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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当地，即为一例。<span class="mark" title="“（苻）坚闻（吕）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参见《晋书·吕光载记》。">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被从阿姆河以南而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统治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不仅使得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自由，这在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久已被消弭掉。中亚所保留的自由，在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构成了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如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以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等。
中亚的商人群体要依赖游牧帝国或轴心文明帝国的保护，但这些商人在古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大有能量。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先是依赖于大唐，后又依赖于回鹘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自己的保护者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在回鹘帝国时期，粟特人成为其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回鹘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回鹘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68页。"> 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系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萨尔特人很可能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span class="mark" title="［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中亚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这个地区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我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
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财富总量很小。因此，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有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会建立起轴心帝国，形成集权秩序的强大政治力量，反过来对文明本身的发展逻辑构成压制，使得文明的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了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span class="mark" title="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先后流行过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唯独儒学未曾流行，虽然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曾经努力过，甚至在当地开科取士，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回想到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儒学的地理依赖性，此为又一例证。"> 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因此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佛教的更多可能性呈现了出来。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东亚地区，对东亚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再如，3世纪诞生于伊朗高原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命运多舛，无法摆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忽而被捧杀忽而被打杀，始终不得其正。摩尼教逐渐传播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在6世纪后期，中亚摩尼教宣布与巴格达的总教会脱离关系，独立出去，号称电那勿派<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这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才有可能。嗣后的摩尼教反倒在东方获得了更大的世界，甚至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当然，这又与政治形成了勾连，但我们还是在中亚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出现。
最具象征性的是伊斯兰教。它在8世纪开始传播于中亚，到10世纪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巴托尔德的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伊斯兰经文学院，不是出现在作为伊斯兰教大本营的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span class="mark" title="［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61页。"> 除了这里在佛教时期便有着经文学院的传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远离伊斯兰教的中心，不受哈里发的控制。哈里发的统治正当性完全系于对《古兰经》的解释，因此他不会容许其解释权外落于他人之手，有可能形成独立解经力量的经文学院便会受到压制，只有官方学院才能成立。此例证再一次表明，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伊斯兰教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自由发展，结合于此地流传已久的古希腊哲学，孕育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对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1000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触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span class="mark" title="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
虑及于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前面曾经提到，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史刚好反过来。这一系列历史都是鲜活的脚注。<span class="mark" title="因为中亚绿洲社会的这种贸易和文化特征，巴扎（市场）体系和寺院体系（在今天便是其清真寺体系）构成其运转的轴心；对这两个体系的研究是理解绿洲社会秩序逻辑的基础。感谢黄达远先生在这方面对笔者的提示，这也会构成笔者未来的研究内容之一。">
更有趣的是，作为“自由通道”地区，中亚需要外部的轴心文明帝国帮其提供稳定的秩序；但外来的统治，只有在其不表现为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中亚对于轴心世界的价值才最大地体现出来。其功利性的价值体现在中亚作为贸易通道的高效率上。贸易的高效率依赖于自由的环境，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一方面中亚有了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才能存续；一旦它被直接统治，自由不再，则其贸易的效率受损，而轴心帝国还得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吃力的统治，所有的价值都变成负数了。就非功利性的价值而言，“自由通道”地区可以呈现出轴心文明的更多的可能性，这可以反过来构成对于轴心地区的文明启示。
在这一点上，中亚与东南亚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两个地方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破碎性，注定要担当起“自由通道”的历史命运，多种轴心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乃至变化，却可以构成该文明之母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某种启示。
割据当地，即为一例。<span class="mark" title="“（苻）坚闻（吕）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参见《晋书·吕光载记》。">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被从阿姆河以南而来的轴心文明帝国进行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统治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不仅使得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自由，这在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久已被消弭掉。中亚所保留的自由，在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构成了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源初自由。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如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以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等。
中亚的商人群体要依赖游牧帝国或轴心文明帝国的保护，但这些商人在古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大有能量。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先是依赖于大唐，后又依赖于回鹘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自己的保护者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在回鹘帝国时期，粟特人成为其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回鹘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回鹘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68页。"> 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系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萨尔特人很可能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span class="mark" title="［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
中亚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这个地区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我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讲，中亚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
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财富总量很小。因此，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有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会建立起轴心帝国，形成集权秩序的强大政治力量，反过来对文明本身的发展逻辑构成压制，使得文明的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了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span class="mark" title="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先后流行过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唯独儒学未曾流行，虽然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曾经努力过，甚至在当地开科取士，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回想到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儒学的地理依赖性，此为又一例证。"> 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因此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佛教的更多可能性呈现了出来。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东亚地区，对东亚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再如，3世纪诞生于伊朗高原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命运多舛，无法摆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忽而被捧杀忽而被打杀，始终不得其正。摩尼教逐渐传播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在6世纪后期，中亚摩尼教宣布与巴格达的总教会脱离关系，独立出去，号称电那勿派<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这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才有可能。嗣后的摩尼教反倒在东方获得了更大的世界，甚至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当然，这又与政治形成了勾连，但我们还是在中亚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出现。
最具象征性的是伊斯兰教。它在8世纪开始传播于中亚，到10世纪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巴托尔德的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伊斯兰经文学院，不是出现在作为伊斯兰教大本营的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span class="mark" title="［苏］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61页。"> 除了这里在佛教时期便有着经文学院的传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远离伊斯兰教的中心，不受哈里发的控制。哈里发的统治正当性完全系于对《古兰经》的解释，因此他不会容许其解释权外落于他人之手，有可能形成独立解经力量的经文学院便会受到压制，只有官方学院才能成立。此例证再一次表明，只有在中亚这种注定自由的地方，伊斯兰教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自由发展，结合于此地流传已久的古希腊哲学，孕育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对阿奎那等经院神学家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1000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触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span class="mark" title="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
虑及于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陷于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前面曾经提到，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史刚好反过来。这一系列历史都是鲜活的脚注。<span class="mark" title="因为中亚绿洲社会的这种贸易和文化特征，巴扎（市场）体系和寺院体系（在今天便是其清真寺体系）构成其运转的轴心；对这两个体系的研究是理解绿洲社会秩序逻辑的基础。感谢黄达远先生在这方面对笔者的提示，这也会构成笔者未来的研究内容之一。">
更有趣的是，作为“自由通道”地区，中亚需要外部的轴心文明帝国帮其提供稳定的秩序；但外来的统治，只有在其不表现为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的时候，中亚对于轴心世界的价值才最大地体现出来。其功利性的价值体现在中亚作为贸易通道的高效率上。贸易的高效率依赖于自由的环境，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一方面中亚有了秩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才能存续；一旦它被直接统治，自由不再，则其贸易的效率受损，而轴心帝国还得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吃力的统治，所有的价值都变成负数了。就非功利性的价值而言，“自由通道”地区可以呈现出轴心文明的更多的可能性，这可以反过来构成对于轴心地区的文明启示。
在这一点上，中亚与东南亚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两个地方都有着天然的地理破碎性，注定要担当起“自由通道”的历史命运，多种轴心文明在此处的延伸与碰撞乃至变化，却可以构成该文明之母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