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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板好色,也许是男人的天性,我没有觉得哪不好。但我有时会告诉他,要色就色得有品位一点,有钱人嘛,别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
他常常出其不意的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昆仑饭店或亮马河酒店吃饭什么的,吃饭的时候,他身边总有几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他太太,他太太还在洛杉矶。我们边谈事,他边和那些女人说荤话,他和女人开玩笑的时候,我就喝酒,有时也和那些女人搭个话,我曾经问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象小姐的女孩的职业,她想了想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听完差点把口中的酒喷出来,如果她说她是歌星,我会觉得理所当然。这种谈工作的方式多了,我也随意了些。谁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保准不会有半点惊讶。
我老板是做投资的,准确的说是做风险投资的,我真正认识这新东西是在我老板身上。做投资和做实业真的差得很多。他总是用一句-----后来变成黄色经典----的话教育我们:想喝奶干嘛就一定要把奶牛牵回家。
有时他会感叹一句:好久没挣钱了。但绝对不会好久没找女人了。因为我总是帮他做一些和女人有关的事。那年年28,马上就过年了,他叫我帮他订去意大利的米兰的机票,两张,另一张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女人的名字;还有米兰和罗马的酒店。准备年初一起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哪个女人的主意。那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别的员工都早早放他们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黑天黑地的打电话。意大利人说英语总是很滑稽,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等基本搞定了,已经快天黑了。老板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在帮他搞点美金,我说我现在去哪弄,银行也关门了,再说中国银行也不是随便就能换美金的,我生气地说是不是叫我晚上去抢银行。他乐了,乐了一会就哄哄我,我只好给朋友们打电话,好不容易有一个专做外贸的朋友可以换给我一万美金。
天真的黑了。送机票的小伙子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他和我一样可怜。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我的家在福建,不知他家在哪里,但我敢肯定他也不是北京人。我又一年没回家过年了。我咬着牙根恨,不是恨我老板,其实我对他一点也不生气,我是恨那个女人,绝对是她无事生非。大过年的,去什么意大利。
我从认识老板那天起就直呼其名,没叫过什么总什么懂的,我不太愿意动不动就王总李总的,叫起来别扭。甚至有种强烈的感觉这是在贬低对方。我叫他名字,他也觉得比叫什么总舒服。我不事故,在老板眼里,我象个读书人,他乐于叫我做事,我也乐于帮这种留过洋的人打工,少了许多逢迎拍马的礼节。
老板很会玩,但做起事来比我们还拼命,我们常常在深圳的公司开会,开到晚上12点。尤其是打收购战的时候,大家象拼着命上战场,绷紧神经往前冲,老板也一样,几千万扔进去怎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老板和我们不同的是,不管多晚,他也要赶回他香港的家,我至今不知道香港有哪个女人等着他。
他一天到晚总是在飞机上,深圳、北京、上海、美国、香港,我觉得这种人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坐在飞机上总觉得不踏实。
911以后,他把太太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了。两个孩子挺可爱,大女儿5岁了,不太会中文,但很快就和我们的司机小田混得可以开玩笑了;小女儿还不到一岁,见到陌生人便怯生生地盯着人看,逗她也不笑。老板太太年纪不算大,34、5的样子,计算机博士。我见到她时,就不住地想,这么有钱的人,居然能读完博士。她到北京时,生着一种穷人生不起的富贵病,回北京一半是为了避难一半是为了看病。
这样,老板应该会收敛一些了,我想。
但没多久,老板太太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老板,说他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说他好像不在北京吧,会不会到深圳去了。她说她给深圳打过电话,也找不到,而老板的手机总是关着。这可怜的女人在美国时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叫我转告老板,如果再不回美国就离婚。
其实从老板经常给他太太的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很爱他太太。可就是做不好一个好丈夫。 没多久,我离开老板这家公司了。因为我和老板总是为了工作吵架,最后吵到我不爱吵了,就离开了。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们俩谁不对,我也没觉得他哪不好。
过了一阵,我原来的秘书打电话来诉苦,说她被老板大骂一顿,还被骂哭了。原因是老板叫她去国贸参加一个房展,在北京团结湖一带(离lane的办公室很近)有栋新盖的楼还剩10几套房子,务必让小秘书带着支票去买下一套来。那天小秘书舍不得打车,坐公交车去的,到了国贸,那几套房子已经卖完了。我说老板在北京已经有这么多房子了,还买来干嘛?小秘书气愤地说,鬼知道是给哪个小姐买的。
这么能干的小女孩,我真没见过她哭的样子。
我老板好色,也许是男人的天性,我没有觉得哪不好。但我有时会告诉他,要色就色得有品位一点,有钱人嘛,别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
他常常出其不意的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昆仑饭店或亮马河酒店吃饭什么的,吃饭的时候,他身边总有几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他太太,他太太还在洛杉矶。我们边谈事,他边和那些女人说荤话,他和女人开玩笑的时候,我就喝酒,有时也和那些女人搭个话,我曾经问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象小姐的女孩的职业,她想了想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听完差点把口中的酒喷出来,如果她说她是歌星,我会觉得理所当然。这种谈工作的方式多了,我也随意了些。谁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保准不会有半点惊讶。
我老板是做投资的,准确的说是做风险投资的,我真正认识这新东西是在我老板身上。做投资和做实业真的差得很多。他总是用一句-----后来变成黄色经典----的话教育我们:想喝奶干嘛就一定要把奶牛牵回家。
有时他会感叹一句:好久没挣钱了。但绝对不会好久没找女人了。因为我总是帮他做一些和女人有关的事。那年年28,马上就过年了,他叫我帮他订去意大利的米兰的机票,两张,另一张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女人的名字;还有米兰和罗马的酒店。准备年初一起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哪个女人的主意。那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别的员工都早早放他们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黑天黑地的打电话。意大利人说英语总是很滑稽,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等基本搞定了,已经快天黑了。老板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在帮他搞点美金,我说我现在去哪弄,银行也关门了,再说中国银行也不是随便就能换美金的,我生气地说是不是叫我晚上去抢银行。他乐了,乐了一会就哄哄我,我只好给朋友们打电话,好不容易有一个专做外贸的朋友可以换给我一万美金。
天真的黑了。送机票的小伙子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他和我一样可怜。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我的家在福建,不知他家在哪里,但我敢肯定他也不是北京人。我又一年没回家过年了。我咬着牙根恨,不是恨我老板,其实我对他一点也不生气,我是恨那个女人,绝对是她无事生非。大过年的,去什么意大利。
我从认识老板那天起就直呼其名,没叫过什么总什么懂的,我不太愿意动不动就王总李总的,叫起来别扭。甚至有种强烈的感觉这是在贬低对方。我叫他名字,他也觉得比叫什么总舒服。我不事故,在老板眼里,我象个读书人,他乐于叫我做事,我也乐于帮这种留过洋的人打工,少了许多逢迎拍马的礼节。
老板很会玩,但做起事来比我们还拼命,我们常常在深圳的公司开会,开到晚上12点。尤其是打收购战的时候,大家象拼着命上战场,绷紧神经往前冲,老板也一样,几千万扔进去怎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老板和我们不同的是,不管多晚,他也要赶回他香港的家,我至今不知道香港有哪个女人等着他。
他一天到晚总是在飞机上,深圳、北京、上海、美国、香港,我觉得这种人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坐在飞机上总觉得不踏实。
911以后,他把太太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了。两个孩子挺可爱,大女儿5岁了,不太会中文,但很快就和我们的司机小田混得可以开玩笑了;小女儿还不到一岁,见到陌生人便怯生生地盯着人看,逗她也不笑。老板太太年纪不算大,34、5的样子,计算机博士。我见到她时,就不住地想,这么有钱的人,居然能读完博士。她到北京时,生着一种穷人生不起的富贵病,回北京一半是为了避难一半是为了看病。
这样,老板应该会收敛一些了,我想。
但没多久,老板太太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老板,说他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说他好像不在北京吧,会不会到深圳去了。她说她给深圳打过电话,也找不到,而老板的手机总是关着。这可怜的女人在美国时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叫我转告老板,如果再不回美国就离婚。
其实从老板经常给他太太的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很爱他太太。可就是做不好一个好丈夫。 没多久,我离开老板这家公司了。因为我和老板总是为了工作吵架,最后吵到我不爱吵了,就离开了。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们俩谁不对,我也没觉得他哪不好。
过了一阵,我原来的秘书打电话来诉苦,说她被老板大骂一顿,还被骂哭了。原因是老板叫她去国贸参加一个房展,在北京团结湖一带(离lane的办公室很近)有栋新盖的楼还剩10几套房子,务必让小秘书带着支票去买下一套来。那天小秘书舍不得打车,坐公交车去的,到了国贸,那几套房子已经卖完了。我说老板在北京已经有这么多房子了,还买来干嘛?小秘书气愤地说,鬼知道是给哪个小姐买的。
这么能干的小女孩,我真没见过她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