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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家乡正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地带。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后来的县大队、区小队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日伪顽特和地主武装“伙会”也时常下乡讨伐、扰民。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犬牙交错的环境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了那个时期发生在家乡的一些事件，今天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萦绕胸怀。
(一）二哥本不应该这样死去
二哥长我十二岁，假如健在，现在也是耄耋老人了。可能是庄户人家求财心切的心理吧，父亲按照荣、华、富、贵给儿子们取名，因此，我二哥的学名叫焕华。然而，在那个富人当道的年代里，无论名字取的多好，穷人总是受穷。所以，二哥还不到十岁，就给邻村的一家地主去放牛。
在我们兄弟当中，二哥是个心灵手巧、绝顶聪明的人。听父亲讲，在二哥四五岁时，村里唱皮影戏，二哥看完戏，愣凭着自己的印象，将皮影中的“小”、“生”、“大”、“丑”画在牛皮纸上，用小刀刻成影人，照在棉籽油灯前，哄着我们玩耍。每当夏秋之交，二哥也总是按着年画里的楼、台、殿、阁的样子，用高梁秸杆扎成形态各异的鸟笼、蝈蝈笼什么的，送给伙伴或是让父亲拿到集市上卖钱。
仅管二哥很有天赋，但因家境贫寒，也只能给地主老财去当放牛娃。1943年，正是闹日本最凶的年份。那家地主怕日本鬼子圈庄把二哥抓走担干系，就叫二哥干完活计回家去住。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二哥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蹒跚行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越诼谟心里越不是滋味，回到家后，任凭父亲怎样责骂，二哥执意不肯再为地主放牧。父亲为全家生计所迫，每遇烦恼就迁怒于二哥。面对国破家贫，二哥百感交激，就悄悄和同村的一个叫智头的和一个叫冒柱的小青年一起投奔了抗日队武。二哥离家出走后，父亲四处寻找，杳无音信，直到半年以后区政府派人告之父亲，二哥他们已在滦县唐官营被俘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悔恨交加，母亲悲天恸地，我们也为失去二哥而痛哭不止。
一年以后，华北抗日民主政府认定二哥和同村的两名青年为抗日烈士，并颁发了盖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大红方印和印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杨秀峰、蓝亦农字样的烈士证书。二哥牺牲时，年仅15岁。
二哥的牺牲并非像文学作品中描写革命战士为国捐躯时那样英勇悲壮。他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杀声嘶烈的抗敌战场，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他是被日寇装进麻袋里用刺刀挑死后扔进滚滚滦河里。从某种角度讲，二哥之死具有悲剧色彩。
1942年4月，二哥所在的抗日游击队转战到滦县南部一个叫唐官营的村子。一整天的行军已使这支队伍疲惫不堪。到达住地后，队长叫两名战士站岗放哨，其余人员待命休息。凌晨四时许，滦县张各庄据点的鬼子和伪军悄悄的将村子围住。在敌我力量悬殊、事态万分紧张的情况下，游击队长决定，让战士将武器藏在老乡的箱柜和柴禾垛里，佯装百姓，躲避危难。据后来一个知情人讲，假如当时游击队长不是让战士藏匿武器、佯装百姓，而是命令战士持枪突围，这支抗日队伍就有可能冲出重围，减少牺牲。事实上就有个滦南籍战士没有服从队长的命令，他凭着一杆汉阳造，冲了出去，死里逃生。
事态发展的结果证明了队长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敌人进村后，把全村人和混在老百姓中间的游击队战士赶到一所场院里，威逼百姓交出抗日战士。在敌人的淫威下，一个意志薄弱者站了出来。紧接着，一个个战士被指认出来。据一位目击者事后讲，二哥本来已经躲过这场灾难。因为在敌人搜捕战士时，一位大娘对汉奸说二哥是她儿子，可就在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的抗日战士准备撤离时，我们村的那个叫冒柱瞅见了二哥，对着二哥说了声：“老疙瘩，你还躲在那里干啥！”（因为二哥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小，个头长的又矮，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疙瘩）敌人闻讯，蜂拥而上，也把二哥抓走了。
据一位目击者讲，那位游击队长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敌人捆住手脚，用铁钉订在大车上，痛心疾首，失声痛哭，哽咽着说：“是我断送了战士的生命，是我毁了这支队伍。”我的二哥就是这样惨死在地人的屠刀下。
虽然二哥被组织认定为抗日烈士，也为父母亲带来烈士家属的待遇，但这种结局有悖二哥参加革命的初衷。二哥是带着对地主老财的一种义愤，怀着杀敌报国的一腔热血投身抗日的。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被俘遇害，假如二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愧对烈士称号的。
（二）他宁死也不出卖同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给我印象最深事件就是“豁嘴队长”“宁死不屈斗凶顽”的悲壮场面。“豁嘴队长”姓熊，叫茂善，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因为他一从娘胎生下来嘴上就有个豁子，所以民兵们都管他叫“豁嘴队长。”
事情发生在1943年。那一年，盘踞在冀东各据点的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失利。他们为了挽救残局，采取“长途奔袭”、“分兵合围”等战术，企图消灭我抗日主力和民兵组织。在此期间，住滦县各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多次对我家乡一带进行讨伐、清乡，屠杀我抗日军民和平民百姓，制造了村村有悲声、庄庄添新坟的恐怖情景，光我们村先后就有三人被日寇杀害。
头一个遇害的是个“两面保长”此人四旬开外家境殷实，粗通文墨。且巧言善辩，左右逢源。那个时期，我们村处于敌我双方拉锯状态，村政事务很难应付，故无人敢当此任。此人便乘机当上了“两面保长”尽管他处事有术，善于应酬，但还是得罪了日人翻译。因此在鬼子的一次清乡时被抓。敌人向他要粮要草，而且数目之大令人膛目结舌。见他面带难色，日本翻译乘机狭嫌报复，向日军曹长翻译说他私通八路，背叛皇军，挑唆日本鬼子将他吊在树杈上“荡秋千”、“打地夯”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临撤离前又放起一把火来，将他活活烧死。
被抓遇害的第二个人是个绰号叫“干巴老七”的贫民百姓。此人身材瘦小，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七，故称“干巴老七”鬼子围庄时“干巴老七”已经逃离危险。然而在他逃跑半道上后，发现自己的汗烟袋丢在家里了，就又折回来寻找烟袋，以至被鬼子捉住。鬼子和汉奸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持枪将他团团围住。“干巴老七”乃一芥贫民，哪里见过这等阵势，见此情景，早就吓的六神无主、七魂出窍了。敌人问他甚么，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鬼子汉奸就用枪托打，皮袋抽，打的他皮开肉绽、气息奄奄。最后又将他推进一口枯井里，用麦滑秸把他活活烧死。
比起“两面保长”和“干巴老七”来“豁嘴队长”却死的“重如泰山”“豁嘴队长”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在日寇“分兵合围”时，捕获了我方一名区干部。他化名叫“紫珍”在区里分管武委会工作。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利诱劝降下“紫珍”叛变了，他向敌人供出了各村的民兵队长的名单，并带领日寇逐个抓捕。为抓住茂善，住滦县张各庄据点的日本联队包围了我村。由于叛徒的指认，鬼子轻而易举的抓到了“豁嘴队长”鬼子和汉奸把村民集合起来包围在村中央，让“豁嘴队长”指认谁是村干部，谁是民兵。“豁嘴队长”回答说：“这里没有村干部，也没有民兵，他们都跑了”之后，任凭鬼子怎样追问，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鬼子羞恼成怒，叫伪军轮流用皮带抽打他。...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家乡正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边缘地带。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后来的县大队、区小队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日伪顽特和地主武装“伙会”也时常下乡讨伐、扰民。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犬牙交错的环境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了那个时期发生在家乡的一些事件，今天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萦绕胸怀。
(一）二哥本不应该这样死去
二哥长我十二岁，假如健在，现在也是耄耋老人了。可能是庄户人家求财心切的心理吧，父亲按照荣、华、富、贵给儿子们取名，因此，我二哥的学名叫焕华。然而，在那个富人当道的年代里，无论名字取的多好，穷人总是受穷。所以，二哥还不到十岁，就给邻村的一家地主去放牛。
在我们兄弟当中，二哥是个心灵手巧、绝顶聪明的人。听父亲讲，在二哥四五岁时，村里唱皮影戏，二哥看完戏，愣凭着自己的印象，将皮影中的“小”、“生”、“大”、“丑”画在牛皮纸上，用小刀刻成影人，照在棉籽油灯前，哄着我们玩耍。每当夏秋之交，二哥也总是按着年画里的楼、台、殿、阁的样子，用高梁秸杆扎成形态各异的鸟笼、蝈蝈笼什么的，送给伙伴或是让父亲拿到集市上卖钱。
仅管二哥很有天赋，但因家境贫寒，也只能给地主老财去当放牛娃。1943年，正是闹日本最凶的年份。那家地主怕日本鬼子圈庄把二哥抓走担干系，就叫二哥干完活计回家去住。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二哥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蹒跚行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越诼谟心里越不是滋味，回到家后，任凭父亲怎样责骂，二哥执意不肯再为地主放牧。父亲为全家生计所迫，每遇烦恼就迁怒于二哥。面对国破家贫，二哥百感交激，就悄悄和同村的一个叫智头的和一个叫冒柱的小青年一起投奔了抗日队武。二哥离家出走后，父亲四处寻找，杳无音信，直到半年以后区政府派人告之父亲，二哥他们已在滦县唐官营被俘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悔恨交加，母亲悲天恸地，我们也为失去二哥而痛哭不止。
一年以后，华北抗日民主政府认定二哥和同村的两名青年为抗日烈士，并颁发了盖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大红方印和印有华北抗日民主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杨秀峰、蓝亦农字样的烈士证书。二哥牺牲时，年仅15岁。
二哥的牺牲并非像文学作品中描写革命战士为国捐躯时那样英勇悲壮。他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杀声嘶烈的抗敌战场，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他是被日寇装进麻袋里用刺刀挑死后扔进滚滚滦河里。从某种角度讲，二哥之死具有悲剧色彩。
1942年4月，二哥所在的抗日游击队转战到滦县南部一个叫唐官营的村子。一整天的行军已使这支队伍疲惫不堪。到达住地后，队长叫两名战士站岗放哨，其余人员待命休息。凌晨四时许，滦县张各庄据点的鬼子和伪军悄悄的将村子围住。在敌我力量悬殊、事态万分紧张的情况下，游击队长决定，让战士将武器藏在老乡的箱柜和柴禾垛里，佯装百姓，躲避危难。据后来一个知情人讲，假如当时游击队长不是让战士藏匿武器、佯装百姓，而是命令战士持枪突围，这支抗日队伍就有可能冲出重围，减少牺牲。事实上就有个滦南籍战士没有服从队长的命令，他凭着一杆汉阳造，冲了出去，死里逃生。
事态发展的结果证明了队长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敌人进村后，把全村人和混在老百姓中间的游击队战士赶到一所场院里，威逼百姓交出抗日战士。在敌人的淫威下，一个意志薄弱者站了出来。紧接着，一个个战士被指认出来。据一位目击者事后讲，二哥本来已经躲过这场灾难。因为在敌人搜捕战士时，一位大娘对汉奸说二哥是她儿子，可就在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的抗日战士准备撤离时，我们村的那个叫冒柱瞅见了二哥，对着二哥说了声：“老疙瘩，你还躲在那里干啥！”（因为二哥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小，个头长的又矮，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疙瘩）敌人闻讯，蜂拥而上，也把二哥抓走了。
据一位目击者讲，那位游击队长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敌人捆住手脚，用铁钉订在大车上，痛心疾首，失声痛哭，哽咽着说：“是我断送了战士的生命，是我毁了这支队伍。”我的二哥就是这样惨死在地人的屠刀下。
虽然二哥被组织认定为抗日烈士，也为父母亲带来烈士家属的待遇，但这种结局有悖二哥参加革命的初衷。二哥是带着对地主老财的一种义愤，怀着杀敌报国的一腔热血投身抗日的。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被俘遇害，假如二哥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愧对烈士称号的。
（二）他宁死也不出卖同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给我印象最深事件就是“豁嘴队长”“宁死不屈斗凶顽”的悲壮场面。“豁嘴队长”姓熊，叫茂善，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因为他一从娘胎生下来嘴上就有个豁子，所以民兵们都管他叫“豁嘴队长。”
事情发生在1943年。那一年，盘踞在冀东各据点的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失利。他们为了挽救残局，采取“长途奔袭”、“分兵合围”等战术，企图消灭我抗日主力和民兵组织。在此期间，住滦县各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多次对我家乡一带进行讨伐、清乡，屠杀我抗日军民和平民百姓，制造了村村有悲声、庄庄添新坟的恐怖情景，光我们村先后就有三人被日寇杀害。
头一个遇害的是个“两面保长”此人四旬开外家境殷实，粗通文墨。且巧言善辩，左右逢源。那个时期，我们村处于敌我双方拉锯状态，村政事务很难应付，故无人敢当此任。此人便乘机当上了“两面保长”尽管他处事有术，善于应酬，但还是得罪了日人翻译。因此在鬼子的一次清乡时被抓。敌人向他要粮要草，而且数目之大令人膛目结舌。见他面带难色，日本翻译乘机狭嫌报复，向日军曹长翻译说他私通八路，背叛皇军，挑唆日本鬼子将他吊在树杈上“荡秋千”、“打地夯”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临撤离前又放起一把火来，将他活活烧死。
被抓遇害的第二个人是个绰号叫“干巴老七”的贫民百姓。此人身材瘦小，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七，故称“干巴老七”鬼子围庄时“干巴老七”已经逃离危险。然而在他逃跑半道上后，发现自己的汗烟袋丢在家里了，就又折回来寻找烟袋，以至被鬼子捉住。鬼子和汉奸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持枪将他团团围住。“干巴老七”乃一芥贫民，哪里见过这等阵势，见此情景，早就吓的六神无主、七魂出窍了。敌人问他甚么，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鬼子汉奸就用枪托打，皮袋抽，打的他皮开肉绽、气息奄奄。最后又将他推进一口枯井里，用麦滑秸把他活活烧死。
比起“两面保长”和“干巴老七”来“豁嘴队长”却死的“重如泰山”“豁嘴队长”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在日寇“分兵合围”时，捕获了我方一名区干部。他化名叫“紫珍”在区里分管武委会工作。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利诱劝降下“紫珍”叛变了，他向敌人供出了各村的民兵队长的名单，并带领日寇逐个抓捕。为抓住茂善，住滦县张各庄据点的日本联队包围了我村。由于叛徒的指认，鬼子轻而易举的抓到了“豁嘴队长”鬼子和汉奸把村民集合起来包围在村中央，让“豁嘴队长”指认谁是村干部，谁是民兵。“豁嘴队长”回答说：“这里没有村干部，也没有民兵，他们都跑了”之后，任凭鬼子怎样追问，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鬼子羞恼成怒，叫伪军轮流用皮带抽打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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