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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的深爱。而今想来，话语里浸得满满的竟都是绝望。
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忍受很多，忍受这个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忍受粗重的活计、外人的眼光是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扛着这个家。在我的想像中，我和妹妹是各坐在一个箩筐里，由母亲挑着在生活的路上走着。我一直在担心，母亲究竟还能走多远呢，她是那样的劳累啊。
袁叔是在几年后出现的。我竟然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礼物，由上天安排着出现在母亲面前，陪她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也不知道母亲经历了怎样的说服，她接纳了袁叔。没有摆酒，没有仪式，但从此我们家里多了一个男人。
我和妹妹常常把袁叔和父亲相比较，结论是她比父亲老，比父亲和蔼。对于前一点，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是把当时的袁叔跟几年前的父亲比较，倒是后一点毋庸置疑。袁叔对母亲，对我和妹妹都相当疼爱。母亲当时已经结过扎，有一次袁叔主动对母亲说不用解扎，有这两个孩子就够了。我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后来我想，母亲当时肯定很想扑到袁叔的肩膀上大哭一场。但在最初的一年里，母亲和袁叔的相处是十分平淡的。
第二年母亲的贫血症突然变得很严重。去了几趟县城的医院，拿了些药吃，也总是时好时坏，常常晕得下不了床。那年正月，袁叔在院子正中栽下了一棵梨树。他说，那是为母亲种下的，等梨树开花了，结梨了，母亲的病也就好了。我和妹妹便隔三岔五地给梨树浇水，盼着它开花，结果。但那一年梨树没有开花，只蓬蓬勃勃地发出了许多枝桠。我和妹妹很失望。袁叔说，等明年吧，明年它就能开出满树的花儿来。
袁叔信基督教。当时好像还不太有信教的自由，所以这是秘密，我最初并不知道。后来母亲也信起来了，是袁叔让她坚信万能的主能带走她身上的病魔。他们祈祷时的神情无比虔诚，让我相信在真的会有一个万能的主，在屋顶上微笑着看着这一切。我们都盼着主能像电视里的观音菩萨那样显灵一回。
尽管主最终未能显灵，母亲还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经历了许多从前不曾奢望过的幸福和浪漫。我曾替母亲和袁叔主持过一次西式的婚礼。那是在母亲一次很严重的犯病之后，袁叔扶着她下床四下走动，门外恰有一队迎新队伍热热闹闹地经过。袁叔突然说，我们倒是还未成亲呢。母亲很惊讶，说不是拿了结婚证了吗？袁叔说，那不算，没有仪式呢。现在再结一次，给你冲冲病。于是袁叔叫我过去，给他和母亲主持婚礼。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我照着袁叔给的纸片念下去，依次向袁叔和母亲发问。我问，袁叔，你愿意娶我妈为妻吗？不论贫穷、疾病我问，妈，你愿意嫁给袁叔吗？不论
现在想起那时候袁叔的郑重表情和母亲脸庞的红晕，我意识到，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曾渴望过而又几乎绝望的幸福终于不可扼止地涌来了。尽管她病着，她一天到晚地犯晕，她的幸福还是那样真实而可以触摸。
母亲挨到了第二年春天。梨花真的开了，谈不上繁茂，但小小的一棵树，枝枝桠桠地都开满了，纤尘不染的洁白。那天夜里月光朗朗地照着，我起床撒尿，看见袁叔搀着母亲在梨树旁看梨花。刷刷的尿声很清脆，我边尿边说，晚上看不清，明天白天太阳刚出的时候才好看呢。母亲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说，小孩子不懂，进去睡。
第二天我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我看见红艳艳的太阳照在洁白的花瓣上。但不知为什么，感觉真的没有昨晚在月光下匆匆一瞥的好看。我跑去问袁叔，袁叔竟然坐在床边落泪。母亲走了。梨花开了，可母亲还是走了。
那一年梨树结下了十几个梨，一直是青油油的，到秋后才慢慢变黄。我和妹妹都舍不得吃，我们知道，那是属于母亲的。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到母亲坟前。袁叔静静地看着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后他静静地，把我和妹妹带大了。
我一直都觉得袁叔是从天而降的，时间将他带来，给了母亲两年的幸福，帮母亲把我们带大，然后时间又匆匆将他带走。我们没来得及报答他。惟有那棵梨树一直留存下来，活得枝叶繁茂、青春不息。那是母亲的树。那是生命、爱、浪漫和希望。
我和妹妹的深爱。而今想来，话语里浸得满满的竟都是绝望。
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忍受很多，忍受这个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忍受粗重的活计、外人的眼光是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扛着这个家。在我的想像中，我和妹妹是各坐在一个箩筐里，由母亲挑着在生活的路上走着。我一直在担心，母亲究竟还能走多远呢，她是那样的劳累啊。
袁叔是在几年后出现的。我竟然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礼物，由上天安排着出现在母亲面前，陪她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也不知道母亲经历了怎样的说服，她接纳了袁叔。没有摆酒，没有仪式，但从此我们家里多了一个男人。
我和妹妹常常把袁叔和父亲相比较，结论是她比父亲老，比父亲和蔼。对于前一点，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是把当时的袁叔跟几年前的父亲比较，倒是后一点毋庸置疑。袁叔对母亲，对我和妹妹都相当疼爱。母亲当时已经结过扎，有一次袁叔主动对母亲说不用解扎，有这两个孩子就够了。我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后来我想，母亲当时肯定很想扑到袁叔的肩膀上大哭一场。但在最初的一年里，母亲和袁叔的相处是十分平淡的。
第二年母亲的贫血症突然变得很严重。去了几趟县城的医院，拿了些药吃，也总是时好时坏，常常晕得下不了床。那年正月，袁叔在院子正中栽下了一棵梨树。他说，那是为母亲种下的，等梨树开花了，结梨了，母亲的病也就好了。我和妹妹便隔三岔五地给梨树浇水，盼着它开花，结果。但那一年梨树没有开花，只蓬蓬勃勃地发出了许多枝桠。我和妹妹很失望。袁叔说，等明年吧，明年它就能开出满树的花儿来。
袁叔信基督教。当时好像还不太有信教的自由，所以这是秘密，我最初并不知道。后来母亲也信起来了，是袁叔让她坚信万能的主能带走她身上的病魔。他们祈祷时的神情无比虔诚，让我相信在真的会有一个万能的主，在屋顶上微笑着看着这一切。我们都盼着主能像电视里的观音菩萨那样显灵一回。
尽管主最终未能显灵，母亲还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经历了许多从前不曾奢望过的幸福和浪漫。我曾替母亲和袁叔主持过一次西式的婚礼。那是在母亲一次很严重的犯病之后，袁叔扶着她下床四下走动，门外恰有一队迎新队伍热热闹闹地经过。袁叔突然说，我们倒是还未成亲呢。母亲很惊讶，说不是拿了结婚证了吗？袁叔说，那不算，没有仪式呢。现在再结一次，给你冲冲病。于是袁叔叫我过去，给他和母亲主持婚礼。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我照着袁叔给的纸片念下去，依次向袁叔和母亲发问。我问，袁叔，你愿意娶我妈为妻吗？不论贫穷、疾病我问，妈，你愿意嫁给袁叔吗？不论
现在想起那时候袁叔的郑重表情和母亲脸庞的红晕，我意识到，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曾渴望过而又几乎绝望的幸福终于不可扼止地涌来了。尽管她病着，她一天到晚地犯晕，她的幸福还是那样真实而可以触摸。
母亲挨到了第二年春天。梨花真的开了，谈不上繁茂，但小小的一棵树，枝枝桠桠地都开满了，纤尘不染的洁白。那天夜里月光朗朗地照着，我起床撒尿，看见袁叔搀着母亲在梨树旁看梨花。刷刷的尿声很清脆，我边尿边说，晚上看不清，明天白天太阳刚出的时候才好看呢。母亲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说，小孩子不懂，进去睡。
第二天我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我看见红艳艳的太阳照在洁白的花瓣上。但不知为什么，感觉真的没有昨晚在月光下匆匆一瞥的好看。我跑去问袁叔，袁叔竟然坐在床边落泪。母亲走了。梨花开了，可母亲还是走了。
那一年梨树结下了十几个梨，一直是青油油的，到秋后才慢慢变黄。我和妹妹都舍不得吃，我们知道，那是属于母亲的。我们把它摘下来放到母亲坟前。袁叔静静地看着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后他静静地，把我和妹妹带大了。
我一直都觉得袁叔是从天而降的，时间将他带来，给了母亲两年的幸福，帮母亲把我们带大，然后时间又匆匆将他带走。我们没来得及报答他。惟有那棵梨树一直留存下来，活得枝叶繁茂、青春不息。那是母亲的树。那是生命、爱、浪漫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