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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一、战备形势紧迫、建设正急正快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5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1965年4月，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劝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三线建设，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特殊时期”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特殊时期”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三线建设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主席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
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所以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西部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和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生产、生活问题较多，造成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第3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一、战备形势紧迫、建设正急正快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5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1965年4月，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劝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三线建设，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特殊时期”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特殊时期”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三线建设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主席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
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所以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西部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和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生产、生活问题较多，造成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第3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