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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从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中国文化便受到佛教无远弗届的影响，并且越来越根深蒂固。后世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甚至文学家，诗人，都需要从佛法中吸取养分，提升境界和悟性。
佛法的精神确实对人性的滋润和提升有巨大价值，但此种精神也会被人为扭曲和篡改，成为作奸犯科者的方便工具。在佛法中，戒律明文规定，佛教徒要戒掉“贪、嗔、痴、慢、疑”远离“财、色、名、食、睡”翻阅佛教历史，我们可知，佛教徒行为中，背离教义，无视释迦牟尼佛谆谆教诲的现象比比皆是。旧唐书？辛替否传记载，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产的状况相当严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王缙传说：“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在古代，伦理制度相当严格，男女之间很少能有正大光明的交往机会，于是，寺庙作为人人可去的公共场所，便成了男女偷情之地，甚至一些佛教徒也参与进来，利用职权，诱骗美色，践踏色戒。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佛教的精神有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人性对“财、色、名、食、睡”的贪婪，嫁接到佛教寺庙上，便产生了许多寺庙霸占丰田美利，大放高利贷，榨取民脂民膏，且男盗女娼的现象。
佛教讲“因果报应”寺庙僧侣这种视佛戒而不顾，倒行逆施，骗财骗色的行为，遭到了极大的恶报。历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事件，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这四位皇帝曾发动过排佛、毁佛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或“三武一宗之厄”史载，周武帝宇文邕宣布废佛令之时，一个名叫慧远和尚厉声抗击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听后大怒，眼瞪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何惧入阿鼻地狱！”周武帝这种为百姓安乐而无惧坠下地狱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佛教精神，恰如地藏菩萨所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武帝雷厉风行落实废佛政策之后，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唐武宗排佛之时，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曾在佛门“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寺庙本是清修之地，却出现了大量奴婢，这也真是一大怪相。可见，佛门圣地已在不守戒律的佛教徒的操纵下，成为囤积居奇、声色犬马的龌龊之地。可以说“法难”不是毁灭佛法，而是毁灭一批亵渎佛法的教徒。
唐朝文学家韩愈也曾极力排佛，他认为佛教徒“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并算了一笔账：“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除了士、农、工、商这四民之外，又加上了僧侣和道士，成为六种人。大量僧侣和道士不稼不穑，靠四民养活，这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怎能不贫穷呢？韩愈对佛法的抨击，有其阶级利益的出发点，但也说明了佛教寺庙被一些教徒所利用，谋取私利的现象。
当今时代，佛教徒的所作所为中败坏佛教清誉的现象，也不少见，披着佛法的外衣干出有损佛法声誉之事者，也不乏其人。在佛教圣地西藏，佛法广为盛行，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怀的精神应该处处发扬才对，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处于神权统治之下，农奴却备受残忍折磨，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动辄被奴隶主挖眼、剁手、砍脚，甚至剥皮、砍头等。旧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不典头目的一封令人震惊的信件上说：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付、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即送来。这种残忍的祝寿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无论作何解释，都是自欺且欺人的谬论，都是违背佛教普度众生精神的恶行，必受地狱果报。许多西藏活佛的家里锦衣玉食，黄金满室，过着简直同封建皇帝一样的堕落生活。无论这种活佛的法布施有多大，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违背佛教的宗旨，败坏着佛教的声誉，死后必堕地狱受完恶报方可。
从社会的普遍现象来看，许多佛教徒刚刚体会到了一点佛教的真理，便自以为悟到了人生真相，高人一等，就立刻傲慢起来，看不起周围的人，恶言恶行相对。更有许多佛教徒，自以为传播佛法，法布施的功德无量，就可以腆着脸皮享受别人的俸禄，甚至犯有错误，也在心理上认为可以将功赎罪，从而不断犯比常人还恶劣百倍的错误和罪过，并毫无悔改之心。总之，佛法的甘泉总是时时不断被个别人性的“贪、嗔、痴”所污染，佛法的道场总是时时不断被个别恶人所利用，以其满足欲壑难填的私欲，从而毒害大众。
印度哲学家奥修说，佛教孕育萌芽在印度，成长发育在中国，但开花结果在日本。据说，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就是一个佛教徒，他在下令杀人放火的时候，心中有慈悲为怀的佛祖吗？这很耐人寻味。
三、引人“自跳火坑”的各种变质理念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同样提出了很美好的教义理念，劝人向善，宣称信道而且行善者，后世将永居临诸河的乐园。可这种理念若加入了人性的私欲，就会成为极端恐怖组织肆意控制人的工具。恐怖组织篡改教义，教唆他人说，为真主献身，就可立刻升入天国，尽情享受俗世间所见的各种欢乐，于是，许多人体炸弹就产生了。
再看中国历史上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因其提出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吸引了许多信徒加入，酿成了对清朝政府起到巨大冲击作用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的建国方略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具体纲领。这种构想仿佛共产主义社会一样，魅力无比，可这仅仅只是感性的美梦而已，没有理性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在实施这些具体纲领的过程中，领袖阶层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已远远偏离背弃了这套纲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各个领袖骄奢淫逸，鱼肉百姓，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这就注定了起义的最终必将失败“天国”的构想也只是昙花一现。
最后说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是个好到极点的理念构想，可人性的提升却跟不上其脚步。人类可以轻易做到“各取所需”但很难做到“各尽所能”这也是中国曾想幼稚地“大跃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却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曾说：“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一介不取，可以共产，坐怀不乱，可以共妻。当今人类需要经过很久远、很久远的人性提升，方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
所以，只有人性净化，美好的理念才能开花结果，飘香人间，而宗教所提出的各种美好理念正是为了净化人性，这其间仿佛有种矛盾存在。其实，人们在接受理念熏陶的过程中，只要加入一点自我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矛盾就可消失。近代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虔诚基督教徒的康德提出了一种思想程序：理性第一，信仰第二；道德第一，宗教第二。理智的判断是信仰的先决条件，宗教徒的举止绝不能践踏人类的共同道德。美好的理念总是值得，并且不怕人们去推敲。而凡是让人们泯灭个性、盲目跟从的理念，其往往都是有毒的，它们虚构出一个画饼，或描绘出一栋美好的海市蜃楼，吸引人们自跳火坑。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永远是：没有个人的尊重，就没有全体的尊重；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解脱，就没有全体的解脱。最后，让我们记住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假如我战死之后拥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个人”几个字就行了。
教徒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从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中国文化便受到佛教无远弗届的影响，并且越来越根深蒂固。后世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甚至文学家，诗人，都需要从佛法中吸取养分，提升境界和悟性。
佛法的精神确实对人性的滋润和提升有巨大价值，但此种精神也会被人为扭曲和篡改，成为作奸犯科者的方便工具。在佛法中，戒律明文规定，佛教徒要戒掉“贪、嗔、痴、慢、疑”远离“财、色、名、食、睡”翻阅佛教历史，我们可知，佛教徒行为中，背离教义，无视释迦牟尼佛谆谆教诲的现象比比皆是。旧唐书？辛替否传记载，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产的状况相当严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王缙传说：“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在古代，伦理制度相当严格，男女之间很少能有正大光明的交往机会，于是，寺庙作为人人可去的公共场所，便成了男女偷情之地，甚至一些佛教徒也参与进来，利用职权，诱骗美色，践踏色戒。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佛教的精神有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人性对“财、色、名、食、睡”的贪婪，嫁接到佛教寺庙上，便产生了许多寺庙霸占丰田美利，大放高利贷，榨取民脂民膏，且男盗女娼的现象。
佛教讲“因果报应”寺庙僧侣这种视佛戒而不顾，倒行逆施，骗财骗色的行为，遭到了极大的恶报。历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事件，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这四位皇帝曾发动过排佛、毁佛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或“三武一宗之厄”史载，周武帝宇文邕宣布废佛令之时，一个名叫慧远和尚厉声抗击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听后大怒，眼瞪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何惧入阿鼻地狱！”周武帝这种为百姓安乐而无惧坠下地狱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佛教精神，恰如地藏菩萨所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武帝雷厉风行落实废佛政策之后，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唐武宗排佛之时，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曾在佛门“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寺庙本是清修之地，却出现了大量奴婢，这也真是一大怪相。可见，佛门圣地已在不守戒律的佛教徒的操纵下，成为囤积居奇、声色犬马的龌龊之地。可以说“法难”不是毁灭佛法，而是毁灭一批亵渎佛法的教徒。
唐朝文学家韩愈也曾极力排佛，他认为佛教徒“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并算了一笔账：“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除了士、农、工、商这四民之外，又加上了僧侣和道士，成为六种人。大量僧侣和道士不稼不穑，靠四民养活，这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怎能不贫穷呢？韩愈对佛法的抨击，有其阶级利益的出发点，但也说明了佛教寺庙被一些教徒所利用，谋取私利的现象。
当今时代，佛教徒的所作所为中败坏佛教清誉的现象，也不少见，披着佛法的外衣干出有损佛法声誉之事者，也不乏其人。在佛教圣地西藏，佛法广为盛行，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怀的精神应该处处发扬才对，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处于神权统治之下，农奴却备受残忍折磨，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动辄被奴隶主挖眼、剁手、砍脚，甚至剥皮、砍头等。旧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不典头目的一封令人震惊的信件上说：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急需湿肠一付、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即送来。这种残忍的祝寿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无论作何解释，都是自欺且欺人的谬论，都是违背佛教普度众生精神的恶行，必受地狱果报。许多西藏活佛的家里锦衣玉食，黄金满室，过着简直同封建皇帝一样的堕落生活。无论这种活佛的法布施有多大，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违背佛教的宗旨，败坏着佛教的声誉，死后必堕地狱受完恶报方可。
从社会的普遍现象来看，许多佛教徒刚刚体会到了一点佛教的真理，便自以为悟到了人生真相，高人一等，就立刻傲慢起来，看不起周围的人，恶言恶行相对。更有许多佛教徒，自以为传播佛法，法布施的功德无量，就可以腆着脸皮享受别人的俸禄，甚至犯有错误，也在心理上认为可以将功赎罪，从而不断犯比常人还恶劣百倍的错误和罪过，并毫无悔改之心。总之，佛法的甘泉总是时时不断被个别人性的“贪、嗔、痴”所污染，佛法的道场总是时时不断被个别恶人所利用，以其满足欲壑难填的私欲，从而毒害大众。
印度哲学家奥修说，佛教孕育萌芽在印度，成长发育在中国，但开花结果在日本。据说，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就是一个佛教徒，他在下令杀人放火的时候，心中有慈悲为怀的佛祖吗？这很耐人寻味。
三、引人“自跳火坑”的各种变质理念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同样提出了很美好的教义理念，劝人向善，宣称信道而且行善者，后世将永居临诸河的乐园。可这种理念若加入了人性的私欲，就会成为极端恐怖组织肆意控制人的工具。恐怖组织篡改教义，教唆他人说，为真主献身，就可立刻升入天国，尽情享受俗世间所见的各种欢乐，于是，许多人体炸弹就产生了。
再看中国历史上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因其提出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吸引了许多信徒加入，酿成了对清朝政府起到巨大冲击作用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的建国方略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具体纲领。这种构想仿佛共产主义社会一样，魅力无比，可这仅仅只是感性的美梦而已，没有理性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在实施这些具体纲领的过程中，领袖阶层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已远远偏离背弃了这套纲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各个领袖骄奢淫逸，鱼肉百姓，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这就注定了起义的最终必将失败“天国”的构想也只是昙花一现。
最后说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是个好到极点的理念构想，可人性的提升却跟不上其脚步。人类可以轻易做到“各取所需”但很难做到“各尽所能”这也是中国曾想幼稚地“大跃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却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曾说：“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一介不取，可以共产，坐怀不乱，可以共妻。当今人类需要经过很久远、很久远的人性提升，方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
所以，只有人性净化，美好的理念才能开花结果，飘香人间，而宗教所提出的各种美好理念正是为了净化人性，这其间仿佛有种矛盾存在。其实，人们在接受理念熏陶的过程中，只要加入一点自我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矛盾就可消失。近代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虔诚基督教徒的康德提出了一种思想程序：理性第一，信仰第二；道德第一，宗教第二。理智的判断是信仰的先决条件，宗教徒的举止绝不能践踏人类的共同道德。美好的理念总是值得，并且不怕人们去推敲。而凡是让人们泯灭个性、盲目跟从的理念，其往往都是有毒的，它们虚构出一个画饼，或描绘出一栋美好的海市蜃楼，吸引人们自跳火坑。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永远是：没有个人的尊重，就没有全体的尊重；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解脱，就没有全体的解脱。最后，让我们记住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假如我战死之后拥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个人”几个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