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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悲哀的是，庐隐的母亲因女儿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许是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到后来庐隐闹退婚，她也没说啥。如今女儿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老太太备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母亲去世，庐隐狠狠哭了一场，几个哥哥却很难原谅她，与她的关系一度僵硬。
庐隐在福建夫家难以待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回家都没时间，无法陪伴庐隐。
庐隐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日被琐事缠绕，女儿出世后，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爱情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庐隐喜欢在小说中表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后的多篇小说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叹婚姻带来的失望情绪。
《前尘》中的女性主人公结婚三天后就开始不满足，伤心流泪中“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胜利以后》更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否定结婚的意义：“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实的支配……”一步选错，步步都错。更大的不幸随即降临了，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满是幽怨。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
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悲哀的是，庐隐的母亲因女儿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许是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到后来庐隐闹退婚，她也没说啥。如今女儿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老太太备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母亲去世，庐隐狠狠哭了一场，几个哥哥却很难原谅她，与她的关系一度僵硬。
庐隐在福建夫家难以待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回家都没时间，无法陪伴庐隐。
庐隐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日被琐事缠绕，女儿出世后，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爱情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庐隐喜欢在小说中表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后的多篇小说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叹婚姻带来的失望情绪。
《前尘》中的女性主人公结婚三天后就开始不满足，伤心流泪中“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胜利以后》更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否定结婚的意义：“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实的支配……”一步选错，步步都错。更大的不幸随即降临了，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满是幽怨。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