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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弄死。周嘉谟憎恶他，把霍维华放逐到外地。魏忠贤很恼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受刘一火景的嘱托为王安报仇，并且以任用袁应泰、佟卜年等人作为周嘉谟的罪过。周嘉谟请求辞职，魏忠贤假传圣旨答应了他。大学士叶向高等人请求留用周嘉谟继续完成百官考察之事，不听。第二年，广宁失陷。周嘉谟备感忧愤，立即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的罪行。天启五年(1625)的秋天，魏忠贤的党徒周维持再次弹劾周嘉谟有意庇护王安，于是周嘉谟被削籍为平民。
崇祯元年(1628)被推荐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第二年，死在任上，时年八十四岁，赠为少保。
张问达，字德允，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高平县、潍县知县，有德政。征召授官刑科给事中。宁夏打仗时，请求全部免去整个陕西省拖欠的赋税，皇帝答应了。服完父亲的丧礼后复官，担任工科左给事中。皇帝正在营造宫殿，朝内太监从侵吞公款中获益，又兴建其他项目。张问达极力请求停工，皇帝不采纳。不久陈述收取矿税的弊病，说：“宦官一旦奉了皇帝的命令，就敢于举发弹劾地方长官的过失，甚而至于督抚、按察使等重臣。而孙朝与程守训、陈保一帮人相勾结，竟达到将朝廷差遣官鞭打至死，毁坏房屋，挖掘坟墓的地步。皇帝如果不详细追查，将怎样安抚全国各地的不满情绪啊！”主持山东的科举考试，上疏陈述沿途饥馑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形，请求赶快废除全国的矿税，都没有上报给皇帝。不久，巡视厂库。过去的惯例，让商人承办内府的器物，都要签名然后送进去，叫作佥商。可是各有钱的富商大多贿赂皇帝身旁的人请求将自己的名字免除，皇帝也总是予以同意。张问达两次上疏争执，又极力论证程守训的罪行，全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提升礼科都给事中。弹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捕了他，后来死在狱中。李贽的事迹收在耿定向传中。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星象发生变化，张问达又请求全部废除矿税。当时连年日食都集中在四月，张问达以为纯阳之月出现这一情况预示灾变尤其大，先后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词极为不安而中肯，皇帝最终没有接受。不久调任太常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湖广境内发水灾，多次请求免除借债。皇帝正在营造三座宫殿，在湖广采集木材，共耗资四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张问达多方辛劳，使百姓免于多重困苦。一段时间后，征召授官刑部右侍郎，除在本部办公外，还兼理都察院的事情。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审理张差“梃击案”张问达听从员外郎陆梦龙的话，命令十三司会审，所得供词与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有牵连。朝廷内外议论纷扬，怀疑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所主使。张问达等上奏请求将张差下狱。皇帝看见有庞保、刘成的名字，留下奏疏不下发。不久在慈宁宫召见方从哲、吴道南、张问达等人，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车裂分尸。刚回到宫中，皇帝又改变主意，于是先杀张差，命令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会审庞保、刘成。庞保、刘成招供原来的姓名叫郑进、刘登云，却不肯服罪。正审讯期间，东宫传旨说：“张差的情形实在是患疯癫病，误入宫门，打伤内侍，罪在不赦。后来招供内宫的庞保、刘成想谋害本宫。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是他诬告报仇，当从轻定罪。”张问达等人以审讯没有结束为由，上疏说：“奸邪之人闯入内宫，事关国家安危。现在张差已死，庞、刘二犯容易抵赖。文华门是崇高庄严的地方，我等不敢拷打审问，怎么得到实情？二犯偏执一词，怎么能成为证据？张差虽然死了，他的供词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的同谋马三道等人也都有供词在案，谁能够视而不见呢？况且慈宁宫召见时，皇帝当面告诉我等要将他们一起处决。煌煌天子的话，全国上下都听得到。如果不把他们交给外廷，会同有关部门严加审讯，他们如何肯说出真实情况？既然不肯说出实情，又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正法？自我朱明开朝二百年来，没有罪犯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就下令定罪的，况且他二人身系内臣。法律应从皇帝身边开始执行，陛下尤其应当严格执法，将他们处以重罚。怎么能让他们胡说八道，而不同天下人一道抛弃他们呢。”皇帝因为二犯涉及到郑氏，若交给外廷，议论会更多，于是悄悄地在宫内将他们杀死了。对外则说他们都是由于受讯时重伤致死的。而对马三道等五个人，只命令给予较轻的定罪，流放发配充边，这事才算结束。这年他被解除都察院的职务。不久，调任户部尚书，督察仓场。不久，兼管刑部，授职左都御史。光宗皇帝病危时，与他人一起接受遗诏。
天启元年(1621)冬天，代替周嘉谟成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内朝外的大事，处理公众的议论都很融洽。这时，万历年间上书提意见而受牵连遭到谴责的各大臣蒙冤已经很久了，有的大多都已死去。张问达等人规定：受廷杖刑、关进监狱、流放充边的人定为一等，追赠官职，封荫他们的后代；贬职流放、削官职为平民的人定为一等，只追赠他们的官职。受到保护的有七十五人。
同孙慎行、邹元标一起追查“红丸案”极力攻击方从哲。下诏让朝中大臣们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十几号人。张问达把大家的议论收集起来之后，于是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人上疏说：
“按照孙慎行的奏疏，首犯李可灼进献红丸。李可灼先会见方从哲，我等各臣当初并不知道。等到奉召进入乾清宫，在宫殿台阶前的空地上等候，方从哲与我等一起说李可灼进献药丸的事，都很慎重，没有做决定。片刻之后，宣诏我等各臣到宫内皇帝面前下跪，先皇帝自己说：‘我身体虚弱。’当说到寿宫时，并宣谕辅佐陛下成为圣明的君主。于是问道：‘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快步上前，将药丸进献给皇帝，过了一会儿又进献一次。皇帝安然就寝。这就是进献药丸的经过，方从哲及文武各大臣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群情惶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弑逆’这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各大臣固然原谅方从哲无加害先帝之心，即使是孙慎行的奏疏中也原谅了他。李可灼轻易进献药丸，不仅方从哲没有能够制止，我等与各大臣也没有能够制止，我等大臣在这件事上都是有罪的。等到御史王安舜等人上疏议论李可灼，方从哲自然应该重新定罪，于是先停发他的俸禄，然后让他回家养病，这样的判决未免太轻了。现如今不判李可灼重罪，怎么可以告慰先皇帝在天之灵，使朝廷内外信服啊。应该交付司法部门，将他绳之以法。像崔文升胡乱投放凉药，罪行应该杀头。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同交给司法部门处理。方从哲则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请求，剥夺他的官职。身为执法人员，放任罪犯逃脱，这本身也是大臣的罪过，并不是我等一定要追究这事。
“等到李选侍想垂帘听政，大臣们初次进去哭吊，太监阻拦不让进去，大臣们推门一拥而入。哭吊完毕，奉送皇帝到文华殿，行朝见跪拜皇帝的礼节，又奉送圣驾回到慈宁宫。于是讨论新皇帝已登位，李选侍不应当还居住乾清宫。九卿及各大臣上疏请求移宫，言官跟着上疏，方从哲这才开始一起上奏，李选侍于是在当天迁出乾清宫。然而朝中舆论对方从哲的奏疏仍有遗憾，说他身为首辅，却不能毅然倡导百官。倘若不是各大臣共持大义，接连上疏，那么乾清宫这等重要的地方，还如此混杂，使李选侍能够窃取国家大权，这将对陛下的登位还宫造成多大影响啊！”奏疏呈上，皇帝以为方从哲已经表明自己的心迹，不应当轻易再加讨论。只是将李可灼逮捕下狱，崔文升已在南京安置，不过问。
张问达屡担重任“梃击”、“红丸”、“移宫”三件大案都由他经手处理。持论公正，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起先因官级已到顶，加封太子太保，到此乞求退休，上十三道疏。皇帝下诏加封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当政。御史周维持弹劾张问达极力引荐王之肕树立派系，搞乱朝政，于是剥夺张问达的官职。御史牟志夔又诬告张问达窝藏私款，请求下狱追察。皇帝命令张问达捐钱十万两银子资助军事建设。不久，张问达去世。因巡抚张维枢的请求，减免捐款的一半。张问达家由此破产。崇祯初年，赠太保，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
陆梦龙，字君启，浙江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任命为刑部主事，晋升员外郎。
张差案发，引据法律凡是向宫中射箭、放弹、投掷砖石的等一律处以死刑。官司初审结束，提牢主事官王之肕报告张差的口供十分详细，乞求皇帝下诏会审。大理寺丞王士昌也上疏催促。当时陆梦龙因主持广东科举考试而闭门谢客，主事官邢台人傅梅责备他说：“现在人心庇护奸臣，而情愿太子受连累。我虽然是山西的恤刑官，但应该上疏极力辩论，您能与我一起行动吗？”陆梦龙说：“张公问达厚待于我，不和他打招呼就上疏，张公怎么办？应当极力争取他。”于是二人一起去见张问达。这时郎中胡士相等人不想再审讯，催促张问达上疏请求皇帝下旨，以为奏疏呈上后一定会被留在禁中，不交大臣们讨论，这事可就了结了。陆梦龙得知这情况，劝张问达不要再请旨。大家说：“提审马三爷、李外父这样的人，非得有皇帝的圣旨不可。”陆梦龙说：“堂堂司法部门，不能逮捕一个登籍在户的平民，何须天子的诏书？张差的供词，一定要审讯查实。”张问达以为应该这样。
第二天，会审，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陆梦龙、傅梅、王之肕及邹绍先共七人，只有王之肕、傅梅与陆梦龙相合。快要审讯，大家都窃窃私语。陆梦龙三次传呼刑具，没有人反应。拍案大叫，才将刑具备齐。张差身材高大，长有并列的双肋，目光斜视，语态傲慢，没有疯癫的症状。陆梦龙叫上纸笔，命令他画出进入宫中的路线。傅梅问道：“你是怎么认得道路的？”张差说：“我是蓟州人，没有人引导，怎么能进入宫中？”问：“是谁引导的？”答：“大太监庞公公，小太监刘公公。”还说：“他们培养我有三年了，给我金壶、银壶各一件。”陆梦龙问：“让你干什么？”张差答：“谋害太子。”这时胡士相推开座位站起来说：“这不能再问了。”于是停止审讯。陆梦龙一定要查出宫内太监的名字。过了几天，张问达又让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同谋以及庞保、刘成的名字，一点也不隐瞒。胡士相做记录，犹豫着不敢下笔，郎中马德沣催促他。永嘉又以为有困难。陆梦龙很不高兴地说：“陆员外不愿意隐瞒，谁还敢隐瞒？”官司这才结案。给事中何士晋于是上疏诋毁郑国泰。皇帝此时将庞保、刘成杀于宫内，而将张差弃市。傅梅担心他偷偷换人，请求亲自监督行刑。这个时候，除陆梦龙、王之肕、傅梅、马德沣之外，很少没有站在郑氏一边的。不久王之肕、马德沣全都获罪，傅梅因考绩而丢了官。陆梦龙全靠张问达大力保护才得以幸免，由郎中改任副使。
天启四年(1624)，贵州地方叛乱没有平定，总督蔡复一因陆梦龙懂军事，举荐他任右参政，监督部队攻打叛乱武装。安邦彦进犯普定。陆梦龙同总兵黄钺一道率三千人防御他。清晨在大雾中行军，向前猛扑敌营，叛军大败。三山苗民叛乱，思州告急。陆梦龙夜晚派遣中军吴家相前进直捣叛军的大本营，击苗鼓，声振山谷。苗民四处逃跑，放火烧了苗民的大本营然后还师。不久改任湖广监军，提拔为广东按察使。长官修建魏忠贤祠堂，其中有陆梦龙的名字，急忙派人删掉了。
崇祯元年(1628)对官吏进行考核，魏忠贤的党羽还操纵着朝政，降了他二级官。三年起用为副使，以原来的官职分道出巡东兖道。曹、濮一带农民起义，杀了他们的领袖，其余的都投降了。提升右参政，留守固原。陆梦龙为人慷慨，喜欢谈论兵法，以镇压农民起义而自负。七年夏天，起义军进攻固原，打退了他们。闰八月，起义军攻占隆德，杀死知县费彦方，于是围攻静宁州。陆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抵抗，进抵老虎沟。起义军刚开始不到一千人，不一会儿来了很多人。陆梦龙所部只有三百多人，被重重包围了，起义军射箭投石像下雨一样，陆梦龙等突围不出去。二个将领抱着陆梦龙大哭。陆梦龙推开他们说：“怎能如此婆婆妈妈的！”大喊着冲进敌围，亲手杀死数人，同二位将领一起战死了。事情传到京城，追赠他为太仆卿。
至于傅梅，崇祯年间担任台州知府，被解职归田。十五年(1642)冬天捐助金钱辅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难，赠太常寺少卿。
汪应蛟，字潜夫，江西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担任南京礼部郎中。到北京上报本部官员的履历资料时，正好赶上吏部侍郎陆光祖和御史江东久等人相互攻击。汪应蛟不信任陆光祖，上疏弹劾他，对于政府多有痛切的进谏。
积官至山西按察使。在易州练兵，向皇上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放肆的情形，没有得到批复。第二次朝鲜战役，改派汪应蛟到天津。等到天津巡抚万世德改任朝鲜经略，立即提拔汪应蛟为右佥都御史代替他。屡次上书有关军粮的问题，在险要的地方派兵屯戍，军队很有声誉。税使王朝死后，皇帝准备派人代替他。汪应蛟上疏请求不再设税使，违抗圣旨，遭到皇帝严厉责备。朝鲜战役结束，改任保定巡抚。遇到旱灾、蝗灾，大力发放粮食，赈济贫民。不久，尽情说出京都附近老百姓贫穷困苦的情况，请求皇帝全部免除矿税。适逢奸诈之徒柳胜秋等谎称搜括京都附近的畿辅地区矿税可获得十三万两银子。汪应蛟三次上疏极力争辩，然而仅仅只减矿税的一半而已。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天，皇帝下令停收矿税，不久又恢复了矿税。汪应蛟再次大力抗争，皇帝不采纳。
汪应蛟在天津的时候，看到葛沽、白塘等地的田地都积满污水、长满荒草，询问当地人，都说是斥卤之地不能耕种。汪应蛟心想土地没有水就会成为盐碱地，有水就会滋润，如果兴修水利，一定能够获得丰收。于是召集农民开垦荒地五千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每亩收成可达四到五石，农田之利大兴。等到移官保定，于是上疏说：“天津有军队四千人，军饷要六万两银子，都来自民间，没有耗费国库。驻扎军队则当地老百姓负担过重，体谅农民则军粮供应又得不到保障，想来想去只有屯田可以两全。现在荒芜的土地很多，一眼望去全是蒿莱野草，如果开凿沟渠修筑堤堰，把它规划改造为农田，可得七千顷，每顷可收谷三百石。附近城镇粮食丰收了，可以互相补济，不仅仅天津的军饷足够补给。”于是分门别类地规划垦田、劳动力和税额的多少，然后请示皇帝，获得皇帝允许后实行。
不久，请求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大意说：“我管辖区域内的各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流经邺下，西门豹曾治理过。瀛海位于各河流的下游，与江南水乡泽国没有差别。其他山下的泉水、地下水，也很丰富，都可以引水溉田。请求沟通渠道，修筑堤防，派遣军队，完全按照南方水田的标准执行。国家可得田数万顷，每年增加千万石谷，京城的人民从此富足，不用担心水旱灾害，即使不幸运河漕运被阻塞，也可以改道于南，取粮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对此大为赞赏，皇帝也答复同意，后来终于没有实行。征召授官工部右侍郎，没有上任，告退。不久，提升兵部左侍郎，以照顾父母为由不出任。父母去世，居然没有征召。
光宗皇帝即位，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改任北京户部尚书。东方和西方都在打仗，一下子增加了好几百万赋税。汪应蛟还在赴任途中，马上上疏说：“汉高祖称颂萧何的功劳说：‘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保障粮饷供应不断，我赶不上萧何。’保障粮饷的供应以安抚百姓为前提，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汉朝，灭掉西楚霸王。现在国家变故不断，经费不够支出，这种形势下，赋税的征收一定不能放松；然而不爱惜老百姓，只是去收搜民脂民膏，使得财尽民贫，就一定会发生动乱，怎么能不预先考虑呢。”于是条列十八件爱民养民的事例，皇帝高兴地采纳了。熊廷弼计划布署三方的防御，需要一千二百万两粮饷，汪应蛟极力阻止这件事。朝廷讨论“红丸案”汪应蛟请求将崔文升、李可灼正法，而将方从哲斥退为平民。
汪应蛟为人正直，高风亮节有操守，视国如家。开支和收入很谨慎，杜绝无谓的消耗，使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皇帝的养母客氏找的墓地超过了有关规定，汪应蛟坚持不批准，由此得罪了皇帝。正赶上有人讲他年纪大了不能管事，于是极力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诏赠太子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闭门谢客，钻研儒家学说，引用宋朝儒生的话，以宦官、宫妾为戒。很久之后，死在家中。汪应蛟的学问真诚而严肃，著书立说全都符合君子的道德行为。居在乡里，谢绝俗务，常常穿着粗麻衣服。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任命为池州推官，进入朝廷担任祠祭主事、仪制郎中。持礼公正无私，为一时众望所归。二十九年，皇帝要册立太子，变动了几回老是决定不下来。王纪上疏极力辩论。这年冬天，完成礼节仪式，提升为光禄少卿，称病辞官。
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太常少卿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各府。连年水旱灾害，王纪想方设法救济灾荒十分周到。税监张晔请求征收皇恩已经免除的各税，王纪两次上疏力争，张晔竟然接受内宫旨意实行了。王纪弹劾张晔违抗诏书，阻止皇帝的命令，都没有批复。过了四年，辖境内治理得很好，提升户部右侍郎，总督运河漕运兼巡抚凤阳各府。庄稼欠收，采取在保定时的措施赈灾救贫。光宗皇帝即位，征召授官户部尚书，督察仓场。
天启二年(1622)代替黄克缵成为刑部尚书。这时正在议论“红丸案”的事情，王纪同侍郎杨东明一道共同上奏，说：“方从哲只知道有贵妃，不知道有皇帝、父母。李可灼进献药丸，皇帝驾崩，反而用皇帝的恩示来安慰他，送给他银币，这哪里还有国法？不逮捕李可灼，不能叫天下人心服；不逮捕崔文升，不能叫李可灼心服；不剥夺方从哲的官职俸禄，不能够发泄天地神人的愤慨。”奏议发出，大家感情非常肃敬。
主事徐大化这个人，一向是个无赖。每天奔走于魏忠贤的门下，阴谋陷害好人，又十分卖力地弹劾给事中周朝瑞、惠世扬。王纪非常气愤，揭发徐大化渎职的情形。于是说：“徐大化确实是朝廷痛击的贼臣，而大臣中有的结交有权势的太监，谋害忠良，就像宋朝的蔡京，为什么不进呈奏疏弹劾他，而跟正直的人一天天势同水火。”他所说的大臣，是指大学士沈翭。徐大化因此罢官离开，而沈翭及魏忠贤深感遗憾。御史杨维垣与徐大化有牵连，而且一向依附沈翭，于是帮助沈翭诋毁王纪，说王纪弹劾的大臣没有真名实姓，请求皇帝下令指实。王纪于是直接攻击沈翭，说：“沈翭与蔡京，生不同时，但性质相同。他勾结魏忠贤，跟蔡京投合童贯相同。哀求董羽宸，跟蔡京恳请陈馞相同。结盟死党邵辅忠、孙杰，跟蔡京交结吴居厚相同。驱逐顾命大臣刘一火景、周嘉谟，跟排挤吕大防、苏轼相同。排斥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震。。，跟贬职流放安常民、任伯雨相同。至于贿赂勾结宫女太监，玩弄职权，由宫中传旨不让皇帝知晓，阴谋纂权欺骗朝中大臣，这又跟蔡京欺上瞒下，扰乱国家，虽隔百年仍然是很相符的。”客氏、魏忠贤听见后很生气，替沈翭在皇帝面前哭着诉苦。皇帝嫌王纪口罗嗦，严加谴责他。
当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狱，王纪都处以极刑。又同都御史、大理寺卿呈上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刑事卷宗，稍微显露二人有可怜的情形，却说没有皇帝特别恩准，不是法官所能够从轻论处的。有千总叫杜茂的，携带着登州、莱州巡抚陶郎先的一千金，去召募士兵。钱用完了士兵却没有召募到，不敢回京城，返回蓟州和尚庙里，被巡逻的人抓获，供词牵连到佟卜年。佟卜年，辽阳人，中进士，历任南皮、河间知县，调任夔州同知，没去上任，经略熊廷弼举荐为登、莱监军佥事。巡逻人鞭打他。杜茂说曾经在佟卜年河间县衙做了三个月的客，同他商量策划叛乱，于是带着二个仆从去沟通李永芳。行边尚书张鹤鸣听说这件事，张鹤鸣原来跟熊廷弼有仇，想借佟卜年这事来加重熊廷弼的罪行。朝廷中人都知道佟卜年是冤枉的，没有人敢说话。等到镇抚已将官司了结，交给刑部时，王纪怀疑此案，向曹郎询问这件事。员外郎顾大章说：“杜茂既然与二仆从来往奔走三千里，又是审讯拷打时致死的，终于无法知道二仆从的姓名，他无辜服罪有什么疑问？佟卜年虽然不是间谍，可终究是佟养真的族人，可把他流放三千里。”王纪奏议听从了。巡逻官又抓到奸细刘一山献。魏忠贤怀疑是刘一火景和佟卜年，用刘一山献来陷害刘一火景。王纪都没执行。沈翭于是弹劾王纪保护熊廷弼，推迟佟卜年等人的官司，是二大罪状。皇帝责成王纪陈述详情，于是把他贬斥为平民。让侍郎杨东明管理刑部的事情，定罪佟卜年流放二千里。官司上报了三次退回了三次。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柄，跟佟卜年同年进士，为了发泄愤怒，摘取其他的事情连累弹劾杨东明。佟卜年被长期拘囚，最后死在狱中，而杨东明也称病离职。
王纪已经被贬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上疏挽救他，皇帝都不听。后来阉党罗织罪名打击好人，王纪已经死了，得以幸免。崇祯元年(1628)，恢复官阶，赠少保、荫庇一个儿子、谥号“庄毅”
孙玮，字纯玉，陕西渭南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任命为行人，提升兵科给事中。弹劾中官魏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的罪行，郑如金被皇帝下诏定罪。二人都是冯保的心腹。
当初，张居正因为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选减轻辽王的罪责而怀恨在心。后来劳堪巡抚福建，迎合张居正的意图，含蓄地暗示同安知县金枝搜集摘取洪朝选的事情，劳堪赶紧上奏奏明，命令还没有下达，就将他逮捕关进了监牢，三天不让他吃饭，饿死了，禁止装殓，尸体在牢狱里腐烂了。劳堪不久征召升为左副都御史，人还没有到北京张居正就已死了。洪朝选的儿子、都察院佥校洪竞到城门下叫冤，劳堪又飞快写信给冯保，剥夺了洪竞的官籍，受廷杖刑然后遣送回家。直到此时，孙玮向皇帝揭发了这件事以及劳堪各种贪婪暴虐的情形，免了劳堪的官。不多久，洪朝选的妻子上诉冤屈，丘木舜也为他申诉，洪竞又援引胡木贾、王宗载的故事，请求和劳堪一起死，于是将劳堪流放戍边。
这个时候，厂卫继承冯保的余威，随便接受老百姓的诉讼官司；巡抚巡按官员寻访察问奸情，大多连累无辜的人；有关部门断案，往往在本罪之外加重刑罚，皇帝喜欢用“立枷”重达三百多斤，受这刑的人马上就死。孙玮都极力陈述它们的危害。下诏除“立枷”照原样外，其余的都按孙玮说的改了。因为母亲病了，不等皇帝命令就擅自跑回家，被定罪贬职为桃源县主簿。过了很久，调任提升为太常寺卿。
万历三十年(1602)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朝鲜战争期间驻兵天津，每月六万两粮饷，都从民间征集。前任巡抚汪应蛟役使士兵大修水田，收获所得充为军饷。孙玮继承他，开垦田地更多，从而免除另外加派赋税。连年遭灾，不是旱灾、蝗灾就是大水，庄稼歉收，孙玮想方设法赈救灾民，皇帝也时常从国库拿钱出来帮助他。上报救荒措施，都答应了。京城附近的矿使是其他省份的一倍，矿开采完了搜刮却没有停止，到了每年责备百姓赔偿贡纳的地步。孙玮多次上疏陈述它的危害，并且条列了天津税使马堂的六大罪状，皇帝都不省悟。
升任兵部侍郎，征召任命为右都御史，监督仓场。提拔为户部尚书，依旧监督仓场。大官多有空缺，命令他代理军政。不久，又兼理兵部。孙玮说：“陛下把国家的三个大印都交给卑职，难道国家真的没有人才吗？据卑职所知，大官就有吕坤、刘元震、汪应蛟，一般的官僚就有邹元标、孟一脉、赵南星、姜士昌、刘九经，台谏官就有王德完、冯从吾等一批人，都是道德品行双美之士，足以担当重任。假使再过几年，陛下想要用他们，已经不能够了。”皇帝不听。
都御史自从温纯离开后，已经空缺八年了。等到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在外官员的考期临近，才命令孙玮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掌管左都御史的事情。孙玮的声誉一向很好。正准备整顿纪律，但这时朋党势力已经形成，言路势力强盛，赶上南畿巡按御史荆养乔同提学御史熊廷弼相互攻讦，孙玮奏议将熊廷弼解职，等候调查。熊廷弼的同伙官应震、吴亮嗣等一帮人于是接连上疏攻击孙玮。孙玮多次上疏乞求辞职，皇帝都安慰他让他留下来。没过多久，吏部按每年惯例派二御史外出，没有告知都察院，孙玮以为自己失职，便更加请求离职，上了十多道疏。第二年七月在文华门磕头，到城门外等候命令。到了十月份，才批准告老还乡。
天启元年(1621)，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改任兵部，参赞机要事务。三年征召授职刑部尚书。拘囚的罪犯太多，以至于监狱都容纳不下。孙玮请求让京都附近的州县就地拘囚。内使王文进杀人，交给司礼判罪，他的同谋交给法律部门。孙玮说一件案子不能分在两个地方，请求将王文进一起下狱，皇帝不听。这一年冬天，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又一次执掌左都御史的事情，多次以年老多病相推辞，不准。第二年秋天，病重，上疏说：“现在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对内则国家堪忧，对外则边防不稳。法纪松弛，人心涣散。陛下想要国家太平，应该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应该先起用好人。原来的辅臣刘一火景，宪臣邹元标，尚书周嘉谟、王纪、孙慎行、盛以弘、钟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词臣文震孟，科臣侯震。。，台臣江秉谦，寺臣满朝荐，部臣徐大相，都是老成持重、品行正直的人，却埋没民间，多么令人感叹、惋惜。倘若蒙陛下选拔起用，一定能够发扬美德、杜绝邪恶，替陛下安抚民心。卑臣恳切希望陛下节制欲望以保养圣体，勤奋学习以增进美德，态度宽厚以增广言路，决断英明从而掌握国家大权。臣患病太重，没有机会报答皇上，冒昧地竭尽我微小的心意，权当以死劝谏。”不久逝世，赠为太子太保。魏忠贤当权，陕西巡抚乔应甲弹劾孙玮平素与李三才、赵南星结党，不应当贪图冒领皇上的恩恤。皇上下诏将诰命收回，剥夺他的荫庇。崇祯初年又予以恢复。后来谥号为“庄毅”
钟羽正，字叔濂，山东益都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职滑县知县，刚刚二十来岁，就很有惠政，征召任命为礼科给事中。上疏说皇帝上朝不应该停顿，张鲸不应该赦免，奏疏送上，没有回音。
调任工科左给事中，出巡宣府边防事务。哈剌慎、老把都各部要挟增加互市赏钱二十七万多两银子。钟羽正建议削减它。又弹劾罢免了副总兵张允实等人，而将各侵吞盗用军用物资的人交给法官处理。回到北京当吏科都给事中。弹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寺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尽职守，杨四知、洪声远被定罪贬职流放。这时正是上朝的时候，请求禁止馈赠，说：“做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贪财更严重的。然而倘使朝内大臣贪财但朝外的大臣不响应，朝外大臣贪财但朝内大臣不予勾结援手，那么还可以相互制约而不至于太放肆。现在朝内的把朝外的当作库府，朝外的把朝内的当作窖穴，相互勾结贿赂，结党营私，想要为官之途清廉，世风好转，已经不可能了。”皇帝认为说得好，下诏让有关部门禁止，并且命令阁部大臣公事在朝廷讨论，不要在私人住所接待宾客。吏部推举孟一脉为应天府丞，吕兴周为他副手，蔡时鼎为江西提学，马犹龙为他的副官。皇帝讨厌孟一脉、蔡时鼎曾提过意见，都任用副官。钟羽正率同僚上疏说：“陛下不任用孟一脉、蔡时鼎，朝廷内外以为曾提过意见的大臣，不仅被斥退一时，而且再次提升的机会也没有，打击忠诚正直的风气，直言的规劝者无法开口，不是国家的福气。”奏疏呈上，违反圣旨，剥夺各人的俸禄不等。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跟同僚李献可等人一起请求皇太子出宫就学，皇帝生气，贬李献可的官职。钟羽正认为实际上是自己的主意，请求与李献可一起贬官，竟然被贬斥为平民。闭门读书，士大夫经过他住的地方，一概推辞不会见。在乡野居住了近三十年。光宗即位，起用为太仆寺少卿。未到任，提升为太仆寺卿。
天启二年(1622)，吏部将任命他为左副都御史，钟羽正推辞说：“冯从吾先生做佥都御史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是后来人，排在他前面，是助长争逐之风。西御史台是什么地方，难道有这种风气存在的位置？”于是接受佥都御史而让冯从吾当左副都御史。刚进入官署，就说：“方从哲进献药丸讨论谥号，封太后迁移宫室，没有谋略而少决断，既巧言媚上又妄言欺下，应该免除他的官级，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沈翭与宫内相勾结，揽权行贿，应该立即把他赶走。”朝中邪佞之辈都不高兴。熊廷弼、王化贞的官司，大家议论纷扬。钟羽正说：“以前开原、铁岭的罪责不明，导致丧失了辽阳，辽阳的罪责不明，导致丧失了广宁。国家的疆土，怎么经受得起三番五次地丢失。”由此这二人都被定罪处以重刑。正好朱童蒙用讲学的事情来攻击邹元标及冯从吾，钟羽正说书院的设置，实在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好事，不应该禁止，于是请求退休。没多久，代替冯从吾当左副都御史，后改任户部右侍郎，监督仓场。
第二年春天，授官工部尚书。太监隔一年发一次冬衣。这年夏天六月份，众太监一千多人请求预领冬衣，蜂拥入官署，打碎办公桌椅，殴打办事员，谩骂着离开了。大概是忌恨钟羽正的人唆使太监故意与钟羽正为难。钟羽正因为这事上疏请求辞职。皇帝下诏让司礼太监棒打众闹事太监，把他们贬职，谕示钟羽正出来处理事务。钟羽正请求离职更加坚定，于是说：“现在国库空虚，九边的战士日夜枕戈待旦，却吃不到一顿饱饭。庆陵的工人登高负重，顶烈日冒酷暑，却得不到工钱。唯独宫内的官员有什么请求，早上报告打上来，晚上就批准了。这事传扬出去，哪个不愤慨？卑臣不能克尽职称，按理应该罢官免职。”又上了三道奏疏，自行引退了。
过了一年，阉党霍维华追查三案，说钟羽正投身于帮派之中，于是剥夺了他的官级。崇祯初年，恢复他的官级。不久去世，赠太子太保。
他弄死。周嘉谟憎恶他，把霍维华放逐到外地。魏忠贤很恼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受刘一火景的嘱托为王安报仇，并且以任用袁应泰、佟卜年等人作为周嘉谟的罪过。周嘉谟请求辞职，魏忠贤假传圣旨答应了他。大学士叶向高等人请求留用周嘉谟继续完成百官考察之事，不听。第二年，广宁失陷。周嘉谟备感忧愤，立即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的罪行。天启五年(1625)的秋天，魏忠贤的党徒周维持再次弹劾周嘉谟有意庇护王安，于是周嘉谟被削籍为平民。
崇祯元年(1628)被推荐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第二年，死在任上，时年八十四岁，赠为少保。
张问达，字德允，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高平县、潍县知县，有德政。征召授官刑科给事中。宁夏打仗时，请求全部免去整个陕西省拖欠的赋税，皇帝答应了。服完父亲的丧礼后复官，担任工科左给事中。皇帝正在营造宫殿，朝内太监从侵吞公款中获益，又兴建其他项目。张问达极力请求停工，皇帝不采纳。不久陈述收取矿税的弊病，说：“宦官一旦奉了皇帝的命令，就敢于举发弹劾地方长官的过失，甚而至于督抚、按察使等重臣。而孙朝与程守训、陈保一帮人相勾结，竟达到将朝廷差遣官鞭打至死，毁坏房屋，挖掘坟墓的地步。皇帝如果不详细追查，将怎样安抚全国各地的不满情绪啊！”主持山东的科举考试，上疏陈述沿途饥馑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形，请求赶快废除全国的矿税，都没有上报给皇帝。不久，巡视厂库。过去的惯例，让商人承办内府的器物，都要签名然后送进去，叫作佥商。可是各有钱的富商大多贿赂皇帝身旁的人请求将自己的名字免除，皇帝也总是予以同意。张问达两次上疏争执，又极力论证程守训的罪行，全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提升礼科都给事中。弹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捕了他，后来死在狱中。李贽的事迹收在耿定向传中。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星象发生变化，张问达又请求全部废除矿税。当时连年日食都集中在四月，张问达以为纯阳之月出现这一情况预示灾变尤其大，先后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词极为不安而中肯，皇帝最终没有接受。不久调任太常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湖广境内发水灾，多次请求免除借债。皇帝正在营造三座宫殿，在湖广采集木材，共耗资四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张问达多方辛劳，使百姓免于多重困苦。一段时间后，征召授官刑部右侍郎，除在本部办公外，还兼理都察院的事情。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审理张差“梃击案”张问达听从员外郎陆梦龙的话，命令十三司会审，所得供词与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有牵连。朝廷内外议论纷扬，怀疑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所主使。张问达等上奏请求将张差下狱。皇帝看见有庞保、刘成的名字，留下奏疏不下发。不久在慈宁宫召见方从哲、吴道南、张问达等人，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车裂分尸。刚回到宫中，皇帝又改变主意，于是先杀张差，命令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会审庞保、刘成。庞保、刘成招供原来的姓名叫郑进、刘登云，却不肯服罪。正审讯期间，东宫传旨说：“张差的情形实在是患疯癫病，误入宫门，打伤内侍，罪在不赦。后来招供内宫的庞保、刘成想谋害本宫。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是他诬告报仇，当从轻定罪。”张问达等人以审讯没有结束为由，上疏说：“奸邪之人闯入内宫，事关国家安危。现在张差已死，庞、刘二犯容易抵赖。文华门是崇高庄严的地方，我等不敢拷打审问，怎么得到实情？二犯偏执一词，怎么能成为证据？张差虽然死了，他的供词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的同谋马三道等人也都有供词在案，谁能够视而不见呢？况且慈宁宫召见时，皇帝当面告诉我等要将他们一起处决。煌煌天子的话，全国上下都听得到。如果不把他们交给外廷，会同有关部门严加审讯，他们如何肯说出真实情况？既然不肯说出实情，又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正法？自我朱明开朝二百年来，没有罪犯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就下令定罪的，况且他二人身系内臣。法律应从皇帝身边开始执行，陛下尤其应当严格执法，将他们处以重罚。怎么能让他们胡说八道，而不同天下人一道抛弃他们呢。”皇帝因为二犯涉及到郑氏，若交给外廷，议论会更多，于是悄悄地在宫内将他们杀死了。对外则说他们都是由于受讯时重伤致死的。而对马三道等五个人，只命令给予较轻的定罪，流放发配充边，这事才算结束。这年他被解除都察院的职务。不久，调任户部尚书，督察仓场。不久，兼管刑部，授职左都御史。光宗皇帝病危时，与他人一起接受遗诏。
天启元年(1621)冬天，代替周嘉谟成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内朝外的大事，处理公众的议论都很融洽。这时，万历年间上书提意见而受牵连遭到谴责的各大臣蒙冤已经很久了，有的大多都已死去。张问达等人规定：受廷杖刑、关进监狱、流放充边的人定为一等，追赠官职，封荫他们的后代；贬职流放、削官职为平民的人定为一等，只追赠他们的官职。受到保护的有七十五人。
同孙慎行、邹元标一起追查“红丸案”极力攻击方从哲。下诏让朝中大臣们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十几号人。张问达把大家的议论收集起来之后，于是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人上疏说：
“按照孙慎行的奏疏，首犯李可灼进献红丸。李可灼先会见方从哲，我等各臣当初并不知道。等到奉召进入乾清宫，在宫殿台阶前的空地上等候，方从哲与我等一起说李可灼进献药丸的事，都很慎重，没有做决定。片刻之后，宣诏我等各臣到宫内皇帝面前下跪，先皇帝自己说：‘我身体虚弱。’当说到寿宫时，并宣谕辅佐陛下成为圣明的君主。于是问道：‘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快步上前，将药丸进献给皇帝，过了一会儿又进献一次。皇帝安然就寝。这就是进献药丸的经过，方从哲及文武各大臣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群情惶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弑逆’这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各大臣固然原谅方从哲无加害先帝之心，即使是孙慎行的奏疏中也原谅了他。李可灼轻易进献药丸，不仅方从哲没有能够制止，我等与各大臣也没有能够制止，我等大臣在这件事上都是有罪的。等到御史王安舜等人上疏议论李可灼，方从哲自然应该重新定罪，于是先停发他的俸禄，然后让他回家养病，这样的判决未免太轻了。现如今不判李可灼重罪，怎么可以告慰先皇帝在天之灵，使朝廷内外信服啊。应该交付司法部门，将他绳之以法。像崔文升胡乱投放凉药，罪行应该杀头。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同交给司法部门处理。方从哲则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请求，剥夺他的官职。身为执法人员，放任罪犯逃脱，这本身也是大臣的罪过，并不是我等一定要追究这事。
“等到李选侍想垂帘听政，大臣们初次进去哭吊，太监阻拦不让进去，大臣们推门一拥而入。哭吊完毕，奉送皇帝到文华殿，行朝见跪拜皇帝的礼节，又奉送圣驾回到慈宁宫。于是讨论新皇帝已登位，李选侍不应当还居住乾清宫。九卿及各大臣上疏请求移宫，言官跟着上疏，方从哲这才开始一起上奏，李选侍于是在当天迁出乾清宫。然而朝中舆论对方从哲的奏疏仍有遗憾，说他身为首辅，却不能毅然倡导百官。倘若不是各大臣共持大义，接连上疏，那么乾清宫这等重要的地方，还如此混杂，使李选侍能够窃取国家大权，这将对陛下的登位还宫造成多大影响啊！”奏疏呈上，皇帝以为方从哲已经表明自己的心迹，不应当轻易再加讨论。只是将李可灼逮捕下狱，崔文升已在南京安置，不过问。
张问达屡担重任“梃击”、“红丸”、“移宫”三件大案都由他经手处理。持论公正，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起先因官级已到顶，加封太子太保，到此乞求退休，上十三道疏。皇帝下诏加封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当政。御史周维持弹劾张问达极力引荐王之肕树立派系，搞乱朝政，于是剥夺张问达的官职。御史牟志夔又诬告张问达窝藏私款，请求下狱追察。皇帝命令张问达捐钱十万两银子资助军事建设。不久，张问达去世。因巡抚张维枢的请求，减免捐款的一半。张问达家由此破产。崇祯初年，赠太保，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
陆梦龙，字君启，浙江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任命为刑部主事，晋升员外郎。
张差案发，引据法律凡是向宫中射箭、放弹、投掷砖石的等一律处以死刑。官司初审结束，提牢主事官王之肕报告张差的口供十分详细，乞求皇帝下诏会审。大理寺丞王士昌也上疏催促。当时陆梦龙因主持广东科举考试而闭门谢客，主事官邢台人傅梅责备他说：“现在人心庇护奸臣，而情愿太子受连累。我虽然是山西的恤刑官，但应该上疏极力辩论，您能与我一起行动吗？”陆梦龙说：“张公问达厚待于我，不和他打招呼就上疏，张公怎么办？应当极力争取他。”于是二人一起去见张问达。这时郎中胡士相等人不想再审讯，催促张问达上疏请求皇帝下旨，以为奏疏呈上后一定会被留在禁中，不交大臣们讨论，这事可就了结了。陆梦龙得知这情况，劝张问达不要再请旨。大家说：“提审马三爷、李外父这样的人，非得有皇帝的圣旨不可。”陆梦龙说：“堂堂司法部门，不能逮捕一个登籍在户的平民，何须天子的诏书？张差的供词，一定要审讯查实。”张问达以为应该这样。
第二天，会审，胡士相、劳永嘉、赵会祯、陆梦龙、傅梅、王之肕及邹绍先共七人，只有王之肕、傅梅与陆梦龙相合。快要审讯，大家都窃窃私语。陆梦龙三次传呼刑具，没有人反应。拍案大叫，才将刑具备齐。张差身材高大，长有并列的双肋，目光斜视，语态傲慢，没有疯癫的症状。陆梦龙叫上纸笔，命令他画出进入宫中的路线。傅梅问道：“你是怎么认得道路的？”张差说：“我是蓟州人，没有人引导，怎么能进入宫中？”问：“是谁引导的？”答：“大太监庞公公，小太监刘公公。”还说：“他们培养我有三年了，给我金壶、银壶各一件。”陆梦龙问：“让你干什么？”张差答：“谋害太子。”这时胡士相推开座位站起来说：“这不能再问了。”于是停止审讯。陆梦龙一定要查出宫内太监的名字。过了几天，张问达又让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同谋以及庞保、刘成的名字，一点也不隐瞒。胡士相做记录，犹豫着不敢下笔，郎中马德沣催促他。永嘉又以为有困难。陆梦龙很不高兴地说：“陆员外不愿意隐瞒，谁还敢隐瞒？”官司这才结案。给事中何士晋于是上疏诋毁郑国泰。皇帝此时将庞保、刘成杀于宫内，而将张差弃市。傅梅担心他偷偷换人，请求亲自监督行刑。这个时候，除陆梦龙、王之肕、傅梅、马德沣之外，很少没有站在郑氏一边的。不久王之肕、马德沣全都获罪，傅梅因考绩而丢了官。陆梦龙全靠张问达大力保护才得以幸免，由郎中改任副使。
天启四年(1624)，贵州地方叛乱没有平定，总督蔡复一因陆梦龙懂军事，举荐他任右参政，监督部队攻打叛乱武装。安邦彦进犯普定。陆梦龙同总兵黄钺一道率三千人防御他。清晨在大雾中行军，向前猛扑敌营，叛军大败。三山苗民叛乱，思州告急。陆梦龙夜晚派遣中军吴家相前进直捣叛军的大本营，击苗鼓，声振山谷。苗民四处逃跑，放火烧了苗民的大本营然后还师。不久改任湖广监军，提拔为广东按察使。长官修建魏忠贤祠堂，其中有陆梦龙的名字，急忙派人删掉了。
崇祯元年(1628)对官吏进行考核，魏忠贤的党羽还操纵着朝政，降了他二级官。三年起用为副使，以原来的官职分道出巡东兖道。曹、濮一带农民起义，杀了他们的领袖，其余的都投降了。提升右参政，留守固原。陆梦龙为人慷慨，喜欢谈论兵法，以镇压农民起义而自负。七年夏天，起义军进攻固原，打退了他们。闰八月，起义军攻占隆德，杀死知县费彦方，于是围攻静宁州。陆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抵抗，进抵老虎沟。起义军刚开始不到一千人，不一会儿来了很多人。陆梦龙所部只有三百多人，被重重包围了，起义军射箭投石像下雨一样，陆梦龙等突围不出去。二个将领抱着陆梦龙大哭。陆梦龙推开他们说：“怎能如此婆婆妈妈的！”大喊着冲进敌围，亲手杀死数人，同二位将领一起战死了。事情传到京城，追赠他为太仆卿。
至于傅梅，崇祯年间担任台州知府，被解职归田。十五年(1642)冬天捐助金钱辅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难，赠太常寺少卿。
汪应蛟，字潜夫，江西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担任南京礼部郎中。到北京上报本部官员的履历资料时，正好赶上吏部侍郎陆光祖和御史江东久等人相互攻击。汪应蛟不信任陆光祖，上疏弹劾他，对于政府多有痛切的进谏。
积官至山西按察使。在易州练兵，向皇上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放肆的情形，没有得到批复。第二次朝鲜战役，改派汪应蛟到天津。等到天津巡抚万世德改任朝鲜经略，立即提拔汪应蛟为右佥都御史代替他。屡次上书有关军粮的问题，在险要的地方派兵屯戍，军队很有声誉。税使王朝死后，皇帝准备派人代替他。汪应蛟上疏请求不再设税使，违抗圣旨，遭到皇帝严厉责备。朝鲜战役结束，改任保定巡抚。遇到旱灾、蝗灾，大力发放粮食，赈济贫民。不久，尽情说出京都附近老百姓贫穷困苦的情况，请求皇帝全部免除矿税。适逢奸诈之徒柳胜秋等谎称搜括京都附近的畿辅地区矿税可获得十三万两银子。汪应蛟三次上疏极力争辩，然而仅仅只减矿税的一半而已。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天，皇帝下令停收矿税，不久又恢复了矿税。汪应蛟再次大力抗争，皇帝不采纳。
汪应蛟在天津的时候，看到葛沽、白塘等地的田地都积满污水、长满荒草，询问当地人，都说是斥卤之地不能耕种。汪应蛟心想土地没有水就会成为盐碱地，有水就会滋润，如果兴修水利，一定能够获得丰收。于是召集农民开垦荒地五千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每亩收成可达四到五石，农田之利大兴。等到移官保定，于是上疏说：“天津有军队四千人，军饷要六万两银子，都来自民间，没有耗费国库。驻扎军队则当地老百姓负担过重，体谅农民则军粮供应又得不到保障，想来想去只有屯田可以两全。现在荒芜的土地很多，一眼望去全是蒿莱野草，如果开凿沟渠修筑堤堰，把它规划改造为农田，可得七千顷，每顷可收谷三百石。附近城镇粮食丰收了，可以互相补济，不仅仅天津的军饷足够补给。”于是分门别类地规划垦田、劳动力和税额的多少，然后请示皇帝，获得皇帝允许后实行。
不久，请求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大意说：“我管辖区域内的各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流经邺下，西门豹曾治理过。瀛海位于各河流的下游，与江南水乡泽国没有差别。其他山下的泉水、地下水，也很丰富，都可以引水溉田。请求沟通渠道，修筑堤防，派遣军队，完全按照南方水田的标准执行。国家可得田数万顷，每年增加千万石谷，京城的人民从此富足，不用担心水旱灾害，即使不幸运河漕运被阻塞，也可以改道于南，取粮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对此大为赞赏，皇帝也答复同意，后来终于没有实行。征召授官工部右侍郎，没有上任，告退。不久，提升兵部左侍郎，以照顾父母为由不出任。父母去世，居然没有征召。
光宗皇帝即位，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改任北京户部尚书。东方和西方都在打仗，一下子增加了好几百万赋税。汪应蛟还在赴任途中，马上上疏说：“汉高祖称颂萧何的功劳说：‘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保障粮饷供应不断，我赶不上萧何。’保障粮饷的供应以安抚百姓为前提，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汉朝，灭掉西楚霸王。现在国家变故不断，经费不够支出，这种形势下，赋税的征收一定不能放松；然而不爱惜老百姓，只是去收搜民脂民膏，使得财尽民贫，就一定会发生动乱，怎么能不预先考虑呢。”于是条列十八件爱民养民的事例，皇帝高兴地采纳了。熊廷弼计划布署三方的防御，需要一千二百万两粮饷，汪应蛟极力阻止这件事。朝廷讨论“红丸案”汪应蛟请求将崔文升、李可灼正法，而将方从哲斥退为平民。
汪应蛟为人正直，高风亮节有操守，视国如家。开支和收入很谨慎，杜绝无谓的消耗，使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皇帝的养母客氏找的墓地超过了有关规定，汪应蛟坚持不批准，由此得罪了皇帝。正赶上有人讲他年纪大了不能管事，于是极力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诏赠太子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闭门谢客，钻研儒家学说，引用宋朝儒生的话，以宦官、宫妾为戒。很久之后，死在家中。汪应蛟的学问真诚而严肃，著书立说全都符合君子的道德行为。居在乡里，谢绝俗务，常常穿着粗麻衣服。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任命为池州推官，进入朝廷担任祠祭主事、仪制郎中。持礼公正无私，为一时众望所归。二十九年，皇帝要册立太子，变动了几回老是决定不下来。王纪上疏极力辩论。这年冬天，完成礼节仪式，提升为光禄少卿，称病辞官。
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太常少卿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各府。连年水旱灾害，王纪想方设法救济灾荒十分周到。税监张晔请求征收皇恩已经免除的各税，王纪两次上疏力争，张晔竟然接受内宫旨意实行了。王纪弹劾张晔违抗诏书，阻止皇帝的命令，都没有批复。过了四年，辖境内治理得很好，提升户部右侍郎，总督运河漕运兼巡抚凤阳各府。庄稼欠收，采取在保定时的措施赈灾救贫。光宗皇帝即位，征召授官户部尚书，督察仓场。
天启二年(1622)代替黄克缵成为刑部尚书。这时正在议论“红丸案”的事情，王纪同侍郎杨东明一道共同上奏，说：“方从哲只知道有贵妃，不知道有皇帝、父母。李可灼进献药丸，皇帝驾崩，反而用皇帝的恩示来安慰他，送给他银币，这哪里还有国法？不逮捕李可灼，不能叫天下人心服；不逮捕崔文升，不能叫李可灼心服；不剥夺方从哲的官职俸禄，不能够发泄天地神人的愤慨。”奏议发出，大家感情非常肃敬。
主事徐大化这个人，一向是个无赖。每天奔走于魏忠贤的门下，阴谋陷害好人，又十分卖力地弹劾给事中周朝瑞、惠世扬。王纪非常气愤，揭发徐大化渎职的情形。于是说：“徐大化确实是朝廷痛击的贼臣，而大臣中有的结交有权势的太监，谋害忠良，就像宋朝的蔡京，为什么不进呈奏疏弹劾他，而跟正直的人一天天势同水火。”他所说的大臣，是指大学士沈翭。徐大化因此罢官离开，而沈翭及魏忠贤深感遗憾。御史杨维垣与徐大化有牵连，而且一向依附沈翭，于是帮助沈翭诋毁王纪，说王纪弹劾的大臣没有真名实姓，请求皇帝下令指实。王纪于是直接攻击沈翭，说：“沈翭与蔡京，生不同时，但性质相同。他勾结魏忠贤，跟蔡京投合童贯相同。哀求董羽宸，跟蔡京恳请陈馞相同。结盟死党邵辅忠、孙杰，跟蔡京交结吴居厚相同。驱逐顾命大臣刘一火景、周嘉谟，跟排挤吕大防、苏轼相同。排斥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震。。，跟贬职流放安常民、任伯雨相同。至于贿赂勾结宫女太监，玩弄职权，由宫中传旨不让皇帝知晓，阴谋纂权欺骗朝中大臣，这又跟蔡京欺上瞒下，扰乱国家，虽隔百年仍然是很相符的。”客氏、魏忠贤听见后很生气，替沈翭在皇帝面前哭着诉苦。皇帝嫌王纪口罗嗦，严加谴责他。
当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狱，王纪都处以极刑。又同都御史、大理寺卿呈上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刑事卷宗，稍微显露二人有可怜的情形，却说没有皇帝特别恩准，不是法官所能够从轻论处的。有千总叫杜茂的，携带着登州、莱州巡抚陶郎先的一千金，去召募士兵。钱用完了士兵却没有召募到，不敢回京城，返回蓟州和尚庙里，被巡逻的人抓获，供词牵连到佟卜年。佟卜年，辽阳人，中进士，历任南皮、河间知县，调任夔州同知，没去上任，经略熊廷弼举荐为登、莱监军佥事。巡逻人鞭打他。杜茂说曾经在佟卜年河间县衙做了三个月的客，同他商量策划叛乱，于是带着二个仆从去沟通李永芳。行边尚书张鹤鸣听说这件事，张鹤鸣原来跟熊廷弼有仇，想借佟卜年这事来加重熊廷弼的罪行。朝廷中人都知道佟卜年是冤枉的，没有人敢说话。等到镇抚已将官司了结，交给刑部时，王纪怀疑此案，向曹郎询问这件事。员外郎顾大章说：“杜茂既然与二仆从来往奔走三千里，又是审讯拷打时致死的，终于无法知道二仆从的姓名，他无辜服罪有什么疑问？佟卜年虽然不是间谍，可终究是佟养真的族人，可把他流放三千里。”王纪奏议听从了。巡逻官又抓到奸细刘一山献。魏忠贤怀疑是刘一火景和佟卜年，用刘一山献来陷害刘一火景。王纪都没执行。沈翭于是弹劾王纪保护熊廷弼，推迟佟卜年等人的官司，是二大罪状。皇帝责成王纪陈述详情，于是把他贬斥为平民。让侍郎杨东明管理刑部的事情，定罪佟卜年流放二千里。官司上报了三次退回了三次。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柄，跟佟卜年同年进士，为了发泄愤怒，摘取其他的事情连累弹劾杨东明。佟卜年被长期拘囚，最后死在狱中，而杨东明也称病离职。
王纪已经被贬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上疏挽救他，皇帝都不听。后来阉党罗织罪名打击好人，王纪已经死了，得以幸免。崇祯元年(1628)，恢复官阶，赠少保、荫庇一个儿子、谥号“庄毅”
孙玮，字纯玉，陕西渭南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任命为行人，提升兵科给事中。弹劾中官魏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的罪行，郑如金被皇帝下诏定罪。二人都是冯保的心腹。
当初，张居正因为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选减轻辽王的罪责而怀恨在心。后来劳堪巡抚福建，迎合张居正的意图，含蓄地暗示同安知县金枝搜集摘取洪朝选的事情，劳堪赶紧上奏奏明，命令还没有下达，就将他逮捕关进了监牢，三天不让他吃饭，饿死了，禁止装殓，尸体在牢狱里腐烂了。劳堪不久征召升为左副都御史，人还没有到北京张居正就已死了。洪朝选的儿子、都察院佥校洪竞到城门下叫冤，劳堪又飞快写信给冯保，剥夺了洪竞的官籍，受廷杖刑然后遣送回家。直到此时，孙玮向皇帝揭发了这件事以及劳堪各种贪婪暴虐的情形，免了劳堪的官。不多久，洪朝选的妻子上诉冤屈，丘木舜也为他申诉，洪竞又援引胡木贾、王宗载的故事，请求和劳堪一起死，于是将劳堪流放戍边。
这个时候，厂卫继承冯保的余威，随便接受老百姓的诉讼官司；巡抚巡按官员寻访察问奸情，大多连累无辜的人；有关部门断案，往往在本罪之外加重刑罚，皇帝喜欢用“立枷”重达三百多斤，受这刑的人马上就死。孙玮都极力陈述它们的危害。下诏除“立枷”照原样外，其余的都按孙玮说的改了。因为母亲病了，不等皇帝命令就擅自跑回家，被定罪贬职为桃源县主簿。过了很久，调任提升为太常寺卿。
万历三十年(1602)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朝鲜战争期间驻兵天津，每月六万两粮饷，都从民间征集。前任巡抚汪应蛟役使士兵大修水田，收获所得充为军饷。孙玮继承他，开垦田地更多，从而免除另外加派赋税。连年遭灾，不是旱灾、蝗灾就是大水，庄稼歉收，孙玮想方设法赈救灾民，皇帝也时常从国库拿钱出来帮助他。上报救荒措施，都答应了。京城附近的矿使是其他省份的一倍，矿开采完了搜刮却没有停止，到了每年责备百姓赔偿贡纳的地步。孙玮多次上疏陈述它的危害，并且条列了天津税使马堂的六大罪状，皇帝都不省悟。
升任兵部侍郎，征召任命为右都御史，监督仓场。提拔为户部尚书，依旧监督仓场。大官多有空缺，命令他代理军政。不久，又兼理兵部。孙玮说：“陛下把国家的三个大印都交给卑职，难道国家真的没有人才吗？据卑职所知，大官就有吕坤、刘元震、汪应蛟，一般的官僚就有邹元标、孟一脉、赵南星、姜士昌、刘九经，台谏官就有王德完、冯从吾等一批人，都是道德品行双美之士，足以担当重任。假使再过几年，陛下想要用他们，已经不能够了。”皇帝不听。
都御史自从温纯离开后，已经空缺八年了。等到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在外官员的考期临近，才命令孙玮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掌管左都御史的事情。孙玮的声誉一向很好。正准备整顿纪律，但这时朋党势力已经形成，言路势力强盛，赶上南畿巡按御史荆养乔同提学御史熊廷弼相互攻讦，孙玮奏议将熊廷弼解职，等候调查。熊廷弼的同伙官应震、吴亮嗣等一帮人于是接连上疏攻击孙玮。孙玮多次上疏乞求辞职，皇帝都安慰他让他留下来。没过多久，吏部按每年惯例派二御史外出，没有告知都察院，孙玮以为自己失职，便更加请求离职，上了十多道疏。第二年七月在文华门磕头，到城门外等候命令。到了十月份，才批准告老还乡。
天启元年(1621)，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改任兵部，参赞机要事务。三年征召授职刑部尚书。拘囚的罪犯太多，以至于监狱都容纳不下。孙玮请求让京都附近的州县就地拘囚。内使王文进杀人，交给司礼判罪，他的同谋交给法律部门。孙玮说一件案子不能分在两个地方，请求将王文进一起下狱，皇帝不听。这一年冬天，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又一次执掌左都御史的事情，多次以年老多病相推辞，不准。第二年秋天，病重，上疏说：“现在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对内则国家堪忧，对外则边防不稳。法纪松弛，人心涣散。陛下想要国家太平，应该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应该先起用好人。原来的辅臣刘一火景，宪臣邹元标，尚书周嘉谟、王纪、孙慎行、盛以弘、钟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词臣文震孟，科臣侯震。。，台臣江秉谦，寺臣满朝荐，部臣徐大相，都是老成持重、品行正直的人，却埋没民间，多么令人感叹、惋惜。倘若蒙陛下选拔起用，一定能够发扬美德、杜绝邪恶，替陛下安抚民心。卑臣恳切希望陛下节制欲望以保养圣体，勤奋学习以增进美德，态度宽厚以增广言路，决断英明从而掌握国家大权。臣患病太重，没有机会报答皇上，冒昧地竭尽我微小的心意，权当以死劝谏。”不久逝世，赠为太子太保。魏忠贤当权，陕西巡抚乔应甲弹劾孙玮平素与李三才、赵南星结党，不应当贪图冒领皇上的恩恤。皇上下诏将诰命收回，剥夺他的荫庇。崇祯初年又予以恢复。后来谥号为“庄毅”
钟羽正，字叔濂，山东益都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职滑县知县，刚刚二十来岁，就很有惠政，征召任命为礼科给事中。上疏说皇帝上朝不应该停顿，张鲸不应该赦免，奏疏送上，没有回音。
调任工科左给事中，出巡宣府边防事务。哈剌慎、老把都各部要挟增加互市赏钱二十七万多两银子。钟羽正建议削减它。又弹劾罢免了副总兵张允实等人，而将各侵吞盗用军用物资的人交给法官处理。回到北京当吏科都给事中。弹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寺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尽职守，杨四知、洪声远被定罪贬职流放。这时正是上朝的时候，请求禁止馈赠，说：“做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贪财更严重的。然而倘使朝内大臣贪财但朝外的大臣不响应，朝外大臣贪财但朝内大臣不予勾结援手，那么还可以相互制约而不至于太放肆。现在朝内的把朝外的当作库府，朝外的把朝内的当作窖穴，相互勾结贿赂，结党营私，想要为官之途清廉，世风好转，已经不可能了。”皇帝认为说得好，下诏让有关部门禁止，并且命令阁部大臣公事在朝廷讨论，不要在私人住所接待宾客。吏部推举孟一脉为应天府丞，吕兴周为他副手，蔡时鼎为江西提学，马犹龙为他的副官。皇帝讨厌孟一脉、蔡时鼎曾提过意见，都任用副官。钟羽正率同僚上疏说：“陛下不任用孟一脉、蔡时鼎，朝廷内外以为曾提过意见的大臣，不仅被斥退一时，而且再次提升的机会也没有，打击忠诚正直的风气，直言的规劝者无法开口，不是国家的福气。”奏疏呈上，违反圣旨，剥夺各人的俸禄不等。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跟同僚李献可等人一起请求皇太子出宫就学，皇帝生气，贬李献可的官职。钟羽正认为实际上是自己的主意，请求与李献可一起贬官，竟然被贬斥为平民。闭门读书，士大夫经过他住的地方，一概推辞不会见。在乡野居住了近三十年。光宗即位，起用为太仆寺少卿。未到任，提升为太仆寺卿。
天启二年(1622)，吏部将任命他为左副都御史，钟羽正推辞说：“冯从吾先生做佥都御史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是后来人，排在他前面，是助长争逐之风。西御史台是什么地方，难道有这种风气存在的位置？”于是接受佥都御史而让冯从吾当左副都御史。刚进入官署，就说：“方从哲进献药丸讨论谥号，封太后迁移宫室，没有谋略而少决断，既巧言媚上又妄言欺下，应该免除他的官级，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沈翭与宫内相勾结，揽权行贿，应该立即把他赶走。”朝中邪佞之辈都不高兴。熊廷弼、王化贞的官司，大家议论纷扬。钟羽正说：“以前开原、铁岭的罪责不明，导致丧失了辽阳，辽阳的罪责不明，导致丧失了广宁。国家的疆土，怎么经受得起三番五次地丢失。”由此这二人都被定罪处以重刑。正好朱童蒙用讲学的事情来攻击邹元标及冯从吾，钟羽正说书院的设置，实在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好事，不应该禁止，于是请求退休。没多久，代替冯从吾当左副都御史，后改任户部右侍郎，监督仓场。
第二年春天，授官工部尚书。太监隔一年发一次冬衣。这年夏天六月份，众太监一千多人请求预领冬衣，蜂拥入官署，打碎办公桌椅，殴打办事员，谩骂着离开了。大概是忌恨钟羽正的人唆使太监故意与钟羽正为难。钟羽正因为这事上疏请求辞职。皇帝下诏让司礼太监棒打众闹事太监，把他们贬职，谕示钟羽正出来处理事务。钟羽正请求离职更加坚定，于是说：“现在国库空虚，九边的战士日夜枕戈待旦，却吃不到一顿饱饭。庆陵的工人登高负重，顶烈日冒酷暑，却得不到工钱。唯独宫内的官员有什么请求，早上报告打上来，晚上就批准了。这事传扬出去，哪个不愤慨？卑臣不能克尽职称，按理应该罢官免职。”又上了三道奏疏，自行引退了。
过了一年，阉党霍维华追查三案，说钟羽正投身于帮派之中，于是剥夺了他的官级。崇祯初年，恢复他的官级。不久去世，赠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