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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但主流之下那一股潜流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并且不断纳入新的认识流,交汇,冲击,蜿蜒前进,丰富壮大着自身,终而在主流之侧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涡漩,裹挟着文学之舟驶入“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消解甚而颠覆着旧有的一切,大话西游就是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无名”时代的文学在进行一番破坏后,似乎都在建立着什么,但因其庞大与繁杂,互相之间又有抵触和消解,结果并未建立什么统一、稳固的新标准,道德因而也呈现出“无名”状态。
这就该说到刀口上的蜜汁对于“无名”道德的贡献了,也就是马鲁这个形象的意义。
马鲁是一个孤独者,曾经的躁动性犯罪决定了他在法律层面上的宿命,因而他只能把灵魂放逐。可是,如前文所言,真爱拯救了他,他的灵魂得以重生。这个时候,生命还是那个生命,但生命之袍的里子变了,在道德层面上,不再是善与恶共存中此消彼长的持续,而是一种彻底完全的摒弃,如同毛毛虫向蝴蝶的嬗变:蝴蝶已经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不能不说蝴蝶曾经是毛毛虫,也不能不承认蝴蝶是美丽的超脱于毛毛虫的生灵。这就不同于以往那些仅仅以反面形象的闪光点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以善恶各自占有的比例,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地进行道德确认,最终给以“是好人但有点坏”或“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坏人”等诸种评价。
“条条道路譬如今日生,种种是非譬如昨日死。”脱去旧日皮囊,证得“常乐我静”佛言涅槃,若不论灭除生死因果,但以俗世俗事入之,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了。自人类开化至今,我们所有的道德教义存在的理由,不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成道德上的涅槃吗?可是,当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产生后,我们的社会规则却并不悦纳,反以法律条文予以终结。这一赫然的不合理性,导致了灵魂救赎的失败,或曰导致了世俗认可层面的失败。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权,但我们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评论权,至少在规则与道德的掣衡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马鲁为道德评判与规则制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否应该更关注目前、当下、现时的灵魂?
如果赵大河与马鲁的分量还不够,那么请想想欧?亨利和警察与赞美诗吧!我们既然发现了“无名”道德中的“这一个”不去盛赞与宣扬也就罢了,最起码也施以援手,哪怕是施以关注,只求莫使方获救赎的灵魂重堕万丈深渊。度人即度己,拜托!
写作行走在刀锋上
毫无疑问,赵大河的写作正行走在刀锋上。不管是他自觉进入还是当下文学的普遍处境决定的,这种写作状态都很有代表性,很有研究与探求的价值。
从文本出发,这种刀锋状态的直接体现就是写作审美的两难。
其中,主题审美的两难最为明显。
四川作协的周冰心这样评刀口上的蜜汁:“带有‘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嫁接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通俗、离奇元素,将小说可读性提高到‘视觉’媚人的层面。”的如是,这部小说以媚人为首义,强调眼球意识,将视角对准爱情,辅以神秘惊险,先是百年孤独的预言式开头,后对人物身份认知层层设疑,终而托出“纯情少女和嫌犯的旷世之恋”既曲折动人又浪漫迷人。
然而,正因为爱情主题的媚惑色彩过浓,结果淡化了一个本应很强大甚而具备长远意义的道德主题。孰轻孰重?是得是失?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可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小说定理:“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作为小说而没有发现存在中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主题审美的两难是决定性的,势必会影响到文本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词审美。
这部小说的语言淡雅,紧凑,蕴藉,显示出作者的知识分子审美观,但又因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商业性,从而部分地舍弃了一些语词潜在的文化意味。譬如“蜜汁”一词,在当今网络时代频频出现,已携带上了新的意味,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相去甚远,就像最常见的“红杏出墙”丧失了本来的诗词意蕴一般。
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该陷落于刀锋的某一边,或致力于维护前人所谓文章之大义,或完全适应现代节奏的受众阅读心理?还是就此不偏不倚或略有偏倚地走下去,既不失前者又迎合后者,并走出一条新路子,建立新的文学规则?
如何选择,恐怕就不单是赵大河一人之事了。
世界悲喜莫名,跟随一个阅读者的心
手、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但主流之下那一股潜流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并且不断纳入新的认识流,交汇,冲击,蜿蜒前进,丰富壮大着自身,终而在主流之侧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涡漩,裹挟着文学之舟驶入“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消解甚而颠覆着旧有的一切,大话西游就是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无名”时代的文学在进行一番破坏后,似乎都在建立着什么,但因其庞大与繁杂,互相之间又有抵触和消解,结果并未建立什么统一、稳固的新标准,道德因而也呈现出“无名”状态。
这就该说到刀口上的蜜汁对于“无名”道德的贡献了,也就是马鲁这个形象的意义。
马鲁是一个孤独者,曾经的躁动性犯罪决定了他在法律层面上的宿命,因而他只能把灵魂放逐。可是,如前文所言,真爱拯救了他,他的灵魂得以重生。这个时候,生命还是那个生命,但生命之袍的里子变了,在道德层面上,不再是善与恶共存中此消彼长的持续,而是一种彻底完全的摒弃,如同毛毛虫向蝴蝶的嬗变:蝴蝶已经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不能不说蝴蝶曾经是毛毛虫,也不能不承认蝴蝶是美丽的超脱于毛毛虫的生灵。这就不同于以往那些仅仅以反面形象的闪光点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以善恶各自占有的比例,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地进行道德确认,最终给以“是好人但有点坏”或“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坏人”等诸种评价。
“条条道路譬如今日生,种种是非譬如昨日死。”脱去旧日皮囊,证得“常乐我静”佛言涅槃,若不论灭除生死因果,但以俗世俗事入之,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了。自人类开化至今,我们所有的道德教义存在的理由,不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成道德上的涅槃吗?可是,当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产生后,我们的社会规则却并不悦纳,反以法律条文予以终结。这一赫然的不合理性,导致了灵魂救赎的失败,或曰导致了世俗认可层面的失败。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权,但我们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评论权,至少在规则与道德的掣衡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马鲁为道德评判与规则制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否应该更关注目前、当下、现时的灵魂?
如果赵大河与马鲁的分量还不够,那么请想想欧?亨利和警察与赞美诗吧!我们既然发现了“无名”道德中的“这一个”不去盛赞与宣扬也就罢了,最起码也施以援手,哪怕是施以关注,只求莫使方获救赎的灵魂重堕万丈深渊。度人即度己,拜托!
写作行走在刀锋上
毫无疑问,赵大河的写作正行走在刀锋上。不管是他自觉进入还是当下文学的普遍处境决定的,这种写作状态都很有代表性,很有研究与探求的价值。
从文本出发,这种刀锋状态的直接体现就是写作审美的两难。
其中,主题审美的两难最为明显。
四川作协的周冰心这样评刀口上的蜜汁:“带有‘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嫁接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通俗、离奇元素,将小说可读性提高到‘视觉’媚人的层面。”的如是,这部小说以媚人为首义,强调眼球意识,将视角对准爱情,辅以神秘惊险,先是百年孤独的预言式开头,后对人物身份认知层层设疑,终而托出“纯情少女和嫌犯的旷世之恋”既曲折动人又浪漫迷人。
然而,正因为爱情主题的媚惑色彩过浓,结果淡化了一个本应很强大甚而具备长远意义的道德主题。孰轻孰重?是得是失?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可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小说定理:“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作为小说而没有发现存在中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主题审美的两难是决定性的,势必会影响到文本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词审美。
这部小说的语言淡雅,紧凑,蕴藉,显示出作者的知识分子审美观,但又因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商业性,从而部分地舍弃了一些语词潜在的文化意味。譬如“蜜汁”一词,在当今网络时代频频出现,已携带上了新的意味,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相去甚远,就像最常见的“红杏出墙”丧失了本来的诗词意蕴一般。
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该陷落于刀锋的某一边,或致力于维护前人所谓文章之大义,或完全适应现代节奏的受众阅读心理?还是就此不偏不倚或略有偏倚地走下去,既不失前者又迎合后者,并走出一条新路子,建立新的文学规则?
如何选择,恐怕就不单是赵大河一人之事了。
世界悲喜莫名,跟随一个阅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