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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文章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全文纲目分明，脉胳清晰，结构严整。不仅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首尾照应，古今相映。文中运用例证、引证、假设，特别是对比的论证方法。如“赂者”与“不赂者”对比；秦与诸侯双方土地得失对比，既以秦受赂所得与战胜所得对比，又以诸侯行赂所亡与战败所亡对比；赂秦之频与“一夕安寝”对比；以六国与北宋对比。通过对比增强了“弊在赂秦”这一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 <h3 class='headline-2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3。语言生动，气势充沛</span></h3> 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评价</span></h2> 苏询的六国论，不属于写的自由潇洒或错综起边的类型，而是在行文结构方面带有规范性的作品，体现了议论文论证严谨的特点。因为头绪清楚，变化较少，通过提要钩玄，逐段逐层梳理归纳，很容易搞清楚文章脉络和主要思想内容。 在文章结构上便于学习。 但另一方面，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 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是人类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节选自应用写作2006年第5期事实论证——雄辩与僭越）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简介</span></h2>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郭预衡）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背景</span></h2>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赏析</span></h2>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文章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全文纲目分明，脉胳清晰，结构严整。不仅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首尾照应，古今相映。文中运用例证、引证、假设，特别是对比的论证方法。如“赂者”与“不赂者”对比；秦与诸侯双方土地得失对比，既以秦受赂所得与战胜所得对比，又以诸侯行赂所亡与战败所亡对比；赂秦之频与“一夕安寝”对比；以六国与北宋对比。通过对比增强了“弊在赂秦”这一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 <h3 class='headline-2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3。语言生动，气势充沛</span></h3> 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评价</span></h2> 苏询的六国论，不属于写的自由潇洒或错综起边的类型，而是在行文结构方面带有规范性的作品，体现了议论文论证严谨的特点。因为头绪清楚，变化较少，通过提要钩玄，逐段逐层梳理归纳，很容易搞清楚文章脉络和主要思想内容。 在文章结构上便于学习。 但另一方面，苏洵的六国论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赂秦”尽管文章在论证上、语气上给人势如破竹的感觉，但今天看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从本质上讲，六国灭亡是由于不思改革进取，不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从而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被历史所淘汰。当然也有战略、策略(包括“赂秦”)等方面的种种具体原 因。单从某种视角看到了某些事实，便以为抓住了事物的全部，这是人类很容易陷入的误区。（节选自应用写作2006年第5期事实论证——雄辩与僭越）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简介</span></h2>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郭预衡）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背景</span></h2>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h2 class='headline-1 bk-sidecatalog-title'><span class='headline-content'>赏析</span></h2>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