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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的一位房头舅舅匆匆地来到生产队的地坪里,拉着我转到无人处,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舅父何芝求死了。我半信半疑地跟随他穿过熟悉的长乐街,大约走了三华里的路,来到一个叫海青山的地方。傍山边,有一排生产队用来关牛的牛栏房,坪前站着许多戴着执勤袖章的人,脸部表情深莫可测,通过几轮检查盘问,才把我们带进一间牛棚。透过昏暗的光线,只见舅父笔挺地躺在地上,双眼暴瞪,嘴唇张大,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小手帕。我急忙向领我们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朝我翻了一个白眼,根本就不理采我的问话。这时,房头舅舅扯了我一下,说道:“去打桶水来,给他抹个澡,准备入殓吧。”我万般无奈地从坪前的池塘里提来满满的一桶清水,解开舅父的上衣,替舅父抹身子,此时,望着他胸膊上一块块凸起的疤痕,不由我想起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10月,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长乐镇,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背着父母,偷偷地跟着部队,走了十多天的路,部队首长才同意他参了军。由于年龄小,在部队当了一名通讯兵。1951年底,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他先后参加了西海反登陆战,顺川反空降战,天圣山保卫等战役。1953年初,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上甘岭残酷的、持久的拉锯战中,舅父他们连队在山腰的坑道里足足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由于敌人的飞机大炮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弹药和生活补给供应不上,到后来只能靠吃咸鱼维持生命,没有水喝,吃了咸鱼全身发痒,胸膊被抓烂了,没有药品治疗,伤口患炎开始化脓,那一块块凸起的疤痕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在这次战役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9月,朝鲜停战,部队回国。1954年退役后,在长乐镇供销社从事仓库保管工作。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踏实,且人缘关系好,单位领导要他当保管组长,谁知哪个保管员暗地里偷了十多个雷管卖给了炸鱼的人,因此,被无限上纲,把我的舅父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性格刚直的舅父被逼,不得不以自缢来表明清白,然而,却落得了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界定。在反右、社教、文革三大运动都相安无事的他,为什么这次“一打三反”政治运动却把他给活活地整死了呢?我揣着满腹的疑问,帮助房头舅舅将舅父的遗体装进一个白坯子棺材里。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直到打麻露要盖棺盖的时候,才允许我的舅母带着五个幼小的儿女,匆匆地见了最后一面。但是,埋葬的地点却不允许我们任何亲人知道。1975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获知这一消息后,才出面为他平了反。
时值今日,舅父去逝四十周年之际,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他们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因而他们被无数人所敬仰。同时,也联想起了我的舅父,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挣扎过来了,在和平的年代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他的英雄事迹会传遍整个小镇,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通过这件事后,面对许多的事物,我学会了“逆来顺受。”
1971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的一位房头舅舅匆匆地来到生产队的地坪里,拉着我转到无人处,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舅父何芝求死了。我半信半疑地跟随他穿过熟悉的长乐街,大约走了三华里的路,来到一个叫海青山的地方。傍山边,有一排生产队用来关牛的牛栏房,坪前站着许多戴着执勤袖章的人,脸部表情深莫可测,通过几轮检查盘问,才把我们带进一间牛棚。透过昏暗的光线,只见舅父笔挺地躺在地上,双眼暴瞪,嘴唇张大,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小手帕。我急忙向领我们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朝我翻了一个白眼,根本就不理采我的问话。这时,房头舅舅扯了我一下,说道:“去打桶水来,给他抹个澡,准备入殓吧。”我万般无奈地从坪前的池塘里提来满满的一桶清水,解开舅父的上衣,替舅父抹身子,此时,望着他胸膊上一块块凸起的疤痕,不由我想起了他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10月,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经过长乐镇,当时只有十六岁的他,背着父母,偷偷地跟着部队,走了十多天的路,部队首长才同意他参了军。由于年龄小,在部队当了一名通讯兵。1951年底,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他先后参加了西海反登陆战,顺川反空降战,天圣山保卫等战役。1953年初,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上甘岭残酷的、持久的拉锯战中,舅父他们连队在山腰的坑道里足足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由于敌人的飞机大炮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弹药和生活补给供应不上,到后来只能靠吃咸鱼维持生命,没有水喝,吃了咸鱼全身发痒,胸膊被抓烂了,没有药品治疗,伤口患炎开始化脓,那一块块凸起的疤痕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在这次战役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9月,朝鲜停战,部队回国。1954年退役后,在长乐镇供销社从事仓库保管工作。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踏实,且人缘关系好,单位领导要他当保管组长,谁知哪个保管员暗地里偷了十多个雷管卖给了炸鱼的人,因此,被无限上纲,把我的舅父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性格刚直的舅父被逼,不得不以自缢来表明清白,然而,却落得了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界定。在反右、社教、文革三大运动都相安无事的他,为什么这次“一打三反”政治运动却把他给活活地整死了呢?我揣着满腹的疑问,帮助房头舅舅将舅父的遗体装进一个白坯子棺材里。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直到打麻露要盖棺盖的时候,才允许我的舅母带着五个幼小的儿女,匆匆地见了最后一面。但是,埋葬的地点却不允许我们任何亲人知道。1975年,在省城工作的战友获知这一消息后,才出面为他平了反。
时值今日,舅父去逝四十周年之际,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老革命,老前辈,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他们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因而他们被无数人所敬仰。同时,也联想起了我的舅父,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挣扎过来了,在和平的年代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他的英雄事迹会传遍整个小镇,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通过这件事后,面对许多的事物,我学会了“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