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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泛散文时代，散文写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品数量众多，令人咋舌，也不乏精品之作。置于其中的张国领，创作量没到居多的地步，作品质量也非上乘，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作品的重量。数量反应作家的勤奋指数，质量与作家的实力相等，而重量则为作品最为本真的特质。当作品失去其重，只能漂浮于我们的眼前，却无法进入我们的心灵，阅读也只能无奈地堕至雨过无痕的境地。张国领以他无功利的写作理想，沉入日常生活，但又不为其所困，以心灵的体验和文化的投射，从而使作品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紧紧地扣住一个特定时代的脉搏，真实地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心愿，给作品注入了特有的重量。他一路坚定地走来，从男兵女兵到如今的和平的守望。
张国领的写作原则是，想写就写，不想写时就不动笔。这种随心所致，有感才发的写作状态，其实来自于他的写作姿势，这就是从“为普通人写作”转化为“以普通人身份写作”在生活中，他兼有三重身份。他是一名入伍二十多年的军人，从一名小兵到如今的上校。张国领时常会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为他自入伍以来，没带过兵，没打过仗，在训练场上的时间也极为有限，只是在案前与文字、词语打交道。在极为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张国领这一自我定位。的确，张国领之肉身一直游荡在营区上空，少有与纯粹的营区大地作坚实的拥抱。然而，张国领的灵魂却无时不在营区，在兵们身边心间行走。从兵龄到级别，他与兵们有着巨大的外在区别，但他的心总是和兵们在一起。这种身离心连的亲和，得益于他以纯正军人的情感、理想以及文化，注视、体验和读解当下军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指向。
我们不难看到，张国领一直存有警惕心理，恐自己不知营区之事，不解兵们之心，还自以为一切明察秋毫。因而，他总尽可能全身心地进入营区走近兵们，以空灵之心去感受，以谦虚之势去沟通。即使是远望和近观，他也采取平视的角度，选好一个平等的支点。他真诚而朴实地丢弃外在的身份和地位，以普通一兵返回营区，和兵们无位分地相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一刻也不敢离开营区和兵们，执着而老实地寻找沟通和体察的心灵暗合之道。如此一来，他有关回忆从军之事的和诉说营区故事及人物的作品中，张国领回忆者的身份已销声匿迹，不是一个写作者，更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潜回到写作的营区或兵们中间，写作只作为让我们回到往日或生活的引领者。这些作品，没出现时光和生命的历程过滤或美化某些细节和情绪，没有自以为是的猜测，而是处处闪现现场感的质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张国领把我们带到了他的过去，指着某一个场面或片断对我们说，看吧！而他，则悄无声息地走开，任由我们零距离地亲近感知。
所以，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个阅读者，因为纸上文字已变为现实生活。这种审美感觉带来的结果是，不知兵事兵心兵情的阅读者，畅然进入了一个新鲜而真实的世界，能够与营区和兵们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他们感知了兵们最日常化的生活，明白了营区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他们熟悉的空间。遥远的笛声中的洪老兵，浑身的兵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军人的形象。然而，他到部队的目的，就是为能讨个媳妇。部队的条令条例，不能让他任意放飞爱情，他只能以笛声进行着他苦涩又美好的爱情故事。人性的温暖，使得洪老兵最终如愿以偿。两个士兵的故事里，一个士兵因为自己无偿地捐献了骨髓，而感到无比的荣光和自豪，战友们也报以热情的支持和浓浓的羡慕，病方转送来的酬金被这个兵谢绝了。而另一个士兵因患白血病需要骨髓，但好不容易找到的捐献方却提出高额的补偿费。这一个士兵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他和战友没有埋怨任何人，有的只是惋惜。
军人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也不失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在他们的心中，营区的形象有平面成为立体，外在生活丰富多彩内心世界充盈多味，褪去了原有的呆板甚至是铁板一块的偏见。对营区和兵们有了全方位的真正了解，会使他们更能体会营区的魅力和军人的可贵。而之于兵们或者曾经为兵的读者，其心灵受到原生态喜怒哀乐的撞击。他们目睹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或情感，或者引发了他们的心灵共鸣。他们不在乎语言的颜色，叙述的策略，以及作品是否经典，看重的是感觉的通融，情绪的默契，心弦的震颤。也许，他们有许多的说不清，可能有快乐激昂，也可能伤感痛楚，但他们发现有某种坚硬或柔软的东西压在心灵，甚至在灵魂上留了胎记般的印迹。
作为写作者，张国领总是积极地从情感返回理性，从现象返回精神。他与兵们在一起闲谈玩耍，同时，又在不停地追问。那些营区风景兵们小事，在他的笔下变得十分的有意味。在养猪的记忆、窝囊事儿、打背包和哨所这样的作品中，他理智地阻止记忆的变形和叙述的陷阱，以抱朴还素之心作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看不到回望者的自喜得意，看不到注视者的隔靴搔痒，更没有经历者无端的说三道四。他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或尴尬或蒙羞或失意，不加修饰地一一道来和盘托出。他的这种率真，常常让我们的阅读挥不去紧张感，一种因山抹微云般的丝忧淡愁和内心的不安所造成的紧张感。他将生活当有的意味带进字里行间，作品凝成的重量，让我们无法轻松起来。营区在张国领的笔下，常常似乎少了营区的个性，没有我们期待的军营文化的身影。他以及兵们的生活，也时常是与军事无关的生活。不可否认，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我们还是窥探到个中的隐秘所在。比如养猪的记忆，通篇是在讲述他当兵时养猪的故事，生动而有趣。养猪，尤其是在营区外养猪，表面上看，已与他在乡村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可就是这样一个穿着军装的养猪人，却写下了数十篇枪杆味浓的诗歌。正所谓“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心灵忠实的伙伴，写诗可理解为一种爱好，但作什么的诗，则来自于心灵最为激越的跳动。养猪和写枪杆味诗，因为张国领的某种渴望而成为合情合理的建立起联系。踟躅于远离真正军人的生活，关注军人非军事化的生存方式，是现实给予张国领以及许多军人的无奈。张国领常常地体味这种无奈。因而，他有关军营和军人的文字，鲜活灵动的生活表层下，是军人难以压抑的骚动汇聚的经年不息的暗流。军人在追问军人应有的生存方式，以及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像养猪的兵，心中涌动的却是对战场，对血与火，对军人荣誉的向往。立于一个对立面，或者尽可能地拉开距离，那么这样的守望总是更加的浓烈和强劲。这是张国领建立的一种守望方式，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好的，但至少是可让我们参详的。
应当说，和平的守望压在我们心头最重的是，当下军人“平和中的焦虑”军人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和平，是军人的最高理想，为了和平，军人可以牺牲一切。然而，面对和平，少去了战争的洗礼，远离了枪林弹雨，军人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守望战争。朱苏进以虚构的叙述，言说军人在绝望中诞生的精神，使得军人的处境和心境走向两个极端——过度的压抑和完美的理想化。张国领则不然，他剥离了个性化的想象，不坠入绝对对立的任何一极，才得以触摸到现今军人真实的心理情绪——平和中的焦虑。战争成为营区生活的背景，不管是近还是远，依然还只是背景。军人特有的价值观、荣誉观等角色文化心理，蜗居于心灵深处的一隅，时而处于潜伏状态，时而跃起舞蹈。焦虑的情绪，始终存在，但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天边的战争，是焦虑情绪爆发的文本。在不闻现实的枪炮声，不见现实的硝烟，... -->>
在这个泛散文时代，散文写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品数量众多，令人咋舌，也不乏精品之作。置于其中的张国领，创作量没到居多的地步，作品质量也非上乘，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作品的重量。数量反应作家的勤奋指数，质量与作家的实力相等，而重量则为作品最为本真的特质。当作品失去其重，只能漂浮于我们的眼前，却无法进入我们的心灵，阅读也只能无奈地堕至雨过无痕的境地。张国领以他无功利的写作理想，沉入日常生活，但又不为其所困，以心灵的体验和文化的投射，从而使作品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紧紧地扣住一个特定时代的脉搏，真实地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心愿，给作品注入了特有的重量。他一路坚定地走来，从男兵女兵到如今的和平的守望。
张国领的写作原则是，想写就写，不想写时就不动笔。这种随心所致，有感才发的写作状态，其实来自于他的写作姿势，这就是从“为普通人写作”转化为“以普通人身份写作”在生活中，他兼有三重身份。他是一名入伍二十多年的军人，从一名小兵到如今的上校。张国领时常会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为他自入伍以来，没带过兵，没打过仗，在训练场上的时间也极为有限，只是在案前与文字、词语打交道。在极为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张国领这一自我定位。的确，张国领之肉身一直游荡在营区上空，少有与纯粹的营区大地作坚实的拥抱。然而，张国领的灵魂却无时不在营区，在兵们身边心间行走。从兵龄到级别，他与兵们有着巨大的外在区别，但他的心总是和兵们在一起。这种身离心连的亲和，得益于他以纯正军人的情感、理想以及文化，注视、体验和读解当下军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指向。
我们不难看到，张国领一直存有警惕心理，恐自己不知营区之事，不解兵们之心，还自以为一切明察秋毫。因而，他总尽可能全身心地进入营区走近兵们，以空灵之心去感受，以谦虚之势去沟通。即使是远望和近观，他也采取平视的角度，选好一个平等的支点。他真诚而朴实地丢弃外在的身份和地位，以普通一兵返回营区，和兵们无位分地相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一刻也不敢离开营区和兵们，执着而老实地寻找沟通和体察的心灵暗合之道。如此一来，他有关回忆从军之事的和诉说营区故事及人物的作品中，张国领回忆者的身份已销声匿迹，不是一个写作者，更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潜回到写作的营区或兵们中间，写作只作为让我们回到往日或生活的引领者。这些作品，没出现时光和生命的历程过滤或美化某些细节和情绪，没有自以为是的猜测，而是处处闪现现场感的质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张国领把我们带到了他的过去，指着某一个场面或片断对我们说，看吧！而他，则悄无声息地走开，任由我们零距离地亲近感知。
所以，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个阅读者，因为纸上文字已变为现实生活。这种审美感觉带来的结果是，不知兵事兵心兵情的阅读者，畅然进入了一个新鲜而真实的世界，能够与营区和兵们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他们感知了兵们最日常化的生活，明白了营区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他们熟悉的空间。遥远的笛声中的洪老兵，浑身的兵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军人的形象。然而，他到部队的目的，就是为能讨个媳妇。部队的条令条例，不能让他任意放飞爱情，他只能以笛声进行着他苦涩又美好的爱情故事。人性的温暖，使得洪老兵最终如愿以偿。两个士兵的故事里，一个士兵因为自己无偿地捐献了骨髓，而感到无比的荣光和自豪，战友们也报以热情的支持和浓浓的羡慕，病方转送来的酬金被这个兵谢绝了。而另一个士兵因患白血病需要骨髓，但好不容易找到的捐献方却提出高额的补偿费。这一个士兵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他和战友没有埋怨任何人，有的只是惋惜。
军人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也不失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在他们的心中，营区的形象有平面成为立体，外在生活丰富多彩内心世界充盈多味，褪去了原有的呆板甚至是铁板一块的偏见。对营区和兵们有了全方位的真正了解，会使他们更能体会营区的魅力和军人的可贵。而之于兵们或者曾经为兵的读者，其心灵受到原生态喜怒哀乐的撞击。他们目睹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或情感，或者引发了他们的心灵共鸣。他们不在乎语言的颜色，叙述的策略，以及作品是否经典，看重的是感觉的通融，情绪的默契，心弦的震颤。也许，他们有许多的说不清，可能有快乐激昂，也可能伤感痛楚，但他们发现有某种坚硬或柔软的东西压在心灵，甚至在灵魂上留了胎记般的印迹。
作为写作者，张国领总是积极地从情感返回理性，从现象返回精神。他与兵们在一起闲谈玩耍，同时，又在不停地追问。那些营区风景兵们小事，在他的笔下变得十分的有意味。在养猪的记忆、窝囊事儿、打背包和哨所这样的作品中，他理智地阻止记忆的变形和叙述的陷阱，以抱朴还素之心作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看不到回望者的自喜得意，看不到注视者的隔靴搔痒，更没有经历者无端的说三道四。他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或尴尬或蒙羞或失意，不加修饰地一一道来和盘托出。他的这种率真，常常让我们的阅读挥不去紧张感，一种因山抹微云般的丝忧淡愁和内心的不安所造成的紧张感。他将生活当有的意味带进字里行间，作品凝成的重量，让我们无法轻松起来。营区在张国领的笔下，常常似乎少了营区的个性，没有我们期待的军营文化的身影。他以及兵们的生活，也时常是与军事无关的生活。不可否认，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我们还是窥探到个中的隐秘所在。比如养猪的记忆，通篇是在讲述他当兵时养猪的故事，生动而有趣。养猪，尤其是在营区外养猪，表面上看，已与他在乡村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可就是这样一个穿着军装的养猪人，却写下了数十篇枪杆味浓的诗歌。正所谓“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心灵忠实的伙伴，写诗可理解为一种爱好，但作什么的诗，则来自于心灵最为激越的跳动。养猪和写枪杆味诗，因为张国领的某种渴望而成为合情合理的建立起联系。踟躅于远离真正军人的生活，关注军人非军事化的生存方式，是现实给予张国领以及许多军人的无奈。张国领常常地体味这种无奈。因而，他有关军营和军人的文字，鲜活灵动的生活表层下，是军人难以压抑的骚动汇聚的经年不息的暗流。军人在追问军人应有的生存方式，以及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像养猪的兵，心中涌动的却是对战场，对血与火，对军人荣誉的向往。立于一个对立面，或者尽可能地拉开距离，那么这样的守望总是更加的浓烈和强劲。这是张国领建立的一种守望方式，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好的，但至少是可让我们参详的。
应当说，和平的守望压在我们心头最重的是，当下军人“平和中的焦虑”军人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和平，是军人的最高理想，为了和平，军人可以牺牲一切。然而，面对和平，少去了战争的洗礼，远离了枪林弹雨，军人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守望战争。朱苏进以虚构的叙述，言说军人在绝望中诞生的精神，使得军人的处境和心境走向两个极端——过度的压抑和完美的理想化。张国领则不然，他剥离了个性化的想象，不坠入绝对对立的任何一极，才得以触摸到现今军人真实的心理情绪——平和中的焦虑。战争成为营区生活的背景，不管是近还是远，依然还只是背景。军人特有的价值观、荣誉观等角色文化心理，蜗居于心灵深处的一隅，时而处于潜伏状态，时而跃起舞蹈。焦虑的情绪，始终存在，但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天边的战争，是焦虑情绪爆发的文本。在不闻现实的枪炮声，不见现实的硝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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