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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b>译文</b>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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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b>译文</b>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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