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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又要来临了，我在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年06月04日）上看到一则报道：从今年9月1日起，重庆市的学校如果公布考生成绩、名次，炒作“高考状元”校长将被处分。这是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简称条例)规定的。条例规定，9月1日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名次等信息。重庆市各学校如果擅自公布高考、自考等考试成绩和名次，将涉嫌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学校顶风而上，比如炒作“高考状元”情节严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将获相应行政处分。
实际上，教育部在95年就发布了高考宣传的“八不准”明确规定：不得对高考成绩进行排名，不得围绕任何高分考生个人进行宣传。相关部门也主张不要恶炒“高考状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96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几大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发布了“2006年高考‘状元’榜”甚至官方网站新华网也加入了，所公布的信息中，不仅有各地“状元”们的名字、学校、分数等基本情况，甚至还附上了“状元”们的“玉照”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消息的传递依然快得惊人，发榜当天“高考状元”的信息就以“喜报”、电子滚动显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等不同的方式透露了出来。热捧高考“状元”是中国历史浓烈的状元情结作怪。赞成者说，尊重人才、推崇成功者，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无甚不妥；反对者说，高考“状元”的称呼，本质上就是显现了科举的尾巴。
关于高考状元，早有争论的结果是不科学，不易过分渲染，因为高考的分数，不能全面准确地代表一个考生的真实的能力，潜力，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当年并非什么省市状元。有研究表明，一个班级排名前10名左右的学生将来更可能成为杰出人才，这个现象被称为第10名现象，因为这样的学生学习能力不错，往往又不是死学，而又更多的独立思考，更多的爱好，更多的创新精神。一个班的前10名都是优秀人才，那一个学校有几个班？一个县市有几所中学？全国有多少个县市？可以说，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中谁更优秀，将来谁更可能取得成就决不是高考分数能甄别出来的。
虽然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但科举制度近几年却被再次提起。早在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于当天在灵水村的中心地带奠基，预备年内开工。这一张扬“金榜”文化的举措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灵水村在明清时期出过22名举人和2名进士，因此被誉为“举人村”“‘金榜’文化节”的前身是灵水村拥有300余年历史的“秋粥节”每年立秋的那一天，灵水村的村民自发聚集在一起喝粥，纪念在1668年和1682年的两次灾荒中用米粥救人的刘举人父子。2002年，为了宣传灵水村的举人文化和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门头沟区政府决定把每年的“秋粥节”更名为“中国‘金榜’文化节”“历史确实是不该忘记的，但回望历史需要选择。‘金榜’文化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想想历史上有多少范进和孔乙己在科举文化的背景下变得不人不鬼，大概就可掂出它的分量了。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害人文化，还有张扬的必要吗？”江苏省宿迁日报社记者孙正龙在他的文章中质问。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彭林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指出，科举制度比起前代的世袭、养士、孝廉和九品中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以后的选拔制度中是不变的。彭教授说，江苏常熟和苏州等地都把当地进士和建国后的两院院士一起列为当地的名人，供后人瞻仰纪念，这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积淀。灵水村的村民有这种意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早在文化节开幕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这次文化节上，将有“全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62名高考状元一道，身骑高头大马，胸佩红花绶带，接受与会官员的检阅，他们的名字将被造册铭记、刻石碑传，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但由于准备仓促，开幕当天到场的只有宜昌市和上海市的两名状元和当地考分最高的4位同学。对于文化节把高考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是否妥当，本次活动的组织单位和当地村民强调了这种“金榜”文化对当地文教的促进作用。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的祝俊初则认为，科举制度有它闪光的一面，但与之相连的极端功利的教育导向及普遍伴生的政界腐败等也是人所共知。不分青红皂白、囫囵吞枣似地拿起封建科举制度这个名目就隆重地推销、热情地搭台、将今天的高考制度在文化的名义上一把攀援附会到这个早已作古的东西上面，便不止是太过牵强，而且是大为... -->>
今年高考又要来临了，我在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年06月04日）上看到一则报道：从今年9月1日起，重庆市的学校如果公布考生成绩、名次，炒作“高考状元”校长将被处分。这是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简称条例)规定的。条例规定，9月1日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名次等信息。重庆市各学校如果擅自公布高考、自考等考试成绩和名次，将涉嫌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学校顶风而上，比如炒作“高考状元”情节严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将获相应行政处分。
实际上，教育部在95年就发布了高考宣传的“八不准”明确规定：不得对高考成绩进行排名，不得围绕任何高分考生个人进行宣传。相关部门也主张不要恶炒“高考状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96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几大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发布了“2006年高考‘状元’榜”甚至官方网站新华网也加入了，所公布的信息中，不仅有各地“状元”们的名字、学校、分数等基本情况，甚至还附上了“状元”们的“玉照”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消息的传递依然快得惊人，发榜当天“高考状元”的信息就以“喜报”、电子滚动显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等不同的方式透露了出来。热捧高考“状元”是中国历史浓烈的状元情结作怪。赞成者说，尊重人才、推崇成功者，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无甚不妥；反对者说，高考“状元”的称呼，本质上就是显现了科举的尾巴。
关于高考状元，早有争论的结果是不科学，不易过分渲染，因为高考的分数，不能全面准确地代表一个考生的真实的能力，潜力，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当年并非什么省市状元。有研究表明，一个班级排名前10名左右的学生将来更可能成为杰出人才，这个现象被称为第10名现象，因为这样的学生学习能力不错，往往又不是死学，而又更多的独立思考，更多的爱好，更多的创新精神。一个班的前10名都是优秀人才，那一个学校有几个班？一个县市有几所中学？全国有多少个县市？可以说，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中谁更优秀，将来谁更可能取得成就决不是高考分数能甄别出来的。
虽然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但科举制度近几年却被再次提起。早在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于当天在灵水村的中心地带奠基，预备年内开工。这一张扬“金榜”文化的举措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灵水村在明清时期出过22名举人和2名进士，因此被誉为“举人村”“‘金榜’文化节”的前身是灵水村拥有300余年历史的“秋粥节”每年立秋的那一天，灵水村的村民自发聚集在一起喝粥，纪念在1668年和1682年的两次灾荒中用米粥救人的刘举人父子。2002年，为了宣传灵水村的举人文化和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门头沟区政府决定把每年的“秋粥节”更名为“中国‘金榜’文化节”“历史确实是不该忘记的，但回望历史需要选择。‘金榜’文化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想想历史上有多少范进和孔乙己在科举文化的背景下变得不人不鬼，大概就可掂出它的分量了。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害人文化，还有张扬的必要吗？”江苏省宿迁日报社记者孙正龙在他的文章中质问。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彭林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指出，科举制度比起前代的世袭、养士、孝廉和九品中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以后的选拔制度中是不变的。彭教授说，江苏常熟和苏州等地都把当地进士和建国后的两院院士一起列为当地的名人，供后人瞻仰纪念，这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积淀。灵水村的村民有这种意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早在文化节开幕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这次文化节上，将有“全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62名高考状元一道，身骑高头大马，胸佩红花绶带，接受与会官员的检阅，他们的名字将被造册铭记、刻石碑传，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但由于准备仓促，开幕当天到场的只有宜昌市和上海市的两名状元和当地考分最高的4位同学。对于文化节把高考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是否妥当，本次活动的组织单位和当地村民强调了这种“金榜”文化对当地文教的促进作用。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的祝俊初则认为，科举制度有它闪光的一面，但与之相连的极端功利的教育导向及普遍伴生的政界腐败等也是人所共知。不分青红皂白、囫囵吞枣似地拿起封建科举制度这个名目就隆重地推销、热情地搭台、将今天的高考制度在文化的名义上一把攀援附会到这个早已作古的东西上面，便不止是太过牵强，而且是大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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