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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林接过了潘可为递过来的信，微笑道：“看了就看了呗，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野川的关系你也知道，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李青林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有意说给潘可为听的。
野川是日本特务，自己以“小林俊二”的身份和他交往，这虽然是经过了潘可为的同意，但是自己和他的任何接触包括这种信件最好要让潘可为知道实情，不然，一个通敌的嫌疑马上就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李青林可以在战场上战死，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受冤枉而被自己这一方怀疑。
打开信封，展开信纸，李青林细细地读了起来。潘可为带来的这封信其实只能算是野川的一封便函，说的也就是生意上的事，而这个生意竟然也和孙殿英部队的到来有关。
军委会给孙殿英新五军的番号，粮饷给养也是按照一个乙种军的员额下发，但是目前孙殿英的部队急剧扩编，孙殿英新五军的粮饷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孙殿英年轻时走私贩毒什么都干过，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炸开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墓，公然盗走了里面的殉葬品。现在他的部队粮饷不足，他的眼睛再一次注视到毒品身上，那就是开始贩卖鸦片。
自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将鸦片输入到中国，鸦片之毒危害中国国民已经不是一日两日。尽管国民政府和日伪都严令禁止种植贩卖鸦片，但是那都是官样文章，目前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两边都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为了一国之私、一己之利，为达到对中国经济上的掠夺、对老百姓精神和身体上的毒害，他们利用特务机关控制了一些所谓的商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鸦片交易。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商人就大量进入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输出一些商品，但是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军国主义份子的欲望，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大肆开设ji院和烟馆，从中获取大量利润。
除了日伪特务机关早期控制的各种商社、株式会社贩卖鸦片，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日伪所控制的所谓华中宏济善堂。宏济善堂表面上的老板是世家子弟盛三公子盛文颐，而实际控制他们的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其领导人为日本大特务里见甫。
里见甫，日本福冈人，一九三一年成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他凭借伪满通讯机关“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身份伪装自己，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宣传和瓦解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满足日本军方对巨额军费的要求，里见甫同日本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很特别的特务机关——里见机关。里见机关成立之后立刻就控制了所谓的华中宏济善堂，以专门从事罪恶的对华鸦片交易。
宏济善堂成立之后并没有招牌，但是它在日伪的占领区横行无阻。因为有了里见机关这个特别势力在背后撑腰，运送鸦片的木箱只要是贴上了“宏济善堂”的封条，沿途的日伪军、警、宪、特等人连碰都不敢碰它。
包括宏济善堂在内，大大小小日本人控制的公司、商社、株式会社在日伪占领区广设烟馆，成立所谓“土行”，采用包运、包卖、包辑、包戒的手段，垄断了沦陷区绝大部分鸦片生意。日本特务机关对于日本人吸食鸦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对于中国人吸食鸦片，采取的是鼓励并提供方便，因此这些贩卖鸦片的特务机关财源广进，直接为日伪提供了大量的战争钱财。
在烟土行业中，各种烟土也有质量和价格上的区别。来自云南的云土被公认为是上等货，来自四川的川土次之，其他地区产的烟土最次。
在此时的中原地区，因为战争的影响，云土和川土两种烟土已经很少在市面上见到，那些瘾君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吸食来自东北和热河的红土。但是这种红土因为品质劣、毒素重，吸食的瘾君子们一般都不喜欢，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们经过提炼，制成白面和红*丸提供给贫苦阶层吸食。
战争已经使从云南和四川大量贩运烟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沦陷区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只有红土提供，并且有时候还货源紧缺。孙殿英的部队到达林县以后，马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武装从西北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大肆贩卖烟土。
这些地区出产的烟土虽然品质不算好，但是比红土还是高出一个档次，并且在价格上和红土不相上下，因此孙殿英部队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这不仅给自己的部队筹措了大量的军费，还给豫北地区日伪的鸦片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作为日本特务，野川自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这次他亲自来信要求亚细亚商社做鸦片贩卖生意，一方面是由于日军方面的战略需要，他要利用亚细亚商行的生意来抑制孙殿英的生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这种利润巨大的生意也会给他这个股东带来大量的钱财。
看完了这封信，李青林笑道：“看来不想做这个生意都不行了，潘大哥，咱们马上都是鸦片贩子了，这可是违反国民政府条例的呀。我一个国军军官要是做了大烟贩子，这如果被上峰知道了，我可是要被杀头的。”
潘可为撇撇嘴，道：“国民政府出台的条例多着呢，可哪一条被不折不扣执行过？就说咱们军统吧，戴老板在国统区的各地都有检查站，哪一天不是放行了各种违禁物资？”
“潘大哥，这种生意你们有经验，我看还是由你来做吧，我们只拿利润就行了。”李青林实在不愿意摊上毒贩子这个名头，于是将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潘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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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林接过了潘可为递过来的信，微笑道：“看了就看了呗，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野川的关系你也知道，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李青林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有意说给潘可为听的。
野川是日本特务，自己以“小林俊二”的身份和他交往，这虽然是经过了潘可为的同意，但是自己和他的任何接触包括这种信件最好要让潘可为知道实情，不然，一个通敌的嫌疑马上就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李青林可以在战场上战死，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受冤枉而被自己这一方怀疑。
打开信封，展开信纸，李青林细细地读了起来。潘可为带来的这封信其实只能算是野川的一封便函，说的也就是生意上的事，而这个生意竟然也和孙殿英部队的到来有关。
军委会给孙殿英新五军的番号，粮饷给养也是按照一个乙种军的员额下发，但是目前孙殿英的部队急剧扩编，孙殿英新五军的粮饷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孙殿英年轻时走私贩毒什么都干过，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炸开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墓，公然盗走了里面的殉葬品。现在他的部队粮饷不足，他的眼睛再一次注视到毒品身上，那就是开始贩卖鸦片。
自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将鸦片输入到中国，鸦片之毒危害中国国民已经不是一日两日。尽管国民政府和日伪都严令禁止种植贩卖鸦片，但是那都是官样文章，目前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两边都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为了一国之私、一己之利，为达到对中国经济上的掠夺、对老百姓精神和身体上的毒害，他们利用特务机关控制了一些所谓的商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鸦片交易。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商人就大量进入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输出一些商品，但是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军国主义份子的欲望，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大肆开设ji院和烟馆，从中获取大量利润。
除了日伪特务机关早期控制的各种商社、株式会社贩卖鸦片，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日伪所控制的所谓华中宏济善堂。宏济善堂表面上的老板是世家子弟盛三公子盛文颐，而实际控制他们的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其领导人为日本大特务里见甫。
里见甫，日本福冈人，一九三一年成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他凭借伪满通讯机关“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身份伪装自己，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宣传和瓦解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满足日本军方对巨额军费的要求，里见甫同日本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很特别的特务机关——里见机关。里见机关成立之后立刻就控制了所谓的华中宏济善堂，以专门从事罪恶的对华鸦片交易。
宏济善堂成立之后并没有招牌，但是它在日伪的占领区横行无阻。因为有了里见机关这个特别势力在背后撑腰，运送鸦片的木箱只要是贴上了“宏济善堂”的封条，沿途的日伪军、警、宪、特等人连碰都不敢碰它。
包括宏济善堂在内，大大小小日本人控制的公司、商社、株式会社在日伪占领区广设烟馆，成立所谓“土行”，采用包运、包卖、包辑、包戒的手段，垄断了沦陷区绝大部分鸦片生意。日本特务机关对于日本人吸食鸦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对于中国人吸食鸦片，采取的是鼓励并提供方便，因此这些贩卖鸦片的特务机关财源广进，直接为日伪提供了大量的战争钱财。
在烟土行业中，各种烟土也有质量和价格上的区别。来自云南的云土被公认为是上等货，来自四川的川土次之，其他地区产的烟土最次。
在此时的中原地区，因为战争的影响，云土和川土两种烟土已经很少在市面上见到，那些瘾君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吸食来自东北和热河的红土。但是这种红土因为品质劣、毒素重，吸食的瘾君子们一般都不喜欢，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们经过提炼，制成白面和红*丸提供给贫苦阶层吸食。
战争已经使从云南和四川大量贩运烟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沦陷区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只有红土提供，并且有时候还货源紧缺。孙殿英的部队到达林县以后，马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武装从西北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大肆贩卖烟土。
这些地区出产的烟土虽然品质不算好，但是比红土还是高出一个档次，并且在价格上和红土不相上下，因此孙殿英部队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这不仅给自己的部队筹措了大量的军费，还给豫北地区日伪的鸦片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作为日本特务，野川自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这次他亲自来信要求亚细亚商社做鸦片贩卖生意，一方面是由于日军方面的战略需要，他要利用亚细亚商行的生意来抑制孙殿英的生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这种利润巨大的生意也会给他这个股东带来大量的钱财。
看完了这封信，李青林笑道：“看来不想做这个生意都不行了，潘大哥，咱们马上都是鸦片贩子了，这可是违反国民政府条例的呀。我一个国军军官要是做了大烟贩子，这如果被上峰知道了，我可是要被杀头的。”
潘可为撇撇嘴，道：“国民政府出台的条例多着呢，可哪一条被不折不扣执行过？就说咱们军统吧，戴老板在国统区的各地都有检查站，哪一天不是放行了各种违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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