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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是邓在军以及后来《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所以，后来杨洁导演搞《西游记春晚》也是有渊源的。
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
这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家是通过黑白电视看到这段表演，观众误以为男演员没穿衣服，女演员袒胸露背、穿着暴露，遭到不少投诉。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台表演则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有几经周折联系到演唱者张敏明，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时，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直到腊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领导的干预下，拍板决定采用香港歌手张明敏现场献唱。
靓坤本来想得挺好，先在内地发行磁带，省得让黄导演四处踅摸，谁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其实，靓坤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张明敏一起从香港来参加的春晚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兰，出生安徽，小学四年级到香港和父母团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国》，获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奖”。1984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地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国》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兰再次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故乡情》，同年在上海发行《大地回春》磁带，这是香港歌手在内地发行的第一盘原声带。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曲线救国了！
……
靓坤又带着一群人北上北京。
适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门广场走起，看日出，升国旗，让左长旺圆梦，让苏小妹和花塔饼补上爱国教育这一课。
此时的升旗仪式由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寒酸的升旗场面，让靓坤略微有些尴尬，左长旺却是热泪盈眶。
靓坤对港澳办的陪同人员建议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安门广场是印在国徽上的国家标志和标志，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国家仪式。国家应该给天安门广场专门配置一个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迎宾仪式的现场警卫光荣任务。”
……
经过港澳办、宣传部、文化部、音乐协会、出版署一圈打太极拳、踢足球、扯皮下来，出版磁带这个事，还是没戏。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者说张公吃酒李公醉，领导说了，看在他们的拳拳爱国心的份上，可以让苏小妹和花塔饼上中央电视台春晚，作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国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花塔饼担忧地说道：“坤哥，我们参加大陆的电视节目，会不会让我们的唱片在台湾被封杀？”
靓坤说道：“现在台湾的经济好，是唱片的重要销售市场，这并不假。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也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花塔饼说道：“坤哥，你这么看好大陆的发展？让我哥在深圳办厂，又让我到大陆的电视台演出。”
靓坤说道：“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自信，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厉害，而大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下去。”
觉得光是画饼还不够，靓坤接着又说道：“台湾的政策也不可能永远紧绷下去，迟早绷不住。”
1950年，银都机构推出了一部叫做《说谎世界》的电影，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电影连放28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被誉为“1950年香港电影代表作”。
蒋介石看了这部电影后大为光火，国民党广东党部也大骂在香港的同事：“你们干什么吃的？让共产党出风头，让我们丢脸！”
因为这部电影通过描写旧上海买办、交际花、军警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曾经在上海横征暴敛的事实。
片子大卖后，激起了各地华人的共鸣，反对国民党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整个50-70年代，香港影坛就是两党斗法的第二战场。双方为了争取香港的民心，都纷纷砸钱在香港拍电影。
早在1947年，国民党在香港扶持的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国魂》，讲的是南宋抗元的故事，把蒋委员长比作忠贞不屈的文天祥。
为了激励军心，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还特别派人把电影放给前线的士兵看，让他们要战斗到底。
这应该是文丞相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1950年，银都机构成立，《说谎世界》初出茅庐，就打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因为有大陆的支持，银都机构的取景特别方便。他们拍《苏小小》，剧组直接飞来杭州西湖；他们拍《董小宛》，故宫专门为他们闭馆。
不甘示弱的台湾当局，马上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并向香港各界宣布：没有“自由总会”的批准，电影不能进台湾！
港英政府明面上制止双方的斗法，暗地里篇帮倾向台湾的那票电影人，抵制大陆势力。
……
在台湾，不仅电影这种“大鱼”要站立场，歌曲这种“小虾米”也不能幸免。
被台湾当局禁掉歌曲最多的，当属最当红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可怜邓丽君，在大陆被指责为“靡靡之音”，在台湾又被怀疑为带路党，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也可能是台湾当局逼迫邓丽君加入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套路。
真正让双方消停下来的是时间。1975年4月5日，老蒋去见了上帝；1976年9月9日，***逝世。
小蒋虽然继承了老蒋的“遗志”，但是为了维持政权，就没有办法再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采取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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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是邓在军以及后来《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所以，后来杨洁导演搞《西游记春晚》也是有渊源的。
这台晚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届“春晚”，不过，因为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不过485万台，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影响。
这台晚会将香槟、交谊舞、斗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晚会引用了芭蕾舞《天鹅湖》中节奏比较明快的一段音乐，男女演员换上紧身服装，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家是通过黑白电视看到这段表演，观众误以为男演员没穿衣服，女演员袒胸露背、穿着暴露，遭到不少投诉。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台表演则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有几经周折联系到演唱者张敏明，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时，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直到腊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领导的干预下，拍板决定采用香港歌手张明敏现场献唱。
靓坤本来想得挺好，先在内地发行磁带，省得让黄导演四处踅摸，谁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
其实，靓坤也没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张明敏一起从香港来参加的春晚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兰，出生安徽，小学四年级到香港和父母团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国》，获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奖”。1984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地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国》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兰再次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故乡情》，同年在上海发行《大地回春》磁带，这是香港歌手在内地发行的第一盘原声带。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曲线救国了！
……
靓坤又带着一群人北上北京。
适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天安门广场走起，看日出，升国旗，让左长旺圆梦，让苏小妹和花塔饼补上爱国教育这一课。
此时的升旗仪式由北京军区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升旗的场面也不够庄严，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寒酸的升旗场面，让靓坤略微有些尴尬，左长旺却是热泪盈眶。
靓坤对港澳办的陪同人员建议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安门广场是印在国徽上的国家标志和标志，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国家仪式。国家应该给天安门广场专门配置一个国旗护卫队，担负升降国旗和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金水桥、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迎宾仪式的现场警卫光荣任务。”
……
经过港澳办、宣传部、文化部、音乐协会、出版署一圈打太极拳、踢足球、扯皮下来，出版磁带这个事，还是没戏。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者说张公吃酒李公醉，领导说了，看在他们的拳拳爱国心的份上，可以让苏小妹和花塔饼上中央电视台春晚，作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国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花塔饼担忧地说道：“坤哥，我们参加大陆的电视节目，会不会让我们的唱片在台湾被封杀？”
靓坤说道：“现在台湾的经济好，是唱片的重要销售市场，这并不假。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也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花塔饼说道：“坤哥，你这么看好大陆的发展？让我哥在深圳办厂，又让我到大陆的电视台演出。”
靓坤说道：“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自信，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厉害，而大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下去。”
觉得光是画饼还不够，靓坤接着又说道：“台湾的政策也不可能永远紧绷下去，迟早绷不住。”
1950年，银都机构推出了一部叫做《说谎世界》的电影，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万人空巷。电影连放28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被誉为“1950年香港电影代表作”。
蒋介石看了这部电影后大为光火，国民党广东党部也大骂在香港的同事：“你们干什么吃的？让共产党出风头，让我们丢脸！”
因为这部电影通过描写旧上海买办、交际花、军警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揭露了国民党曾经在上海横征暴敛的事实。
片子大卖后，激起了各地华人的共鸣，反对国民党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整个50-70年代，香港影坛就是两党斗法的第二战场。双方为了争取香港的民心，都纷纷砸钱在香港拍电影。
早在1947年，国民党在香港扶持的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国魂》，讲的是南宋抗元的故事，把蒋委员长比作忠贞不屈的文天祥。
为了激励军心，淮海战役时，蒋介石还特别派人把电影放给前线的士兵看，让他们要战斗到底。
这应该是文丞相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1950年，银都机构成立，《说谎世界》初出茅庐，就打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因为有大陆的支持，银都机构的取景特别方便。他们拍《苏小小》，剧组直接飞来杭州西湖；他们拍《董小宛》，故宫专门为他们闭馆。
不甘示弱的台湾当局，马上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并向香港各界宣布：没有“自由总会”的批准，电影不能进台湾！
港英政府明面上制止双方的斗法，暗地里篇帮倾向台湾的那票电影人，抵制大陆势力。
……
在台湾，不仅电影这种“大鱼”要站立场，歌曲这种“小虾米”也不能幸免。
被台湾当局禁掉歌曲最多的，当属最当红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可怜邓丽君，在大陆被指责为“靡靡之音”，在台湾又被怀疑为带路党，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也可能是台湾当局逼迫邓丽君加入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套路。
真正让双方消停下来的是时间。1975年4月5日，老蒋去见了上帝；1976年9月9日，***逝世。
小蒋虽然继承了老蒋的“遗志”，但是为了维持政权，就没有办法再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采取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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