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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看书网 www.32kan.com,答案随着枫叶飘文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龙应台尝言,李敖的文章十句里面你最多相信三四句,其余的不能当真。这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李敖行文非但恣意汪洋,还屡作惊人之语。什么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蒋介石的言论总集“都是文字大便”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也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自诩中国五百年内写白话文的翘楚,并宣称“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夸张的语气,狂傲的态度,给人一种强烈的戏谑感。

    于是公众便把李敖定位在“文化顽童”的角色上,他也坦承自己对待世事常以玩笑出之。大家都承认他博学、他多才、他资格老,喜欢看他文章里横扫天下的气象,也爱听他口若悬河,抨击时政,把跳梁小丑们骂地灰头土脸。反正李敖是顽童,随他怎么折腾,谁也奈何不了。他替我们宣泄了不满与愤懑,替我们揭穿了政客的丑恶嘴脸,替我们攻击了腐败肮脏的幕后交易。我们消遣着李敖的尖酸刻薄与金刚怒目,而后爽朗地大笑,胸中块垒顿消,带着份好心情继续听任现实的摆布。

    难道这就是李敖的全部意义么?他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带领群众超越前进的。如今的李敖是顽童、是明星、是国宝,唯独不再是引领思想潮流的弄潮儿。在台湾的言论自由实现以后,在一切都被纳入商业机器之后“旧业已随征战尽”的李敖是否会生出些许“错位”之感?

    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朝山的香客流着汗,喘着气,拖着步子,带着数不尽的使徒,走进了虚无缥缈。

    这段写于胡适评传前的文字,既可看作李敖为中国知识分子勾勒的集体肖像,也可看作他的自况和自勉。的确“理想的中国”这座圣山,曾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啊!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赞美它还是诅咒它,甚至想要砸碎它,却总难摆脱为它魂牵梦绕的宿命。毫无疑问,李敖也是“朝山的香客”不过这个“香客”如此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可谓中国文化的“异数”

    李敖的独特品质首先表现在他的“不合作主义”上。

    1962年,为生计所迫,经姚从吾和吴相湘的推介与斡旋,李敖进入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前一年李敖为文星杂志撰写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痛骂当时腐朽不堪的学阀们尸居其位,成天想的不是“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而是恋栈不退,阻碍新进,甚至“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引来老派文人的斥责,一时文化界硝烟弥漫。按理说你现在进入老派文人把持的机关“吃人家的嘴软”总该有所收敛吧?然而并不。李敖2月21日见陶希圣,当天出版的文星上就刊登了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将陶希圣归入“中学位体西学为用病”之列,称他当年参加的“十教授宣言”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其时陶希圣正极欲拉拢李敖,为“党国”延揽青年才俊,故未曾发作。

    李敖并不买帐。继在给中激烈指陈传统文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出“剪掉传统的脐带”向现代文明国家大踏步迈进之后,他又抛出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针对徐道邻、胡秋原等文坛老将气势汹汹的“围剿”展开“反围剿”成功挑起了史诗般的“中西文化大论战”

    面对陶希圣的利诱李敖始终不为所动,还接二连三地发表争议性极强的文章,四面树敌,把论战推向高潮。最后陶希圣恼羞成怒,找个借口把他请出文献会。

    这次的风波使李敖认识到没钱的窘迫,倘使有第二条路好走,他也不会“上贼船”在日中他写道:“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李敖是很清醒的,要长久坚持“不合作作主义”坚持我手写我口,必须先有笔“后备基金”否则纵使骨头再硬,到头来衣食无着,活都活不下去,还斗争什么呢?李敖对待金钱的直率和袒露,使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人。十几年后李敖重施故伎,在“国关中心”待了十三个月后坚辞而去,连薪水都拒领。那时他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摆脱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困局。

    当然也不宜过分看重金钱的作用。且不说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李敖并非富裕,即便是,对于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言,也决非光有钱就唾手可得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却并不一定决定民主自由的走向。马家辉先生指出:“李敖认为在政治上不能开放,就算在经济上能让大家‘开饭’,也是枉然的,该被攻击的!”这真是知论。在这方面,李敖的眼界明显高出常人。

    也正因高自标持如此,很多情况下,李敖是以堂吉柯德“孤胆英雄”式的姿态,单枪匹马地同整个专制体制斗争不已。作品被查封、人遭软禁、二进宫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故而,在李敖那张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笑脸背后,支撑他的必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以为其要点乃是对“知识分子理念和品格”的恪守。关于这一点,李敖的前辈,也是他十分敬重的师友殷海光有过精辟论述--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什么是知识分子?)

    这种恪守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在那个风雨如磐、白色恐怖的时代。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惊魂未定,花大力气破坏和铲除中共的地下组织。一时间“匪谍”满天飞,真假共产党纷纷惨遭杀戮,人人自危。当局利用这种恐怖气氛收紧权力网,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于思想言论,国民党更是全面渗透、干预,蛮横镇压“异端”思想。1951年,为钳制新闻自由“行政院”以“节约用纸”为由宣布将对新报刊的申请登记“从严限制”继1960年炮制“雷阵案”查封自由中国半月刊,8年后又搞垮文星,实行党禁、报禁,严密控制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傅斯年逝世后台湾大学仅有的一点独立品格也丧失殆尽,沦为官方的“培训机构”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奴化教育,任用不思进取的老派尸居要位,打压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在一政策的作用下,台湾教育界的教授平均年龄达到了五十九岁,而四十岁以下的教授竟然一个也没有!新旧两代学人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

    局势的险恶、锐气的消磨使许多年轻时曾为民族的尊荣、言论的自由奋斗过的知识分子,渐渐退缩乃至颓废。例如成舍我。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主办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因言辞激烈、笔锋峻急得罪军阀张宗昌而被捕下狱,若非友人说情早就身首异处了。然而随着国民党偏安台湾一隅后他满足于区区中学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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