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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珫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b>部分译文</b>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
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珫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b>部分译文</b>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