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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附庸风雅的话，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一幅名曰挑耳图的古代名画。画这幅画的画家叫王齐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我的心中，都是不可逾越的震古铄今的大画家。
那时的小镇，东西两条主街，西面是老街，喊顺口了就叫“西行街”；东面是新兴的街道，按着西街的叫法，顺理成章就叫“东行街”其实它有个大名“朝阳街”有那个年代鲜明的起名特色，就像我们街坊三狗子，他的学名叫“国庆”一样。
话说这东西两街勾勒了小镇的大体轮廓，两条街都不长，燎根烟，扯裤子撒泡尿就能晃悠两回合。街的北面尽头都是横枕着通海河架设的腰脊高耸的虹桥，就像清明上河图上那座卧水临波的飞桥，一千年前多少无聊的看客蚁附其上，只为消磨那像苍蝇似的挥散不去却又像汴水一样东逝不回的时光。
通海河虽不似千年前北方水路枢钮的汴水那样繁忙，但我们县境内丰富的农产品、水产品，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都得依赖着它往外运送。所以要在流经县城中心镇合德的这段河水上架桥，前提就是桥身不能成为船只通行的障碍，这种城建思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占主导地位，虽然因为桥身曲度过大，桥引又不舒缓，造成了县城交通的诸多不便，但为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县里的历届头脑和普通的平头百姓，在对待造桥问题上，都能权衡利弊，着眼全局。况且，因为水运的繁荣，县城的搬运工的人数激增，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县城的搬运工是小镇城镇定量男子壮劳力首选的职业。大大减轻了政府部门安置就业人员的压力。所以，虹桥的架设也就不成问题了。
我父亲那时年届而立、望四之间，臂膀小腿疙瘩肉鼓凸，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加之“大跃进”在南钢呆了三年，作过车间班组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当时的搬运队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所以当七十年代中期要成立东行街搬运组的时候，我父亲就众望所归地当了组长。这个组是当时人数最多、业务最繁忙的搬运组，搬运物资的品种也很全面。组员的福利待遇也好，所以大家都抢着往这个队里钻。我们家因此就成了水产品和时鲜果子的小仓库，巴掌宽的带鱼，团扇大的仓扁，尺半长的马鲛，能刮出止血屑的大板乌，柳筐盛的青涩的萍果，嚼得牙板酸疼、咬一口唇边满是白粉的柿饼，腌渍的板实溢香的豚足
我那时嘴细俏，受用不了这些眼下已经不可多见的美味。因为缺营养，所以长得精瘦，就像棵没有发开来的豆芽，大大的脑袋挂在不堪负重的脖子上，身着家制的草黄仿军装，因为怕受凉，小脑袋上除了夏天，别的季节都一色卡着一顶黄军帽（也是我妈仿制的），那时的同学都叫我“小林彪”
每天上学、放学，我总是不言不语地像个小精灵似的在里街人家冬青长成的藩蓠下，风一般悄无声息的穿行着往学校奔。做衣服的用剩的下角料拼成的书包搭在小屁股上，一跑起来，啪啪地拍着屁股。在里街河码头上淘米的陆二奶一看我埋头往前撞的那可笑的模样就会把淘萝子浸在水里，颤颤地大笑不止，有一次她蹲在码头上剖一条二斤里外的乌鱼，一抬头看我迎面过来，她就吃吃地笑起来，不提防已经剖膛刮肚的乌鱼一翻身穿到河边的水草中不见了踪影，害得陆二奶像跳神似的，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又跌坐在码头上，拿树枝不断地朝水草中截。嘴里还念咒似的骂个不停“这小猴子，这小猴子！”我不知道她是骂我还是骂那条从她家菜碗里逃逸的没心没肺的乌鱼。反正她以后见着我再也没笑过。脸上总是那种啼笑皆非的滑稽表情。
走过里街码头，向左拐弯，穿过巷子，就上了西行街，远远的街北尽头的桥脚上那根黑褐色的、碗口粗细的铁竿，像古时的灯檠似竖在了我的眼面前。铁竿不知什么时候竖立的，据说日本小鬼子占据合德时，在上面吊过一个偷棉花的小青皮，那小伙原是老街上的二流子，偷摸惯了。他被吊在上面的时候，还恶作剧地朝底下过往的行人吐口水，这种乖戾的行径，冲淡了日本人的残暴，增添了些许惩偷的快意。所以那小伙在铁竿上活活吊死后，老辈人也没多少人把这帐记在日本人的头上。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是我的外公告诫我要诚实做人时作为反面材料，语重心长地说出来的。
铁竿已锈蚀得千疮百孔，坑坑洼洼的像街角上剃头的李老三那张令人憎惧的麻脸。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兀自站立着。在老合德多少有些象征性的标志作用，就像矗立在中世纪文明废墟上的浮雕漶漫的纪念碑。
我印象中买的第一本书，是钱笑呆的三打白骨精。精练流畅的线描，生动准确的人物造型，这一切对当时几乎被“高大全”式的小人书包围着的小孩子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我记得我买这本书时还没上小学，那时没有学前班，就在家和别的小孩扮家家玩，当时各家都用煤球炉子，我们家的那只就搁在堂屋里用板凳作垫脚的招呼亲朋的临时床铺边。有一天下午，也合该有事，我母亲上班时忘了把炉门封死，炉子上焐着的一大锅晚上烧稀饭的水，被因为走了氧气，而得以充分燃烧的煤球给烧开了，扮我老婆的黑黝憨胖的有点男孩相的小姑娘，在床上正神气活现地训斥着我们的“小孩”她有些忘乎所以地来回踮着步，头骄傲地昂起来，作我们“小孩”的那一位，比我们俩都要大些，对小姑娘的教训有些不以为然，小姑娘就憋足劲往后退，准备着瞅准时机扑向对方，以便用武力讨回权威。她就这么面带自信地往后退着，突然团在床上的一块枕巾绞着小姑娘的脚，把她一个踉跄掀翻在床边上，她那肥肥的小屁股就不偏不倚地落在一锅沸汤里，一阵撕心的惨叫立马传来，我们的家庭组合就此结束。我汲着鞋就往外跑，不多时以我家为震心的一股强地震掀翻了铆足劲，准备随时解决突发性事件的一镇子闲男寡女。
“老李家的闺女屁股给烫烂了。”
“屁股上的肉都给煨熟了。”
我们家给来自四面八方的看客围得水泄不通。东行街卫生所的刘医师背着画着红十字的药箱拨开众人，挤了进来。他一脸严肃，没来得及放下药箱，就站在床边准备扯下小姑娘的裤子。小姑娘使出吃奶的劲拽着自己的裤子。一老一小就这面僵在床边。小姑娘的嚎叫让老刘直皱眉头。但他是个好性子的慢郎中，直管等小姑娘的哭声歇下来，很君子相的撂开手，悠闲地立在旁边。就有看闲的人看不过了，说：“老刘，像你这样子，怕是肉都给猫叼光哩。”
好脾气的老刘并不恼，只是默不作声地摊开手，表情僵硬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死犟的妞，我有什么办法？”
从没见过这大场面的我，畏缩在一边，现在有些还魂了。望着老刘像只受困的老鼠四处寻找可钻的缝隙，我感到很好笑，就在不经意间陡来一个激灵，脑子里灵光一现，冒了句：“这一屋子的男人，你让她怎么脱裤子？”
屋里的人就哄地一下笑翻了。人群中泼辣的刘婶笑中带骂地嚷起来：“赵四，你这寿头促命鬼！敢揩老娘的油，我这屁股上的肉也没被烫烂，用不作你孝顺。”
赵四是镇上有名的骚汉，她婆娘老是偷偷地暗地里雇我们这些成天粘在大人屁股后的街娃子，细声软语地分派我们盯梢赵四的任务，完成的好的，径直到她那儿领一只脆饼。条件很简单，不得告诉旁人。她有一只专门盛蛋糕、脆饼的玻璃瓶子大概有一尺来高，黄灿灿的茶食就搁在里面，煞是诱人。我当时虽然是受雇的枪手中年齿最幼的，但我比别的任何一个小孩干这事都来的成熟、坚定、严守秘密。现在每位看我文章的客官都可设想一下“食为天”的威力，我当时就为了一块蛋糕、一只脆饼、一把果角、一根麻花，就干得如此执着、阴鸷、心无旁鹜。以至于专以闻嗅“女人花”为已任的浪荡子赵四，也不得不佩服隐形对手的勘察的缜密细致。他最后一次被老婆带着舅老爷捉奸在床，是在镇上“一枝花”刘宝子的屋子里，刘宝子是苏南下放的知青，在老刘的卫生所当护士。她男人先她返乡，没多久就把她给甩了，小孩也随了她男人去了。她的生活一时乱了套，人就自暴自弃起来。整天搽红抹绿的，把自个打扮得跟妖精似的。惹得一镇子的骚男人馋涎欲滴地围着她转。以至于一到冬天，闲得发慌的小镇人就早早关了门，婆娘们都相互告诫、相互通报自已男人和别家男人和刘宝子的一笑一颦。小镇上爱妒忌的小女人们空前团结。我母亲就曾在晚饭桌上瞪着我那木讷的老爸，非常严肃地说：“你今天没心没肺的，得了落魂灾了。是不是刘宝子给你挤弄眼了？”
赵四这只贪腥的猫自然对这块肥肉不肯丢手了。他在街道当会计，三十刚过的身板结实着呢。嘴也像粘蜜般甜，穿着也考究。身上的骨节就像点了油，立地行路，水性的腰身，透出和小镇上搬运工畸形僵板的身体迥然异样的男人的风致。一镇子闻惯汗腥味的女人们，暗地里把赵四的老婆给忌妒死了。但表面上都对赵四没好脸。以至于镇上哪个女人为了显摆自己的正经，就赛着看谁对赵四的态度恶劣。赵四看透了小镇上女人的无知和浅薄。所以他准能找准时机给镇上的女人在屁股上留下一揪，或是在奶头上看是无意的一擦。他知道女人们骨子里向着他。所以他就像母鸡群中一头羽毛鲜亮的公鸡，肆无忌惮地在他的领地里游曳，可以说在那个禁欲的年代里，只要有他在场，空气里准散发出一种暖昧、氤氲、让女人的心浮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气息。赵四一贯讨厌小镇上一帮庸人的假正经。有一次他和他老婆在床上亲热过后，煞有介事地暗示了自己爱找女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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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附庸风雅的话，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一幅名曰挑耳图的古代名画。画这幅画的画家叫王齐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我的心中，都是不可逾越的震古铄今的大画家。
那时的小镇，东西两条主街，西面是老街，喊顺口了就叫“西行街”；东面是新兴的街道，按着西街的叫法，顺理成章就叫“东行街”其实它有个大名“朝阳街”有那个年代鲜明的起名特色，就像我们街坊三狗子，他的学名叫“国庆”一样。
话说这东西两街勾勒了小镇的大体轮廓，两条街都不长，燎根烟，扯裤子撒泡尿就能晃悠两回合。街的北面尽头都是横枕着通海河架设的腰脊高耸的虹桥，就像清明上河图上那座卧水临波的飞桥，一千年前多少无聊的看客蚁附其上，只为消磨那像苍蝇似的挥散不去却又像汴水一样东逝不回的时光。
通海河虽不似千年前北方水路枢钮的汴水那样繁忙，但我们县境内丰富的农产品、水产品，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都得依赖着它往外运送。所以要在流经县城中心镇合德的这段河水上架桥，前提就是桥身不能成为船只通行的障碍，这种城建思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占主导地位，虽然因为桥身曲度过大，桥引又不舒缓，造成了县城交通的诸多不便，但为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县里的历届头脑和普通的平头百姓，在对待造桥问题上，都能权衡利弊，着眼全局。况且，因为水运的繁荣，县城的搬运工的人数激增，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县城的搬运工是小镇城镇定量男子壮劳力首选的职业。大大减轻了政府部门安置就业人员的压力。所以，虹桥的架设也就不成问题了。
我父亲那时年届而立、望四之间，臂膀小腿疙瘩肉鼓凸，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加之“大跃进”在南钢呆了三年，作过车间班组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当时的搬运队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所以当七十年代中期要成立东行街搬运组的时候，我父亲就众望所归地当了组长。这个组是当时人数最多、业务最繁忙的搬运组，搬运物资的品种也很全面。组员的福利待遇也好，所以大家都抢着往这个队里钻。我们家因此就成了水产品和时鲜果子的小仓库，巴掌宽的带鱼，团扇大的仓扁，尺半长的马鲛，能刮出止血屑的大板乌，柳筐盛的青涩的萍果，嚼得牙板酸疼、咬一口唇边满是白粉的柿饼，腌渍的板实溢香的豚足
我那时嘴细俏，受用不了这些眼下已经不可多见的美味。因为缺营养，所以长得精瘦，就像棵没有发开来的豆芽，大大的脑袋挂在不堪负重的脖子上，身着家制的草黄仿军装，因为怕受凉，小脑袋上除了夏天，别的季节都一色卡着一顶黄军帽（也是我妈仿制的），那时的同学都叫我“小林彪”
每天上学、放学，我总是不言不语地像个小精灵似的在里街人家冬青长成的藩蓠下，风一般悄无声息的穿行着往学校奔。做衣服的用剩的下角料拼成的书包搭在小屁股上，一跑起来，啪啪地拍着屁股。在里街河码头上淘米的陆二奶一看我埋头往前撞的那可笑的模样就会把淘萝子浸在水里，颤颤地大笑不止，有一次她蹲在码头上剖一条二斤里外的乌鱼，一抬头看我迎面过来，她就吃吃地笑起来，不提防已经剖膛刮肚的乌鱼一翻身穿到河边的水草中不见了踪影，害得陆二奶像跳神似的，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又跌坐在码头上，拿树枝不断地朝水草中截。嘴里还念咒似的骂个不停“这小猴子，这小猴子！”我不知道她是骂我还是骂那条从她家菜碗里逃逸的没心没肺的乌鱼。反正她以后见着我再也没笑过。脸上总是那种啼笑皆非的滑稽表情。
走过里街码头，向左拐弯，穿过巷子，就上了西行街，远远的街北尽头的桥脚上那根黑褐色的、碗口粗细的铁竿，像古时的灯檠似竖在了我的眼面前。铁竿不知什么时候竖立的，据说日本小鬼子占据合德时，在上面吊过一个偷棉花的小青皮，那小伙原是老街上的二流子，偷摸惯了。他被吊在上面的时候，还恶作剧地朝底下过往的行人吐口水，这种乖戾的行径，冲淡了日本人的残暴，增添了些许惩偷的快意。所以那小伙在铁竿上活活吊死后，老辈人也没多少人把这帐记在日本人的头上。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是我的外公告诫我要诚实做人时作为反面材料，语重心长地说出来的。
铁竿已锈蚀得千疮百孔，坑坑洼洼的像街角上剃头的李老三那张令人憎惧的麻脸。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兀自站立着。在老合德多少有些象征性的标志作用，就像矗立在中世纪文明废墟上的浮雕漶漫的纪念碑。
我印象中买的第一本书，是钱笑呆的三打白骨精。精练流畅的线描，生动准确的人物造型，这一切对当时几乎被“高大全”式的小人书包围着的小孩子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我记得我买这本书时还没上小学，那时没有学前班，就在家和别的小孩扮家家玩，当时各家都用煤球炉子，我们家的那只就搁在堂屋里用板凳作垫脚的招呼亲朋的临时床铺边。有一天下午，也合该有事，我母亲上班时忘了把炉门封死，炉子上焐着的一大锅晚上烧稀饭的水，被因为走了氧气，而得以充分燃烧的煤球给烧开了，扮我老婆的黑黝憨胖的有点男孩相的小姑娘，在床上正神气活现地训斥着我们的“小孩”她有些忘乎所以地来回踮着步，头骄傲地昂起来，作我们“小孩”的那一位，比我们俩都要大些，对小姑娘的教训有些不以为然，小姑娘就憋足劲往后退，准备着瞅准时机扑向对方，以便用武力讨回权威。她就这么面带自信地往后退着，突然团在床上的一块枕巾绞着小姑娘的脚，把她一个踉跄掀翻在床边上，她那肥肥的小屁股就不偏不倚地落在一锅沸汤里，一阵撕心的惨叫立马传来，我们的家庭组合就此结束。我汲着鞋就往外跑，不多时以我家为震心的一股强地震掀翻了铆足劲，准备随时解决突发性事件的一镇子闲男寡女。
“老李家的闺女屁股给烫烂了。”
“屁股上的肉都给煨熟了。”
我们家给来自四面八方的看客围得水泄不通。东行街卫生所的刘医师背着画着红十字的药箱拨开众人，挤了进来。他一脸严肃，没来得及放下药箱，就站在床边准备扯下小姑娘的裤子。小姑娘使出吃奶的劲拽着自己的裤子。一老一小就这面僵在床边。小姑娘的嚎叫让老刘直皱眉头。但他是个好性子的慢郎中，直管等小姑娘的哭声歇下来，很君子相的撂开手，悠闲地立在旁边。就有看闲的人看不过了，说：“老刘，像你这样子，怕是肉都给猫叼光哩。”
好脾气的老刘并不恼，只是默不作声地摊开手，表情僵硬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死犟的妞，我有什么办法？”
从没见过这大场面的我，畏缩在一边，现在有些还魂了。望着老刘像只受困的老鼠四处寻找可钻的缝隙，我感到很好笑，就在不经意间陡来一个激灵，脑子里灵光一现，冒了句：“这一屋子的男人，你让她怎么脱裤子？”
屋里的人就哄地一下笑翻了。人群中泼辣的刘婶笑中带骂地嚷起来：“赵四，你这寿头促命鬼！敢揩老娘的油，我这屁股上的肉也没被烫烂，用不作你孝顺。”
赵四是镇上有名的骚汉，她婆娘老是偷偷地暗地里雇我们这些成天粘在大人屁股后的街娃子，细声软语地分派我们盯梢赵四的任务，完成的好的，径直到她那儿领一只脆饼。条件很简单，不得告诉旁人。她有一只专门盛蛋糕、脆饼的玻璃瓶子大概有一尺来高，黄灿灿的茶食就搁在里面，煞是诱人。我当时虽然是受雇的枪手中年齿最幼的，但我比别的任何一个小孩干这事都来的成熟、坚定、严守秘密。现在每位看我文章的客官都可设想一下“食为天”的威力，我当时就为了一块蛋糕、一只脆饼、一把果角、一根麻花，就干得如此执着、阴鸷、心无旁鹜。以至于专以闻嗅“女人花”为已任的浪荡子赵四，也不得不佩服隐形对手的勘察的缜密细致。他最后一次被老婆带着舅老爷捉奸在床，是在镇上“一枝花”刘宝子的屋子里，刘宝子是苏南下放的知青，在老刘的卫生所当护士。她男人先她返乡，没多久就把她给甩了，小孩也随了她男人去了。她的生活一时乱了套，人就自暴自弃起来。整天搽红抹绿的，把自个打扮得跟妖精似的。惹得一镇子的骚男人馋涎欲滴地围着她转。以至于一到冬天，闲得发慌的小镇人就早早关了门，婆娘们都相互告诫、相互通报自已男人和别家男人和刘宝子的一笑一颦。小镇上爱妒忌的小女人们空前团结。我母亲就曾在晚饭桌上瞪着我那木讷的老爸，非常严肃地说：“你今天没心没肺的，得了落魂灾了。是不是刘宝子给你挤弄眼了？”
赵四这只贪腥的猫自然对这块肥肉不肯丢手了。他在街道当会计，三十刚过的身板结实着呢。嘴也像粘蜜般甜，穿着也考究。身上的骨节就像点了油，立地行路，水性的腰身，透出和小镇上搬运工畸形僵板的身体迥然异样的男人的风致。一镇子闻惯汗腥味的女人们，暗地里把赵四的老婆给忌妒死了。但表面上都对赵四没好脸。以至于镇上哪个女人为了显摆自己的正经，就赛着看谁对赵四的态度恶劣。赵四看透了小镇上女人的无知和浅薄。所以他准能找准时机给镇上的女人在屁股上留下一揪，或是在奶头上看是无意的一擦。他知道女人们骨子里向着他。所以他就像母鸡群中一头羽毛鲜亮的公鸡，肆无忌惮地在他的领地里游曳，可以说在那个禁欲的年代里，只要有他在场，空气里准散发出一种暖昧、氤氲、让女人的心浮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气息。赵四一贯讨厌小镇上一帮庸人的假正经。有一次他和他老婆在床上亲热过后，煞有介事地暗示了自己爱找女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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