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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并不抽烟,来c地学校上课后才慢慢抽上了。
来学校报到那天,校长望着我一张细白苍苍的脸,直怀疑我有血友病。现在我这张脸在香烟的熏陶下,已远远成熟到年龄前头去了。上课第一天,校长让我猜个谜。谜面是:生不能吃,熟不能吃,只能边烧边吃。我半天没猜出来。我说,我猜不出来了,校长你告诉我谜底吧。校长却不肯说,只管笑眯眯地抽烟。校长说,过段日子你自然就知道了。
过了段日子,我闲着没事就叼起了香烟。
学校的纪律很严,在学校的时候不吃零食、看书报、打盹、说笑取闹等等,只有抽烟是个例外。有时领导半夜来走访,见你精神状态不错,说不定还会递给你一根好烟,说声辛苦了之类的。从某种意义上,抽烟可以说是一种学校人的需要。当然,抽烟不是什么岗位业务,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先进事迹,但岗位上抽烟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学校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为了教出成绩,早上七点上课,到傍晚五点下课;傍晚有补习的,要到第十点钟下课。上课时间长得要命,查作业过程又简单得要死,对,错,对错。
犯困的时候,憋闷的时候,抽几口烟就有精神了。
校长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放松。校长有一套烟具,休息天他带着烟具走出教学楼时的样子,总是显得轻松而纯真。我很欣赏。上课时,校长喜欢将一只脚搁到值班桌上,将另一只脚骑在椅子的护手上。这样的姿势很舒展,呈盛开状,富有观赏性。校长抽烟的姿势更是值得一提。点烟时,校长眉微扬,睫低垂,颔紧收,待一朵火苗跳蹿出来,校长的脸上便闪动着一种难得的庄重。随着第一口烟的徐徐呼出,校长的神态又一下子放松下来,烟头一明一暗,烟雾一进一出,他的神态便绚烂开来,富有生气。校长点烟和吸烟时那种境界,很像绘画大师提笔添墨时的专注入神和泼墨时的娴熟洒脱。
校长一直夸我好学,这一点我不否认,我在一个月内,也学会了抽烟。起初校长笑我抽烟的样子,像“瘸子撒尿”业精于勤,我很快从“瘸子撒尿”的状态里脱颖而出,抽烟业务日臻成熟。我首先打破了由我校长保持的学校吐烟圈之最,一口烟能喷出三十多个烟圈,并一下子吸收回去七八个圈。见过我这一手的人都大为惊叹,说是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连校长也说,名师出高徒嘛!校长也只是说说,我那套技术性动作在校长眼里大概也只能算是花拳绣腿。我抽烟时脑子里老是有烟雾一样的东西在弥漫,始终无法像校长那样放松和酣畅,也就达不到校长那种神韵和境界。这是无法模仿的。
学校的日子很单调,像学生上课一样不断走来走去。后来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升了不少,校舍也作了些扩建,区一级学校改称为市一级学校。如果说是省一级是一等学校,但学校的格局和规模还是介于三等和四等之间,所以我们学校的存在实际上有些尴尬,显得不三不四。学校人有自知之明,在外一概以学校人自谦。我的朋友提到我时,也还是习惯于学校的说法。
学校离c城有十多公里路,到c城时,我大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罗海飞,跟他聊聊天。每次我去海飞家,海飞总是先替我沏杯茶,打开电视机,然后坐下来,通常一聊就是半天。后来,聊天时间长了,我就想抽烟。海飞最反感有人在他面前抽烟。海飞说,某些人自己不珍惜生命,还加害别人。所以我老得忍着。没有烟抽,我的语言开始显得无精打采了。海飞不断给我添茶,我就不断打哈欠,不断地思念香烟。有次我说,我想抽烟。我说,海飞你不知道,没有烟抽的感受就像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者。海飞说,压迫你的不是别人,是香烟。海飞别过脸去看电视,不再理我。随后我说,现在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海飞就来了兴致,调正了坐姿。我说有个条件,你得先让我抽根烟。海飞的嘴角起了折皱,但他接着说,先讲故事,以质论价。我的表情痛苦了一下,一根香烟已经夹在我手上了,我将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
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村子那个学校,学校只有两条线路,一上一下,比我们那个学校小许多。有人称其为五等学校,有人称其为招待所,反正很小。学校四周都是山,只有前面是一溜开垦出来的坡地,半荒着。学校的四周平时很少能碰到人,倒是有个捕蛇佬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山地间。捕蛇佬以捕蛇为生,据说效益很不错,城里的酒家饭店甚至跟他长期挂钩,他那只编织袋里也就时常会发出咝咝的声音,让学校的人敬畏有加。捕蛇佬自始至终给学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初,孤立的学校经常闹鬼。有人半夜里听到后山上有哭声,那种哭声相当凄凉,一时有,一时又没了;有人说,夜里听到屋顶上有脚步声;又有人说,半夜醒来,他看到窗户上有个影子,似人非人的。他想开电灯看个究竟,但他的手怎么也摸不着那根熟悉的开关线。后来总算摸到了,他的手却被另外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捏住了,怎么挣也挣不脱。那人说,等他用尽全力拉亮电灯时,那只毛茸茸的手又一下子消失了,电灯线也被拉断了。神神鬼鬼的事一闹,大家就不敢单独过夜了。学校的校长一次次在会上大声疾呼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让大家安心工作,不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但不久校长自己也碰上这档子事了。那夜,一位青工跟校长同住一室,两人各据一床,抽着烟,说着话。校长说,香烟真是个好东西,临睡一支烟,快活如神仙。
我又将香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海飞看了我一眼,用鼻孔笑了一声。
校长抽完一支烟,就睡去了。半夜里校长醒来,发现那位青工不知何时已钻到自己被窝里来了。校长碰了他一下含糊着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以后一个人怎么值夜班看校?对方没回音。校长又用手肘用力碰了两下,还是没动静。校长心里毛起来,就用力推身边的人,可怎么推也推不动。校长慌了,赶紧开了灯,喘着大气一看,身边什么也没有。那位青工也刚从另一张床上坐起来,一双睡眼惺忪又奇异地看着校长。
海飞说,你刚才说是个真实的故事,我怎么听着有点聊斋味道?我笑着说,有聊斋味道,就说明我离蒲松龄不远了,说明故事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抽烟了。海飞说,慢着,现在到处在打假,假冒伪劣的事情太多了,讲完了再说。我只好继续讲。
我说,后来学校出事了。
我说,张朋林是我哥的中学同学。我哥听了有关张朋林的消息后说,朋林是个好人,因为长得太瘦弱,又老实,读书时老是被人欺侮。张朋林是那个五等学校的代课教师,因为离家远,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里。张朋林有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通身火烫火烫,嘴里也尽说胡话。同室的人连夜搭货车将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吊着盐水的张朋林就开始退烧了,退得很快,第三天就出院了,没事人一样。过了段日子,学校又陆续有人无缘无故地发烧,烧起来也是说胡话,通身像着了火,那样子跟张朋林发病时差不多。奇怪的是,不管发烧的人送医院没送医院,一两天后都退了烧。学校人慌乱起来,说这地方一定有鬼怪在作弄他们,大家纷纷打报告,要求调离;有人干脆请了长病假。教育局知道学校闹鬼的事后,也觉得奇怪,说是要调查调查。领导说了话,还没来得及行动,张朋林已经第二次发高烧了。这次张朋林的烧一直没有退下来,发烧的第五天,张朋林就死在医院的急救室里了。这下轮到上级慌乱了,市教育局和区局当即派出精兵强将着手调查此事。没用几天,有关张朋林的死因便水落石出了。张朋林是死于鼠疫病。分局的有关专家说,学校周围的环境很糟糕,老鼠猖獗成患,学校人饮用的地下水里面就有鼠疫病菌。专家说,传染上这种鼠疫后的前阶段,人在晚上容易出现幻觉;第二阶段是短时间发高烧,可能有反复几次,这要看患者的体质和抵抗力;发展到后期就没治了。经专家这么一说,学校人的身子全发软了。随即,学校的职工全用上了抗菌药和疫苗,饮用水也全部用专车运送。第二年村子开通了公路,那个五等学校也拆了,重新修建。曾经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刻骨铭心记着那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朋林,一个是捕蛇佬。
海飞听完这个真实故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抽烟时,海飞一直用手托着下巴,皱着眉头,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和海飞是好朋友,但因为我抽烟的事,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不愉快。我想我不可能一直在他面前忍着不抽烟,也不可能每次抽烟前先来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得有听头。这是比较为难的。
那次讲故事后,我回c城的次数明显少了,每次去也只是在海飞家里小坐。大多数时候,我住在那个不三不四的宿舍里。宿舍很旧,据说是一九五三年建造的,青砖平瓦。宿舍分两排,一排是混凝土地面,许多细石子已经破土而出,另一排是木板地面,住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跟木板下面的老鼠有过亲密的接触。校园改建时,新的宿舍楼也建在那里,职工大多搬过去了。我还是住在五三年的宿舍里,与退休职工和家属们为邻。休息天我时常坐在门口,与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大跃进”讲“文革”听他们骂儿子哄孙子。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香烟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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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并不抽烟,来c地学校上课后才慢慢抽上了。
来学校报到那天,校长望着我一张细白苍苍的脸,直怀疑我有血友病。现在我这张脸在香烟的熏陶下,已远远成熟到年龄前头去了。上课第一天,校长让我猜个谜。谜面是:生不能吃,熟不能吃,只能边烧边吃。我半天没猜出来。我说,我猜不出来了,校长你告诉我谜底吧。校长却不肯说,只管笑眯眯地抽烟。校长说,过段日子你自然就知道了。
过了段日子,我闲着没事就叼起了香烟。
学校的纪律很严,在学校的时候不吃零食、看书报、打盹、说笑取闹等等,只有抽烟是个例外。有时领导半夜来走访,见你精神状态不错,说不定还会递给你一根好烟,说声辛苦了之类的。从某种意义上,抽烟可以说是一种学校人的需要。当然,抽烟不是什么岗位业务,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先进事迹,但岗位上抽烟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学校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为了教出成绩,早上七点上课,到傍晚五点下课;傍晚有补习的,要到第十点钟下课。上课时间长得要命,查作业过程又简单得要死,对,错,对错。
犯困的时候,憋闷的时候,抽几口烟就有精神了。
校长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放松。校长有一套烟具,休息天他带着烟具走出教学楼时的样子,总是显得轻松而纯真。我很欣赏。上课时,校长喜欢将一只脚搁到值班桌上,将另一只脚骑在椅子的护手上。这样的姿势很舒展,呈盛开状,富有观赏性。校长抽烟的姿势更是值得一提。点烟时,校长眉微扬,睫低垂,颔紧收,待一朵火苗跳蹿出来,校长的脸上便闪动着一种难得的庄重。随着第一口烟的徐徐呼出,校长的神态又一下子放松下来,烟头一明一暗,烟雾一进一出,他的神态便绚烂开来,富有生气。校长点烟和吸烟时那种境界,很像绘画大师提笔添墨时的专注入神和泼墨时的娴熟洒脱。
校长一直夸我好学,这一点我不否认,我在一个月内,也学会了抽烟。起初校长笑我抽烟的样子,像“瘸子撒尿”业精于勤,我很快从“瘸子撒尿”的状态里脱颖而出,抽烟业务日臻成熟。我首先打破了由我校长保持的学校吐烟圈之最,一口烟能喷出三十多个烟圈,并一下子吸收回去七八个圈。见过我这一手的人都大为惊叹,说是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连校长也说,名师出高徒嘛!校长也只是说说,我那套技术性动作在校长眼里大概也只能算是花拳绣腿。我抽烟时脑子里老是有烟雾一样的东西在弥漫,始终无法像校长那样放松和酣畅,也就达不到校长那种神韵和境界。这是无法模仿的。
学校的日子很单调,像学生上课一样不断走来走去。后来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升了不少,校舍也作了些扩建,区一级学校改称为市一级学校。如果说是省一级是一等学校,但学校的格局和规模还是介于三等和四等之间,所以我们学校的存在实际上有些尴尬,显得不三不四。学校人有自知之明,在外一概以学校人自谦。我的朋友提到我时,也还是习惯于学校的说法。
学校离c城有十多公里路,到c城时,我大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罗海飞,跟他聊聊天。每次我去海飞家,海飞总是先替我沏杯茶,打开电视机,然后坐下来,通常一聊就是半天。后来,聊天时间长了,我就想抽烟。海飞最反感有人在他面前抽烟。海飞说,某些人自己不珍惜生命,还加害别人。所以我老得忍着。没有烟抽,我的语言开始显得无精打采了。海飞不断给我添茶,我就不断打哈欠,不断地思念香烟。有次我说,我想抽烟。我说,海飞你不知道,没有烟抽的感受就像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者。海飞说,压迫你的不是别人,是香烟。海飞别过脸去看电视,不再理我。随后我说,现在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海飞就来了兴致,调正了坐姿。我说有个条件,你得先让我抽根烟。海飞的嘴角起了折皱,但他接着说,先讲故事,以质论价。我的表情痛苦了一下,一根香烟已经夹在我手上了,我将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
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村子那个学校,学校只有两条线路,一上一下,比我们那个学校小许多。有人称其为五等学校,有人称其为招待所,反正很小。学校四周都是山,只有前面是一溜开垦出来的坡地,半荒着。学校的四周平时很少能碰到人,倒是有个捕蛇佬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山地间。捕蛇佬以捕蛇为生,据说效益很不错,城里的酒家饭店甚至跟他长期挂钩,他那只编织袋里也就时常会发出咝咝的声音,让学校的人敬畏有加。捕蛇佬自始至终给学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初,孤立的学校经常闹鬼。有人半夜里听到后山上有哭声,那种哭声相当凄凉,一时有,一时又没了;有人说,夜里听到屋顶上有脚步声;又有人说,半夜醒来,他看到窗户上有个影子,似人非人的。他想开电灯看个究竟,但他的手怎么也摸不着那根熟悉的开关线。后来总算摸到了,他的手却被另外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捏住了,怎么挣也挣不脱。那人说,等他用尽全力拉亮电灯时,那只毛茸茸的手又一下子消失了,电灯线也被拉断了。神神鬼鬼的事一闹,大家就不敢单独过夜了。学校的校长一次次在会上大声疾呼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让大家安心工作,不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但不久校长自己也碰上这档子事了。那夜,一位青工跟校长同住一室,两人各据一床,抽着烟,说着话。校长说,香烟真是个好东西,临睡一支烟,快活如神仙。
我又将香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海飞看了我一眼,用鼻孔笑了一声。
校长抽完一支烟,就睡去了。半夜里校长醒来,发现那位青工不知何时已钻到自己被窝里来了。校长碰了他一下含糊着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以后一个人怎么值夜班看校?对方没回音。校长又用手肘用力碰了两下,还是没动静。校长心里毛起来,就用力推身边的人,可怎么推也推不动。校长慌了,赶紧开了灯,喘着大气一看,身边什么也没有。那位青工也刚从另一张床上坐起来,一双睡眼惺忪又奇异地看着校长。
海飞说,你刚才说是个真实的故事,我怎么听着有点聊斋味道?我笑着说,有聊斋味道,就说明我离蒲松龄不远了,说明故事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抽烟了。海飞说,慢着,现在到处在打假,假冒伪劣的事情太多了,讲完了再说。我只好继续讲。
我说,后来学校出事了。
我说,张朋林是我哥的中学同学。我哥听了有关张朋林的消息后说,朋林是个好人,因为长得太瘦弱,又老实,读书时老是被人欺侮。张朋林是那个五等学校的代课教师,因为离家远,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里。张朋林有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通身火烫火烫,嘴里也尽说胡话。同室的人连夜搭货车将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吊着盐水的张朋林就开始退烧了,退得很快,第三天就出院了,没事人一样。过了段日子,学校又陆续有人无缘无故地发烧,烧起来也是说胡话,通身像着了火,那样子跟张朋林发病时差不多。奇怪的是,不管发烧的人送医院没送医院,一两天后都退了烧。学校人慌乱起来,说这地方一定有鬼怪在作弄他们,大家纷纷打报告,要求调离;有人干脆请了长病假。教育局知道学校闹鬼的事后,也觉得奇怪,说是要调查调查。领导说了话,还没来得及行动,张朋林已经第二次发高烧了。这次张朋林的烧一直没有退下来,发烧的第五天,张朋林就死在医院的急救室里了。这下轮到上级慌乱了,市教育局和区局当即派出精兵强将着手调查此事。没用几天,有关张朋林的死因便水落石出了。张朋林是死于鼠疫病。分局的有关专家说,学校周围的环境很糟糕,老鼠猖獗成患,学校人饮用的地下水里面就有鼠疫病菌。专家说,传染上这种鼠疫后的前阶段,人在晚上容易出现幻觉;第二阶段是短时间发高烧,可能有反复几次,这要看患者的体质和抵抗力;发展到后期就没治了。经专家这么一说,学校人的身子全发软了。随即,学校的职工全用上了抗菌药和疫苗,饮用水也全部用专车运送。第二年村子开通了公路,那个五等学校也拆了,重新修建。曾经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刻骨铭心记着那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朋林,一个是捕蛇佬。
海飞听完这个真实故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抽烟时,海飞一直用手托着下巴,皱着眉头,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和海飞是好朋友,但因为我抽烟的事,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不愉快。我想我不可能一直在他面前忍着不抽烟,也不可能每次抽烟前先来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得有听头。这是比较为难的。
那次讲故事后,我回c城的次数明显少了,每次去也只是在海飞家里小坐。大多数时候,我住在那个不三不四的宿舍里。宿舍很旧,据说是一九五三年建造的,青砖平瓦。宿舍分两排,一排是混凝土地面,许多细石子已经破土而出,另一排是木板地面,住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跟木板下面的老鼠有过亲密的接触。校园改建时,新的宿舍楼也建在那里,职工大多搬过去了。我还是住在五三年的宿舍里,与退休职工和家属们为邻。休息天我时常坐在门口,与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大跃进”讲“文革”听他们骂儿子哄孙子。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香烟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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