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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结婚了，我没有收到请柬，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交往疏离，算不得是朋友，并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也仅是匆忙寒喧了两句，便又匆匆告别，仅此而已。
但在人生最初的那一段岁月里，我们曾经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是第一丝照亮彼此的光线，相互温暖。
我的父亲和她的父母都是从城里下放到小镇郊区的知青，落户在同一个农场里的同一个生产队。在不长的时间里，父辈们从对农耕生活一无所知的城市青年逐渐蜕变成熟稔此道的行家里手。然后，就是我们的相继出生。佳长我一岁，在还未记事的最初几年，因为父母无暇照顾，我们不断地被送往各自在城市里的祖父母和亲戚家，过着四处寄养的生活，等到记事，差不多已到了五、六岁，我们一起进了同一所幼儿园，我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自然格外照顾我们两个。我七岁、佳八岁那年，我们又一起进了同一所职工子弟小学念书。学校里人不多，大多是背景相同的知青子女，独根苗，看过去也几乎是平日里的熟面孔，唯一不同的只是父母所在的生产队不一样，有四队的，五队的，六队的，和稍远一点的八队以及附近农家的孩子。我们同在四队，两家又只有几步之遥，本以为满打满算能成为同桌。没想到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佳长得格外高，几乎超过我大半个头顶，被安排坐在了我的后面，无论我们两个如何闹别扭，做同桌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佳每次上学来总是带很多的零食，苹果，梨，香蕉，泡泡糖之类的，藏在抽屉里，有时在课余，有时就索性在课堂上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地吃，时常引得周围的同学垂涎三尺，自然也包括坐在前一排的我。大家都奇怪她的抽屉里为何总是有那么多吃不完的好东西，就像变戏法一样，似乎永远没有穷尽。她通常只是顾自独享，脸上洋溢幸福骄傲的微笑。极偶尔也有恩泽四方的时候，比如被一群馋虫围观良久实在厌烦，她也会从一大串葡萄上细心地摘下最小的几颗分给最近的那几个两眼放光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慷慨大方，然后陶醉在一片咂吧的响动声和赞美声中。好在凭着我们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多年来同一阵营的良好基础，我享受着特殊的贵宾待遇，这表现在她在吃桔子的时候，会分给我三分之一，会同意我时不时转过身去向她借橡皮或者铅笔的要求。
她是完全有别于我们的公主，有着丰富的零食，品种繁多的文具，还有高人一头的个子，这些都足以使她在我们中间鹤立鸡群。而我，彼时还只是一个矮矮的，喜欢爬树，翻土墙，掏鸟蛋等一切新鲜刺激游戏的假小子，十足的调皮捣蛋鬼。
也许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公主式朋友，也可能是应了一句吃人嘴软，气焰上就短三分的说法，总之，我对佳的话言听即从。她喜欢找我做一切她热衷，我却毫无兴趣的游戏。比如：过家家，看病等等。角色都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并且从未改动，不是她扮演抱着洋娃娃的妈妈，我是被吆来喝去的爸爸，就是她成了救死扶伤的白医天使，我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她总是拿着一个玩具听筒在我的胸前、腰间和别的地方乱摁，我怕痒，她又厉声呵斥我不许乱动。我只好顺从地僵着身子，等着她有板有眼地说出我的病症来，然后被迫做出吃药的姿势灌下一杯一杯的水，撑着圆滚滚的肚子，不择时间的在课堂上举手去厕所，引来一片诧异的目光和笑声。
佳骄傲跋扈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言语使自己孤立于人群中，每个人在没有零食的驱动下都对她避而远之。虽然她的个性和沉默寡言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她忠实的崇拜者，追随者，侍者，打手，以及朋友，我们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复杂关系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一年之后，父亲升了本队的生产队长，又提拔他父亲做了副手。她便更是了不得，那样小的年纪就知权术，人前人后显摆自己，如同皇帝的女儿。我还是一如既往，每天都非得玩得脏兮兮才肯罢手。一次两人玩游戏，不知何故起了争执，我被她犀利的言词骂得不知所措。临末了，她又不忘加一句：“我爸爸是队长”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居然回顶过去：“你爸爸是副的，我爸爸是正的，正的管副的，所以我爸爸比你爸爸官大！”说完，大概也知自己犯了大错，不等她回过神来，逃也似的离开了，任凭她一人怔在那里。
后来的几天里，我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不敢看她，不敢在上课的时候转过身去向她借橡皮，也不敢在下课后找她玩游戏，更不敢主动和她说话。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后来大约是她自己按奈不住，也可能是时过境迁，某一天，她竟主动上来和我说话。对于她的既往不咎，我如同获了赦免的罪臣一般大喜过望。于是我们很快又和好如初。她继续是我的精神领袖，而我又继续做她忠心不二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被笼罩在她耀眼的光环下。
又过了半年，大约是我八岁半的时候，她突然搬家了，不知去了哪里。我只知道突然某一天的早晨，每一个熟悉的地方都不见了她，沮丧和失落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生命中视为最宝贵的东西就突然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并且也许永远都不复相见。
九岁的秋天，我在没有她出现的教室，乡间小路，池塘边又独自成长了一年，便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也搬家了。
新居离旧宅也不过5里来路，却毗邻市镇。居民楼是新建的，孤零零的一幢，伫立在一大片厂区和低矮的平房中央。新家在6楼，据说只有区里中层干部以上的家庭才有资格分到这样的一套住房，在那个年代里，这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九岁的我站在楼下，身边堆满了从老家带来的古老家什，抬头看着眼前这座似乎望不到顶的巨大建筑，充满了陌生的好奇。父母，朋友和叫来的陌生人，忙着上上下下搬东西。然后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三步并两步地从楼上跳着下来。显然没有预料到站在下面的我，腼腆地一笑，然后一语不发地拎起煤饼炉子往楼上搬。随后下来的是母亲：这是住在五楼的佳平，在镇上的小学读三年级，他妈妈是我的同事，以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噢”待我再想看清楚时，他已没了影子。
一切安排停当，我走到阳台上，环顾四周，又望望楼下，正好发现五楼的他朝我这边张望，相视的那一刻，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尴尬地缩回了各自的脑袋。新的生活在那个仲夏的傍晚，就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一个九岁女孩的面前。
过完一个炎热的暑假，开学第一天，我被父亲领着去新的学校报道。穿过长长的林荫路，我走进教室，和迎面而来的人撞了正着，于是本能地连声说对不起，一抬头，几乎是同时的，我和眼前的人发出惊呼：“是你？”原来是佳，在分别了一年之后，我们居然又奇迹般地再一次地重逢，多么奇妙的事。两个人因为突如其来的见面而欣喜若狂，于是免不了一堆长长的叙旧，我们喋喋不休地说了分开后各自的境况，并且还了解到，巧的不仅如此，我们居然还住在同一个社区，只是她家在前一排的平房而已，她和平也早就认识。就这样，我们又戏剧性地重新在一起了。
接下来，一切又恢复到一年以前的样子，我乖乖地跟在她的后面，因为刚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区，她俨然是我的头头，我们又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三个人。
社区不大，却有更多年龄相仿的孩子，空下来的时候，会在蓝球场上一起玩当下时新的游戏“红绿灯”、“传染病”、捉迷藏之类的，佳依然不屑，只是因为我和平在场的缘故，她才会勉为其难地在一旁观战。而我却迅速地融入了大部分由男孩子组成的游戏队伍，在一切危险刺激的游戏中如鱼得水，并且，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友谊。
佳还是一如既往的骄傲，即使是在家境已大不如前的时候，也正因如此，颐气指使和蛮横的性格使愿意与之交往的朋友日渐稀少... -->>
佳结婚了，我没有收到请柬，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交往疏离，算不得是朋友，并且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也仅是匆忙寒喧了两句，便又匆匆告别，仅此而已。
但在人生最初的那一段岁月里，我们曾经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是第一丝照亮彼此的光线，相互温暖。
我的父亲和她的父母都是从城里下放到小镇郊区的知青，落户在同一个农场里的同一个生产队。在不长的时间里，父辈们从对农耕生活一无所知的城市青年逐渐蜕变成熟稔此道的行家里手。然后，就是我们的相继出生。佳长我一岁，在还未记事的最初几年，因为父母无暇照顾，我们不断地被送往各自在城市里的祖父母和亲戚家，过着四处寄养的生活，等到记事，差不多已到了五、六岁，我们一起进了同一所幼儿园，我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自然格外照顾我们两个。我七岁、佳八岁那年，我们又一起进了同一所职工子弟小学念书。学校里人不多，大多是背景相同的知青子女，独根苗，看过去也几乎是平日里的熟面孔，唯一不同的只是父母所在的生产队不一样，有四队的，五队的，六队的，和稍远一点的八队以及附近农家的孩子。我们同在四队，两家又只有几步之遥，本以为满打满算能成为同桌。没想到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佳长得格外高，几乎超过我大半个头顶，被安排坐在了我的后面，无论我们两个如何闹别扭，做同桌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佳每次上学来总是带很多的零食，苹果，梨，香蕉，泡泡糖之类的，藏在抽屉里，有时在课余，有时就索性在课堂上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地吃，时常引得周围的同学垂涎三尺，自然也包括坐在前一排的我。大家都奇怪她的抽屉里为何总是有那么多吃不完的好东西，就像变戏法一样，似乎永远没有穷尽。她通常只是顾自独享，脸上洋溢幸福骄傲的微笑。极偶尔也有恩泽四方的时候，比如被一群馋虫围观良久实在厌烦，她也会从一大串葡萄上细心地摘下最小的几颗分给最近的那几个两眼放光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慷慨大方，然后陶醉在一片咂吧的响动声和赞美声中。好在凭着我们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多年来同一阵营的良好基础，我享受着特殊的贵宾待遇，这表现在她在吃桔子的时候，会分给我三分之一，会同意我时不时转过身去向她借橡皮或者铅笔的要求。
她是完全有别于我们的公主，有着丰富的零食，品种繁多的文具，还有高人一头的个子，这些都足以使她在我们中间鹤立鸡群。而我，彼时还只是一个矮矮的，喜欢爬树，翻土墙，掏鸟蛋等一切新鲜刺激游戏的假小子，十足的调皮捣蛋鬼。
也许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公主式朋友，也可能是应了一句吃人嘴软，气焰上就短三分的说法，总之，我对佳的话言听即从。她喜欢找我做一切她热衷，我却毫无兴趣的游戏。比如：过家家，看病等等。角色都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并且从未改动，不是她扮演抱着洋娃娃的妈妈，我是被吆来喝去的爸爸，就是她成了救死扶伤的白医天使，我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她总是拿着一个玩具听筒在我的胸前、腰间和别的地方乱摁，我怕痒，她又厉声呵斥我不许乱动。我只好顺从地僵着身子，等着她有板有眼地说出我的病症来，然后被迫做出吃药的姿势灌下一杯一杯的水，撑着圆滚滚的肚子，不择时间的在课堂上举手去厕所，引来一片诧异的目光和笑声。
佳骄傲跋扈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言语使自己孤立于人群中，每个人在没有零食的驱动下都对她避而远之。虽然她的个性和沉默寡言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她忠实的崇拜者，追随者，侍者，打手，以及朋友，我们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复杂关系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一年之后，父亲升了本队的生产队长，又提拔他父亲做了副手。她便更是了不得，那样小的年纪就知权术，人前人后显摆自己，如同皇帝的女儿。我还是一如既往，每天都非得玩得脏兮兮才肯罢手。一次两人玩游戏，不知何故起了争执，我被她犀利的言词骂得不知所措。临末了，她又不忘加一句：“我爸爸是队长”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居然回顶过去：“你爸爸是副的，我爸爸是正的，正的管副的，所以我爸爸比你爸爸官大！”说完，大概也知自己犯了大错，不等她回过神来，逃也似的离开了，任凭她一人怔在那里。
后来的几天里，我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不敢看她，不敢在上课的时候转过身去向她借橡皮，也不敢在下课后找她玩游戏，更不敢主动和她说话。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后来大约是她自己按奈不住，也可能是时过境迁，某一天，她竟主动上来和我说话。对于她的既往不咎，我如同获了赦免的罪臣一般大喜过望。于是我们很快又和好如初。她继续是我的精神领袖，而我又继续做她忠心不二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被笼罩在她耀眼的光环下。
又过了半年，大约是我八岁半的时候，她突然搬家了，不知去了哪里。我只知道突然某一天的早晨，每一个熟悉的地方都不见了她，沮丧和失落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生命中视为最宝贵的东西就突然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并且也许永远都不复相见。
九岁的秋天，我在没有她出现的教室，乡间小路，池塘边又独自成长了一年，便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也搬家了。
新居离旧宅也不过5里来路，却毗邻市镇。居民楼是新建的，孤零零的一幢，伫立在一大片厂区和低矮的平房中央。新家在6楼，据说只有区里中层干部以上的家庭才有资格分到这样的一套住房，在那个年代里，这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九岁的我站在楼下，身边堆满了从老家带来的古老家什，抬头看着眼前这座似乎望不到顶的巨大建筑，充满了陌生的好奇。父母，朋友和叫来的陌生人，忙着上上下下搬东西。然后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三步并两步地从楼上跳着下来。显然没有预料到站在下面的我，腼腆地一笑，然后一语不发地拎起煤饼炉子往楼上搬。随后下来的是母亲：这是住在五楼的佳平，在镇上的小学读三年级，他妈妈是我的同事，以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噢”待我再想看清楚时，他已没了影子。
一切安排停当，我走到阳台上，环顾四周，又望望楼下，正好发现五楼的他朝我这边张望，相视的那一刻，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尴尬地缩回了各自的脑袋。新的生活在那个仲夏的傍晚，就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一个九岁女孩的面前。
过完一个炎热的暑假，开学第一天，我被父亲领着去新的学校报道。穿过长长的林荫路，我走进教室，和迎面而来的人撞了正着，于是本能地连声说对不起，一抬头，几乎是同时的，我和眼前的人发出惊呼：“是你？”原来是佳，在分别了一年之后，我们居然又奇迹般地再一次地重逢，多么奇妙的事。两个人因为突如其来的见面而欣喜若狂，于是免不了一堆长长的叙旧，我们喋喋不休地说了分开后各自的境况，并且还了解到，巧的不仅如此，我们居然还住在同一个社区，只是她家在前一排的平房而已，她和平也早就认识。就这样，我们又戏剧性地重新在一起了。
接下来，一切又恢复到一年以前的样子，我乖乖地跟在她的后面，因为刚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区，她俨然是我的头头，我们又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三个人。
社区不大，却有更多年龄相仿的孩子，空下来的时候，会在蓝球场上一起玩当下时新的游戏“红绿灯”、“传染病”、捉迷藏之类的，佳依然不屑，只是因为我和平在场的缘故，她才会勉为其难地在一旁观战。而我却迅速地融入了大部分由男孩子组成的游戏队伍，在一切危险刺激的游戏中如鱼得水，并且，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友谊。
佳还是一如既往的骄傲，即使是在家境已大不如前的时候，也正因如此，颐气指使和蛮横的性格使愿意与之交往的朋友日渐稀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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