白鲑。钓鱼时把蚂蚱穿在鱼钩上，也不用鱼坠，只用在水面上左点一下，右点一下——那被称为“点水钓法”但是只能逮到两三只蚂蚱。绿头大苍蝇也他妈难逮，那是钓鲮鱼的最佳鱼饵，特别在晴天时，要尽量把苍蝇活着穿上鱼钩，那样就能扭动。白鲑甚至吃黄蜂，不过把活黄蜂穿上鱼钩倒是个考验人的活。
天晓得另外还有多少种鱼饵。面包糊是用旧布裹着白面包，然后加水挤成，还有奶酪糊、蜂蜜糊，还有里面带茴香子的面糊。煮过的麦粒钓鳊鱼不错，钓虾虎鱼用游丝蚯蚓很好，可以在陈年旧粪堆里找到。里面还能找到另外一种小蚯蚓，身上有条纹，气味像地蜈蚣一样，钓鲈鱼上佳。一般的蚯蚓钓鲈鱼也不错，但一定要把蚯蚓放在苔藓里，可以保持新鲜不死，保存在土里的话就会死掉。牛粪上捉到的黄苍蝇钓鳊鱼很棒。据说有人用一颗樱桃就能钓到白鲑，我见过有人用圆面包里的葡萄干钓到一条斜齿鳊。
那年头，从六月十六（那是钓淡水鱼季节的开始）一直到仲冬，我的口袋里很少不带着装有虫子或是蛆的罐头瓶。为这事，我跟我妈斗争过几次，结果是她让步了，钓鱼不再属被禁止之列，我爸甚至在一九零三年作为圣诞节礼物，送了我一根值两先令的鱼竿。乔刚满十五岁就开始追女孩，打那以后就很少去钓鱼，他说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仍有其他五六个跟我一样，对钓鱼狂热。老天，那些钓鱼的日子可真有劲！在那些个又潮又热的下午，坐在大教室里，我趴在课桌上，听布娄厄老头儿尖着嗓子讲谓语、虚拟语气和关系从句什么的，可我的全部心思飞到了伯福德坝附近的回水处，那里有绿色的池塘，鲮鱼在里面游来游去。还有下午茶以后骑着自行车争分夺秒先冲上查姆福特山，然后冲到河边，趁天还没黑钓一个钟头。那些宁静的夏日傍晚，坝上的轻轻溅水声，鱼上到水面时的清脆水花声，能把人活吃了的蠓虫，还有一群群鲮鱼绕着你的鱼钩游，就是一直不咬钓。鱼在成群游着，看到黑脊背的鱼，我心里激动异常，盼望着，祈祷着（不错，真的在祈祷）其中一条会改变主意，在天还不太黑前咬住鱼饵。然后，总是“再钓五分钟”接着是“顶多再钓五分钟”直到只能推着自行车回到镇上，因为警昨晚刚洗的衣察托尔勒在暗里巡查，被逮到没灯骑车，就会“吃罚”有时在放暑假时，我们会带着煮鸡蛋、面包、黄油和一瓶柠檬水去钓上一整天，钓了一会儿鱼，然后洗澡，然后又钓，有时候我们的确钓到鱼了呢。晚上回家时手全脏了，肚子饿得会把剩下的面包糊吃掉，还带了三四条裹在手帕里的鲮鱼，又腥又臭。我妈总是不肯做我带回家的鱼。除了鳟鱼和鲑鱼，她完全不认为河里的鱼能吃，称之为“恶心人的泥玩意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没逮住过的鱼，特别是星期天下午顺着河边的拖船道走路时，经常能看到一些特大个的鱼，而手里刚好没拿鱼竿。星期天不让钓鱼，甚至泰晤士河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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