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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5日晚上，我翻开大一的时候朋友寄来的贺卡，有几行被氧化了的纤弱的淡蓝色笔迹：“my wish for you is that sometimes， just sometimes you can afford the thing you long for ， rather than the thing that will go。”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后来不声响的走出宿舍，走到荷塘边，夜色稠而清冷，寒树萧萧，灯火杳远。我静静偎在梧桐树下，用泪水擦拭着被时间蒙垢的少年时代，那再不能复返的岁月。
看过上海交大的dv逆行的地铁，男主角在海边嘶喊，抱头哭泣，剧终是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是那么深刻地理解着他的痛苦，这个时代，我们粗糙地活着，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相对着陌生的面孔。
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含辛茹苦养育我，我是她的希望，她的骄傲，甚至于是生存意义的支撑。母亲是好强的女子，她有着学习的禀赋，却被一个倒行逆施的时代轻轻抛弃了。来到北航的第一天，母亲攥紧我的手，走在校园里默默张望，我知道，这也是她的大学。
希腊诗人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写道：“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这曾经是我的梦想。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人，梦想就像沙漏，都渐进流失了。我们曾经被寄予希望，这希望源自于父辈们被剥夺的青春，我们生在一个启蒙和反思的时代，成长在混乱和梦想膨胀的社会中，拥有着相似的浮躁和怀疑，在现实和教条的强烈反差中摇摆不定，像一根行而上的芦苇，无所依赖。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孩子，像彼得潘一样具有永恒的童心。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依然习以为常地说起“孩子”这就像徐娘半老的女子，依靠着胭脂水粉装点年龄，一样地心照不宣，欲盖弥彰。
我不是一个孩子，我只是固执地不肯长大，八十年代的人们，永远处于一个没落的尾端，当我倾慕文学的时候，文学消沉了，当我崇尚大学的时候，大学贬值了，当我神往声名的时候，声名的影子里弥漫着铜臭。
我在想，自己还拥有什么？我缺乏勇气，缺乏毅力，缺乏理性，缺乏引人目盼的英俊面孔。从很多角度衡量，我都很平庸。如果与这种平庸相配合，我该知足常乐，只需计较柴米的市价和人事的悲欢，碌碌地消耗时间，完成生命的接替。
但不幸的是，恰恰在如此平庸的生命心底里，冒失地接纳了癫狂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它不可预知地萌生膨胀，操纵我以执著的信仰去营建道德和精神的朦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令我陷入深深的矛盾和分裂，一面是卑微的身世，一面是粗糙单薄的经历，一面是不可自抑的世俗欲望，他们相互背离而又如影随形，如钉附骨，痛之凿凿。
我在想，自己要的是什么？在那种优越感的蠢蠢驱使下，我曾以为自己要的是平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那时我自信可以超然物上，脱离所谓的低级趣味和生存层面的琐碎需求，达到“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的悠闲心地。
然而经历了现实的种种检验，我终于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本标榜的那么单纯无争。我习惯了被人瞩目，习惯了被人宠爱，习惯了被人称为“难得”、“可贵”、“才华出众”我越来越张扬，同时也越来越肤浅，得意于自己的社交广泛、口角伶俐，却察觉自己越来越不堪忍受寂寞和寡淡。嘈杂的好莱坞电影替代了平静的阅读，餐桌的觥筹叮当替代了彻夜的长谈，宁愿在电脑前意识混乱地无聊消耗，也懒于诉诸笔墨，省察内心的细微动静。我被世俗所同化，在感官的粗糙愉悦中，艰难地替自己辩护，从此面孔模糊，目光黯淡，神色张皇。
我就这么死去了，在梦想的废墟上有茭白的月光，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呐喊与热切期望，它如今冰冷而寂寞。
北大死去了，它丢失了批判和自由；
诗人死去了，他丢失了独立和尊严；
文学死去了，它丢失了忧患；
电影死去了，它丢失了真实；
足球死去了，它丢失了精神
与八十年代相生相随的一切都在无可避免地趋向衰落，除了欲望。
对于我们，对于八十年代恍惚走来的一代人，梦想气若游丝，已经失去了左右命运的力量。
于是，哭泣成为一项控诉，或追悼。
苏格拉底说：“死亡是我的使命。”
2004年11月15日晚上，我翻开大一的时候朋友寄来的贺卡，有几行被氧化了的纤弱的淡蓝色笔迹：“my wish for you is that sometimes， just sometimes you can afford the thing you long for ， rather than the thing that will go。”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后来不声响的走出宿舍，走到荷塘边，夜色稠而清冷，寒树萧萧，灯火杳远。我静静偎在梧桐树下，用泪水擦拭着被时间蒙垢的少年时代，那再不能复返的岁月。
看过上海交大的dv逆行的地铁，男主角在海边嘶喊，抱头哭泣，剧终是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是那么深刻地理解着他的痛苦，这个时代，我们粗糙地活着，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相对着陌生的面孔。
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含辛茹苦养育我，我是她的希望，她的骄傲，甚至于是生存意义的支撑。母亲是好强的女子，她有着学习的禀赋，却被一个倒行逆施的时代轻轻抛弃了。来到北航的第一天，母亲攥紧我的手，走在校园里默默张望，我知道，这也是她的大学。
希腊诗人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写道：“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这曾经是我的梦想。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人，梦想就像沙漏，都渐进流失了。我们曾经被寄予希望，这希望源自于父辈们被剥夺的青春，我们生在一个启蒙和反思的时代，成长在混乱和梦想膨胀的社会中，拥有着相似的浮躁和怀疑，在现实和教条的强烈反差中摇摆不定，像一根行而上的芦苇，无所依赖。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孩子，像彼得潘一样具有永恒的童心。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依然习以为常地说起“孩子”这就像徐娘半老的女子，依靠着胭脂水粉装点年龄，一样地心照不宣，欲盖弥彰。
我不是一个孩子，我只是固执地不肯长大，八十年代的人们，永远处于一个没落的尾端，当我倾慕文学的时候，文学消沉了，当我崇尚大学的时候，大学贬值了，当我神往声名的时候，声名的影子里弥漫着铜臭。
我在想，自己还拥有什么？我缺乏勇气，缺乏毅力，缺乏理性，缺乏引人目盼的英俊面孔。从很多角度衡量，我都很平庸。如果与这种平庸相配合，我该知足常乐，只需计较柴米的市价和人事的悲欢，碌碌地消耗时间，完成生命的接替。
但不幸的是，恰恰在如此平庸的生命心底里，冒失地接纳了癫狂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它不可预知地萌生膨胀，操纵我以执著的信仰去营建道德和精神的朦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令我陷入深深的矛盾和分裂，一面是卑微的身世，一面是粗糙单薄的经历，一面是不可自抑的世俗欲望，他们相互背离而又如影随形，如钉附骨，痛之凿凿。
我在想，自己要的是什么？在那种优越感的蠢蠢驱使下，我曾以为自己要的是平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那时我自信可以超然物上，脱离所谓的低级趣味和生存层面的琐碎需求，达到“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的悠闲心地。
然而经历了现实的种种检验，我终于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本标榜的那么单纯无争。我习惯了被人瞩目，习惯了被人宠爱，习惯了被人称为“难得”、“可贵”、“才华出众”我越来越张扬，同时也越来越肤浅，得意于自己的社交广泛、口角伶俐，却察觉自己越来越不堪忍受寂寞和寡淡。嘈杂的好莱坞电影替代了平静的阅读，餐桌的觥筹叮当替代了彻夜的长谈，宁愿在电脑前意识混乱地无聊消耗，也懒于诉诸笔墨，省察内心的细微动静。我被世俗所同化，在感官的粗糙愉悦中，艰难地替自己辩护，从此面孔模糊，目光黯淡，神色张皇。
我就这么死去了，在梦想的废墟上有茭白的月光，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呐喊与热切期望，它如今冰冷而寂寞。
北大死去了，它丢失了批判和自由；
诗人死去了，他丢失了独立和尊严；
文学死去了，它丢失了忧患；
电影死去了，它丢失了真实；
足球死去了，它丢失了精神
与八十年代相生相随的一切都在无可避免地趋向衰落，除了欲望。
对于我们，对于八十年代恍惚走来的一代人，梦想气若游丝，已经失去了左右命运的力量。
于是，哭泣成为一项控诉，或追悼。
苏格拉底说：“死亡是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