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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文化恐怕就要终结了，毕竟，除了日本对这个国家虎视眈眈之件，德国人也一直对这个国家垂涎三尺。
“日不过现在，对于德国来说，瓜分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德国在远东的力量比起英国、日本，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与其因为参与瓜分而遭到中国民众的敌视，还不如想办法把这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绑上德国战车。
趁着英国和日本还没有动手。还是尽快把这个衰落的国家拉上自己的贼船吧，让那五亿人口为德国提供市场，也为德国战车提供一些动力。
在皇帝的催促下，德国政府很快就采取了行动，通过驻华公使联络上了清廷，倡议中国、美国、德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对于德国的建议，清廷非常感兴趣，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东三省炭发可危，能不能保住这块“龙兴之地。”全看此次外交上的纵横搏阖了，于是，唐绍仪率领一支外交使团去了美国，准备就三国结盟问题与美国政府磋商。
但是美国仍旧不肯上德国的贼船，而且美国政府很聪明的利用了“中美德三国同盟”的舆论，迫使日本政府重新坐回谈判桌前，与美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换来了日本政府“门户开放”和不攻击菲律宾的承太平洋地区维持既得利益的唯一希望，哪怕这个国家自己也是朝不
夕。
但是没等德国的如意算盘拨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就爆发了革命。戍申革命。
然后，满清朝廷被南北实力派联手掀翻，这个国家在名义上由君主制过渡到了共和制。
这简直让德国皇帝兴奋不已，因为就在当年的早些时候，近东的“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也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之后上台执政的军人政府非常的亲德，他们强烈要求德国帮助他们实现军事现代化，而现在。“东亚病夫”中国也爆发了革命，那么，革命之后的新政府是否也需要德国的“帮助”呢？
虽然对于共和制很反感，但是这并不影响威廉二世对共和中国的兴趣。在协约国集团的威胁之平，德国的“新路线”必须继续推行，中国也必须拉拢。
德国一开始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但是德国人很快发现，英国对袁世凯的影响力很强，远不是德国可以相比的，而且由于德国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实在有限，袁世凯也不大可能抛弃英国而到入德国怀抱，这样一来，德国的远东战略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如果不能将中国拉上德国贼船的话，那么一旦欧洲冲突爆发，德国将不得不从远东地区撤退它的大部分力量，那么日本将取得远东的绝对优势，而美国又不肯为德国火中取栗。那么，日本那多余的海军力量完全可以抽调到欧洲，和英国一起从海上封锁德国。
正当威廉二世陷入苦闷之中的时候，中国南方的一个实力派人物用自己的声音唤醒了德国人的想象力。那个人叫赵北，崛起于“戊申革命。”是南方革命军的一位将军，因为日本舰队在长江中游与他的部队发生武装冲突，这位中国的将军竟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姿态，几乎将中日两国逼到战争边缘。
这个中国的军事强人引起了威廉二世的注意，他让人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情报和资料，然后惊讶的发现。这个叫赵北的将军不仅反日，而且也拥有很强的反英情绪，这从他在占领九江城之后所拍的反英通电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也正因此，外国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国将军，而他在反英反日的同时，却没有表现出对德国的厌恶，这一点值得注意，德国人或许可以利用一下，并支持一下他的事业，使他拥有足够的力量凯觎中国的最高权力，那样的话，他肯定对德国更有好感，或许可以对德国皇帝的“新路线”有帮助。
不过在给这个远东军事强人全力支持之前，很有必要考察一下他的真正力量，德国人虽然慷慨，但是也很精明，德国绝不会扶持一个不堪一击的大话狂。
于是，在德国商人提供的步枪、弹药、大炮、轮船的支持下，以及这个国家自近代以来各种矛盾激化之后的动荡政局的诱发下，一场南北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赵北将军与袁世凯将军终于从暗斗走向明争，两人都想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掌握者。于是战争爆发了。
河南南部那场只持续了几天的小型战争以赵北将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南方实力派击败了袁世凯北洋集团，德国皇帝终于放心了。
事实证明，当初皇帝陛下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内阁里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消失了，现在的德国太需要一个远东的帮手了，而那个赵北将军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虽然他目前的实力还非常弱小，但是只要德国肯伸出援手，他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里成为中国的主宰者。
当然，如果能够在支持赵北将军的同时从中国获得足够的商业利益。这显然也是德国商界乐于看到的。如果德国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获的商业上和工业上的好处，他们肯定会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帝制派议员，那样一来，就能完全压住越来越强大的左翼社会力量了。
在这种背景之平，德国皇帝亲自向外交部门施加影响，命令德国驻华公使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去拉拢和影响那位赵北将军。
于是，汉纳根上校就带着德国公使的一封电报到了武胜关，到了联合阵线革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部。
这既是德国皇帝的选择，更是德国的选择。
见到了总司令，汉纳根单独一人在会议室里与赵北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秘密会议，然后会议就结束了，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这次会议的内容属于绝时机密，就像当初的“黄州阴谋”一样，也成为了让后世历史学家头疼的历史之迷。
史与文化恐怕就要终结了，毕竟，除了日本对这个国家虎视眈眈之件，德国人也一直对这个国家垂涎三尺。
“日不过现在，对于德国来说，瓜分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德国在远东的力量比起英国、日本，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与其因为参与瓜分而遭到中国民众的敌视，还不如想办法把这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绑上德国战车。
趁着英国和日本还没有动手。还是尽快把这个衰落的国家拉上自己的贼船吧，让那五亿人口为德国提供市场，也为德国战车提供一些动力。
在皇帝的催促下，德国政府很快就采取了行动，通过驻华公使联络上了清廷，倡议中国、美国、德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对于德国的建议，清廷非常感兴趣，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东三省炭发可危，能不能保住这块“龙兴之地。”全看此次外交上的纵横搏阖了，于是，唐绍仪率领一支外交使团去了美国，准备就三国结盟问题与美国政府磋商。
但是美国仍旧不肯上德国的贼船，而且美国政府很聪明的利用了“中美德三国同盟”的舆论，迫使日本政府重新坐回谈判桌前，与美国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换来了日本政府“门户开放”和不攻击菲律宾的承太平洋地区维持既得利益的唯一希望，哪怕这个国家自己也是朝不
夕。
但是没等德国的如意算盘拨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就爆发了革命。戍申革命。
然后，满清朝廷被南北实力派联手掀翻，这个国家在名义上由君主制过渡到了共和制。
这简直让德国皇帝兴奋不已，因为就在当年的早些时候，近东的“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也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之后上台执政的军人政府非常的亲德，他们强烈要求德国帮助他们实现军事现代化，而现在。“东亚病夫”中国也爆发了革命，那么，革命之后的新政府是否也需要德国的“帮助”呢？
虽然对于共和制很反感，但是这并不影响威廉二世对共和中国的兴趣。在协约国集团的威胁之平，德国的“新路线”必须继续推行，中国也必须拉拢。
德国一开始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但是德国人很快发现，英国对袁世凯的影响力很强，远不是德国可以相比的，而且由于德国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实在有限，袁世凯也不大可能抛弃英国而到入德国怀抱，这样一来，德国的远东战略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如果不能将中国拉上德国贼船的话，那么一旦欧洲冲突爆发，德国将不得不从远东地区撤退它的大部分力量，那么日本将取得远东的绝对优势，而美国又不肯为德国火中取栗。那么，日本那多余的海军力量完全可以抽调到欧洲，和英国一起从海上封锁德国。
正当威廉二世陷入苦闷之中的时候，中国南方的一个实力派人物用自己的声音唤醒了德国人的想象力。那个人叫赵北，崛起于“戊申革命。”是南方革命军的一位将军，因为日本舰队在长江中游与他的部队发生武装冲突，这位中国的将军竟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姿态，几乎将中日两国逼到战争边缘。
这个中国的军事强人引起了威廉二世的注意，他让人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情报和资料，然后惊讶的发现。这个叫赵北的将军不仅反日，而且也拥有很强的反英情绪，这从他在占领九江城之后所拍的反英通电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也正因此，外国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远东狂人。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国将军，而他在反英反日的同时，却没有表现出对德国的厌恶，这一点值得注意，德国人或许可以利用一下，并支持一下他的事业，使他拥有足够的力量凯觎中国的最高权力，那样的话，他肯定对德国更有好感，或许可以对德国皇帝的“新路线”有帮助。
不过在给这个远东军事强人全力支持之前，很有必要考察一下他的真正力量，德国人虽然慷慨，但是也很精明，德国绝不会扶持一个不堪一击的大话狂。
于是，在德国商人提供的步枪、弹药、大炮、轮船的支持下，以及这个国家自近代以来各种矛盾激化之后的动荡政局的诱发下，一场南北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赵北将军与袁世凯将军终于从暗斗走向明争，两人都想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掌握者。于是战争爆发了。
河南南部那场只持续了几天的小型战争以赵北将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南方实力派击败了袁世凯北洋集团，德国皇帝终于放心了。
事实证明，当初皇帝陛下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内阁里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消失了，现在的德国太需要一个远东的帮手了，而那个赵北将军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虽然他目前的实力还非常弱小，但是只要德国肯伸出援手，他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里成为中国的主宰者。
当然，如果能够在支持赵北将军的同时从中国获得足够的商业利益。这显然也是德国商界乐于看到的。如果德国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获的商业上和工业上的好处，他们肯定会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帝制派议员，那样一来，就能完全压住越来越强大的左翼社会力量了。
在这种背景之平，德国皇帝亲自向外交部门施加影响，命令德国驻华公使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去拉拢和影响那位赵北将军。
于是，汉纳根上校就带着德国公使的一封电报到了武胜关，到了联合阵线革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部。
这既是德国皇帝的选择，更是德国的选择。
见到了总司令，汉纳根单独一人在会议室里与赵北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秘密会议，然后会议就结束了，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这次会议的内容属于绝时机密，就像当初的“黄州阴谋”一样，也成为了让后世历史学家头疼的历史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